司徒美堂

筹饷总会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世界各地的华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旧金山华侨发起了“一碗饭运动”，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华侨发起了“卖花捐”，新西兰华侨每人每周将收入的十分之一捐出来支援抗战。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各地还纷纷成立救国组织和捐款机构。1943年9月，邝炳舜等人组织召开了“全美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机关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救国组织达36个，这次大会被称为是“集全美华侨于一堂，步调之一致，意志之集中，与范围之广泛，洵为美国华侨百年来破天荒之义举，空前之大团结与大合作。”除了集体捐款，各地侨领也率先垂范，带头义捐。美国致公堂领袖阮本万捐款30万美元，芝加哥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委员长梅友卓捐款10万美元，旧金山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主席邝炳舜 1938 年一次就捐出 10 万美元劳军费……

在组织筹饷机构和带头捐款方面，司徒美堂都堪称楷模。早在1932年3月，他就和致公堂同仁在旧金山成立了“美洲华侨抗日救国会后援总会”，在当年 11 月的全体职员大会上将 10 万元巨款汇给上海广肇公所，请其转交朱庆澜将军，作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军费。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更是意识到祖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海外华侨应该团结起来奋发救国，而救国最好的方式就是从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1939年10月13日，司徒美堂联合54个华侨团体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并出任常务委员。他跟洪门的另一领袖阮本万一起，“本着国民救国之职，在美奔走，呼吁捐输，呼吁国内民主团结”。为了集中精力发动华侨募捐，他毅然辞去所有公私职务，专职负责筹饷总会的工作达五年之久。五年间，他每天上午十点开始工作，经常忙到深夜十二点，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而且往来奔走于美国、加拿大、古巴、巴西、秘鲁等国之间，宣传抗日，号召募捐，完全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他的发动下，美洲华侨踊跃为抗日战争捐款捐物，认购美国政府发行的战时公债，形成了一股热潮。他曾回忆说:“当时募捐的名目有如下各种:额捐(每人每月额捐15美元)、飞机捐、散捐、餐馆的自由捐、公债票。抗战期间，纽约每个华侨平均额捐了670 美元到 1000 美元，另外公债和杂捐不在内。额捐款项在1400万美元上下。五年间，筹饷总会共筹募款项 5400 多万美元，全部捐给了国内抗战。据统计，当时美洲华侨约有20万人，在1931 年至 1945 年间，共成立捐献机构95个，为抗战捐款6900万美元，认购战时公债4.8亿美元，捐献飞机30余架，车辆数百台，这主要是司徒美堂领导的筹饷总会的功劳。

除了筹饷外，司徒美堂还领导筹饷总会开展国际援华宣传工作。该会规定，每周对外宣传一次，邀请对中国问题有专门研究的专家学者做一次演讲，或者派出职员向国际友人通告中国抗战的进展。到1941 年夏，筹饷总会共组织对外宣传活动180余次，听众达10余万人。这些活动和募捐互为补充，极大地支援了国内抗战。司徒美堂全身心投入抗日救国活动的精神，得到了《华商报》社论的高度评价:“‘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司徒美堂)即为主张抗日最坚决的一人。”

在司徒美堂等侨领的感召下，华侨中收入微薄的工人、教师、店员等，也纷纷节衣缩食，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宗旨，倾其所有捐出爱心。台山一位姓叶的女华侨，典当了全部首饰，把多年积蓄连同典当所得亲自送到抗日救国会。另一位年逾古稀的伍姓台山老华侨，重新回到洗衣馆工作，每月领了工资全部捐给祖国。除了捐款，广大华侨还为祖国捐献了大批战时物资。1938 年，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捐赠了1辆吉普车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4辆救护车供前线医院使用，还将一大批药品交给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由宋庆龄转交给八路军和新四军。1940年1月19日,《新华日报》报道了司徒美堂等号召十万美洲洪门人士完成500万元“飞机捐”的事迹。据统计，全面抗战前三年，美洲华侨捐献的物资折合国币达250万元。

司徒美堂既是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者，又是毁家纾难的带头人，为了祖国的抗战，他几乎献出了自己所有的财物。虽然他并非富商巨贾，但根据《美国华侨年鉴》的记载，他是美国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个华侨之一。他领导的安良堂，是纽约华侨社团中捐输最多的一个。

