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先生

1926年以后，陈嘉庚的经济实力由于经济危机等原因开始走下坡路，但他的社会威望日益提高。20世纪20年代作为福建会馆与中华总商会两大华侨社团的成员之一，陈嘉庚希望建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可以统一领导新马地区全体侨民事务的新组织。为此，他在《南洋商报》发表文章，倡议将中华总商会改为中华会馆。他指出：“今当祖国革命成功(指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建设伊始，百事维新。海外华侨，亦宜乘时奋起，作有组织有秩序之大团结。一方面严守当地法律，表现华族之文明，另一方面创设公共事业，幸侨界之福利。”

他在文章中还提出了关于中华总商会职员名额分配、商会建设等多方面的建议，但是保守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拒绝了陈嘉庚的建议。1928年陈嘉庚高票当选为福建会馆会长。福建人在新加坡华侨中占多数，在华侨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福建会馆在陈嘉庚的领导下成为了一个凝聚力强、战斗力强的华侨大社团，陈嘉庚在华侨中的领导地位也以此大大加强了。

1928年，为了抢先控制济南，日本3个步兵中队于4月20日入侵济南，在市内各马路构筑工事、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5月3日，日本向国民党北伐军驻地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并在济南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仅5月3日一天，被日本杀害的中国军民就在一千入以上。国民政府的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在被百般摧残后也惨遭杀害，随行人员仅一入逃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消息传到南洋，群情激愤，陈嘉庚出面领导了“山东惨祸筹赈会”，他在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查山东不幸，客岁惨遭天灾，难民数百万人，无食无衣，苦惨万状不可言喻。虽远邻美国尚筹款一千万元，以资赈灾……日本虽与我国毗邻……而从未闻其捐助一文钱，救济一粒米。乃今且更进一步，侵略我主权，残杀我同胞……其野心凶暴，险恶蛮横，实全世界所未有。今我国势虽弱，然人心未死，公理犹存，必筹相当之对待。”

这是陈嘉庚第一次站出来领导华侨开展政治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山东惨祸筹赈会”成立9个多月，共募得赈款117万元，大部分汇交南京政府，部分用于接济蔡公时家属。这一活动持续时间之长，动员民众之广，在整个新