爱国旗帜

抗战中的广州是国民政府与海外联络的要地，还是中国赖以接受英美等国对华抗战物资援助的输入口岸，所以成为日军的重点控制区。抗战前期，随着华北、华中沿海口岸的沦陷，广州作为抗战物资转运中心的作用更加突出。1938年8月31日，日军派出6架飞机从上川岛和下川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在白云机场上空投下大量炸弹，企图破坏国民政府空军基地。消息传到美国，广东侨胞们听到家乡遭到轰炸的消息，群情激愤。司徒美堂立即联络纽约各侨团，组织游行示威，抗议日军侵华罪行。随后，全美援华委员会在美国各地40多座城市同时发起了示威游行。早在7月17日，司徒美堂就曾带领示威侨众直接到日本驻纽约领事馆前抗议，并和华侨代表一道将抗议书交到领事馆。纽约进步侨团华侨衣馆联合会召开抗日宣传大会，邀请他参加，他欣然应允，拄着拐杖登上五楼的会场参加会议。在司徒美堂为首的纽约华侨的影响下，全美再次掀起抗日救国的热潮。

洪门致公堂在美洲华侨中枝繁叶茂，但长期以来，美洲洪门堂号林立、互不团结。值此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为了“统一内部之指挥，齐一战时之步骤，增加一切力量并以此力量与我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兄弟姐妹同一集合”，作为致公堂元老的司徒美堂以“一心抗战、团结爱国”为旗帜，于1939 年号召全美洲洪门致公堂所属十余国223 处机关齐集墨西哥城，成立“全美洲洪门总干部”，司徒美堂任监督，吕超然为部长，将10万洪门兄弟团结起来共同支援国内抗战。

在10月11日的成立大会上，司徒美堂发布了倡议书:

我旅美侨胞，过去尝有见仁见智之殊，而自抗战以来，亦能感于兄弟阅墙外御其侮之箴言，输财出力，精诚团结。此种为民族为国家之正气，愿我同侨永葆勿坠。抑更有当为我洪门兄弟告者，我洪门之共同目的，原在为民族求独立，为国家争生存。在昔赞助孙总理戮力革命，缔造民国，劳绩昭著，在人耳目。深望我洪门兄弟，念以往之荣光，思当前之天职，一德一心，共赴国难。

在倡议书中，他充分肯定了美洲华侨过去的功绩，对侨胞的未来充满希望，并把这种功绩和希望提高到民族独立和国家生存的高度上，激发华侨团结抗战的热情。从这个角度来讲，司徒美堂作为令人景仰的著名侨领可谓实至名归。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的成立，结束了美洲洪门长期内斗的历史，开启了华侨大团结的新局面，是美洲华侨民族意识大大提高的重要标志。在美洲洪门团结爱国形象的感召下，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的洪门也纷纷响应，他们决定消除隔膜，团结合作，为祖国抗日而战斗!

美洲华侨为祖国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与司徒美堂的带动和领导有密切关系。他领导的安良堂是纽约华侨社团中为国捐款最多的一个，他本人也是纽约华侨中为祖国捐款最多的人之一。司徒美堂及其领导的“筹饷总会”还与宋庆龄在香港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进行秘密联系，将美洲华侨的部分捐款用来资助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因此，重庆《新华日报》这样评价司徒美堂:“抗战以来，他领导旅美侨胞作热烈捐献活动，成绩斐然。”

司徒美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签到

皖南事变

在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美国之前，1月6日，司徒美堂就曾从国共两党对新四军驻防问题的分歧上预感到，祖国将有爆发内战的危险。据唐闻生回忆，抗战期间，她父亲唐明照担任《美洲华侨日报》第一任社长，和司徒美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他的邀请下加入了致公堂。据我父亲回忆说，“皖南事变”以后，他代表《美洲华侨日报》，和致公堂办的《纽约公报》的总编辑吕超然先生，以及在旧金山办的《世界日报》的总编辑李大明先生一起，又联合了致公堂在美洲的其他报纸，包括加拿大的《大汉公报》和古巴的《开明公报》，一共十家报纸，共同发表了《十报宣言》。《十报宣言》提出：“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反对破坏抗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战，奋斗到底，直到最后的胜利。”

关于美洲华侨华人联合发表《十报宣言》的具体时间，这里要作一点说明。据唐明照的说法，宣言发表于1941年“皖南事变”后;但据司徒美堂的秘书司徒丙鹤回忆，宣言发表于1945年抗战胜利前。查阅加拿大《大汉公报》1945年2月10日刊登的《美洲华侨报界对国事主张》，发现其主张的内容和落款的十家华文报纸皆与《十报宣言》一致。而且《十报宣言》以“国民党蒋介石先生，共产党毛泽东先生，民主政团同盟张澜先生，左舜生先生，张君劢先生，章伯钧先生，沈钧儒先生，梁漱溟先生，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先生，暨海内外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公鉴”开篇，说明美洲洪门致公堂认识到国内主要有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包括民主政团同盟、保卫中国同盟在内的第三方面，这也符合抗战后期的国内政局。结合以上因素，可以认定美洲《十报宣言》的发表时间是抗战胜利前夕，即1945 年。

1月8日，司徒美堂和阮本万、吕超然三人以驻纽约全美洪门总干事的身份，代表全美十万洪门同胞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呼吁国共两党消除摩擦，以民族大义为重，“相忍为国，团结抗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表达了海外侨胞希望两党团结抗日的心声，其拳拳爱国之心，殷殷劝谏之意令人动容。在他看来，国内应该取消党治，团结各党各派共组抗战政府；而且不管是什么党派，谁能团结抗战，以民族利益为重，就拥护谁。这是他崇高的民族国家观念，其目光的远大与爱国的忠诚，足令反动分裂势力汗颜。

毛泽东对这份函电十分重视，于3月14日复电表明态度：

“奉读一月八日代电，关心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日始有胜利可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唯对于亲日派及反共派危害抗战之滔天罪行，不得不谋所以制裁之道，业向当局政府提出时局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尚祈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以期迅速见之实行，团结幸甚，抗战幸甚。”

回电具体说明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商量时局善后的办法，并肯定了洪门致公堂的爱国之心，希望司徒美堂以其在华侨中的威望为事变的公正解决做出努力。

蒋介石在收到司徒美堂的电报后，也想争取美洲致公堂的支持，于是便邀请他以华侨参政员的名义回国参加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在接到蒋介石的复电后，司徒美堂考虑到：如果参加国民参政会，可以敦促国共两党合作；另一方面，可以接通侨汇，解救苦难中的侨眷；而且还能顺道联络南洋、香港及国内的洪门兄弟共同抗战，可谓一举数得。于是，这位75岁的老人于1941年10月11日再次踏上回国的邮轮——这是他一生中第四次回国，距离上一次已经有九年之久。

来到重庆

1942年初，历经艰险的司徒美堂终于到达桂林，李济深特地为他接风洗尘。稍事休息后，司徒父子俩于3月9日从桂林乘飞机来到山城重庆。

司徒美堂到渝的消息轰动了山城，驻渝各报记者争相采访，《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纷纷报道。3月10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欢迎司徒美堂先生》，短评这样评价他的到来:“旅美侨胞领袖司徒美堂先生，以七十高龄，远涉重洋，冒险返国，复经香港之变，旅途劳瘁可知。昨日由港脱险抵渝，我们诚不胜其欢迎之情。”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对司徒美堂的到来非常重视。中共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前往探望；蒋介石为了拉拢司徒美堂，使美洲华侨的力量为己所用，也亲自宴请他。另外，国内洪门人士陈其尤、黄鼎臣，各民主党派人士陶行知、徐宗汉和爱国抗日将领冯玉祥等人也纷纷登门拜访。

司徒美堂到重庆的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来到中央饭店拜访，这是司徒美堂第一次和中共领导人近距离接触。由于司徒美堂只会讲四邑话，所以由司徒柱担任翻译，双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周恩来诚恳地对司徒说:“听说先生不怕日军的威胁，拒绝同日寇合作，我们非常钦佩，愿意与先生这样的人共商抗战大计。”

临走时，周恩来说改日还要为司徒先生举行正式的欢迎大会，并派人送来了近期的《新华日报》。《新华日报》1938年在武汉创刊，武汉沦陷后迁到重庆，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一份机关报。迁至重庆后，新华日报社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兼任董事长。由于《新华日报》主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和特务统治，所以遭到国民党痛恨。皖南事变后，国民觉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企图孤立《新华日报》，不许重庆新闻界人士接触该报，还派特务跟踪进步记者。就在司徒美堂到达重庆的前一个月，国民党顽固派还派出过一个连的宪兵扣押了一班车的《新华日报》。虽然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报纸被要回来了，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对这份日报的态度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第二天，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刘维炽来访司徒美堂，他看见桌上的《新华日报》，惊讶地说:“这是共产党的报纸嘛！”司徒说：“这报纸很好，说的都是实话。”刘维炽代表蒋的意见，劝他不要看《新华日报》，讲话不要太老实，又劝他加入国民党，可以安排为国府委员。司徒婉辞谢绝：“本人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是为了爱祖国爱民族，不是为了要做官，也不懂得做官呢!”

五天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通知司徒美堂出席欢迎大会。当司徒父子来到办事处门口时，周恩来等人已经在那里恭候多时了。欢迎会是在办事处院内大棚下召开的，到会的有陶行知等进步人士100多人，中共南方局的主要领导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都出席了。周恩来首先致辞，他盛赞司徒美堂是一位爱国者，称赞他为侨胞排忧解难、扶危济困等行为，还介绍了延安解放区和祖国各地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情况。因为司徒美堂从小就去了美国，只会讲英语和开平话，不会说、也听不懂国语，司徒柱就坐在他身后，把周恩来的话一句一句翻译给他听。他连连表示:“不敢当，不敢当!”司徒美堂在会上发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演讲，他首先感谢这次欢迎会的召开，接着说自己这次回国，了解到许多抗日救国的真实情况，回到美国后，一定要把这些情况向侨胞宣传。最后他感慨地说:“爱国、救国，人人有责。今后我要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为国尽力!”会后，他们拍了合影以作纪念，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都挂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里，供游人参观。

会后，他感慨地对亲友们说：“这次受到周恩来的盛情款待，感受至深。我觉得他们待人真诚，尊重海外侨胞。”但是在重庆期间，司徒美堂对共产党的态度并不明确。他曾回忆说，周恩来作为重庆的共产党代表邀请我参观在延安的共产党指挥部。当时，我对此犹豫不决。通过那次会见，虽然使我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但我仍然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持保留态度。

之所以对共产党持保留态度，是因为洪门与国民党向来渊源很深。早在辛亥革命期间，以司徒美堂为首的洪门就与孙中山来往密切。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内很多官员都主张继续与美洲洪门组织交好。1940年，国民政府设立了上海统一委员会，在上海的办事处设立了文化、教育、国民外交等工作小组。其中国民外交小组的任务是：“利用民众与各国旅沪人士之固有友谊，加紧联系，博取国际同情，协助政府外交。”其中所说的与国民党有固有友谊的人士就包括司徒美堂这样的侨领。

国民党知道共产党为司徒美堂举行了欢迎会，也很想拉拢他。蒋介石提出让司徒美堂加入国民党，并给他一个中央政府的职位，却被他断然拒绝。他说：“谁打日本，谁就爱国，谁能拯救中华民族出水火之中，我就拥护谁，我是洪门致公堂的人，不参加其他党派。”1942年10月22日至31日，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次日，戴笠和杜月笙受蒋之命找司徒美堂谈话，希望把洪门致公堂拉到国民党这边。司徒表示，如今国难当头，要以团结为重，只要国人万众一心，不分党派，不搞分裂，他也愿意与国民党合作，大家一起抗战到底。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也去找过他，希望一起组建一家为海外华人服务的银行，却没有得到他的积极回应。

在重庆，司徒美堂常常和陶行知、黄宗汉等人一起聊天，大家都尊称他为“美老”。黄宗汉还很贴心地送给美老一根刻有“万众一心”四个字的手杖，这是一件代表着革命友谊的礼物，他一直很喜欢(后来司徒美堂去世后，这根手杖伴随他入殓)。他还见到了另一位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抗战期间冯流亡美国，也曾得到他的照顾。二人谈起抗日问题，都寄希望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陈其尤也在重庆。他经常跟同乡兼同学黄鼎臣谈起美老，赞扬他的为人和爱国精神。当美老来到重庆后，他们就经常请这位老前辈吃饭，渐渐成了朋友。司徒美堂向他们介绍美洲华侨的情况，还说：“华侨非常关心祖国的抗战，愿意为抗战出钱出力，然而重庆的现状却使人感到忧虑：政治上不民主，民族不团结，这是最可忧的。”他又说：“日本并不可怕，就怕我们自己一盘散沙。”

在重庆期间，司徒美堂始终心系海外侨胞，他通过媒体将自己在国内目睹的抗战真相向他们做了很多宣传，使不明真相的华侨得以了解当时的国内局势。1942年5月30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司徒美堂致旅美侨胞书》和《司徒美堂致洪门兄弟书》这两封书在宣传国内抗战形势的同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抗战出力，“深望我洪门兄弟，念以往之光荣，思当前之天职，一德一心，共赴国难。”当天。《新华日报》发出短评：“旅美侨胞、洪门兄弟在司徒美堂先生等侨领领导之下，数十年来，对民族解放事业，素具热忱帮助。抗战以来，呼吁团结，输财输力，更不遗余力，老成谋国，劳绩昭著。”

1943年2月，司徒美堂决定返回美国。周恩来亲自为他送行，并嘱咐他将祖国抗日的情况告知旅美华侨。这次重庆之行，司徒美堂耳闻目睹了国内的抗战实况，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事迹有了具体了解，也逐渐认识了国民党的用心，并从此认清了自己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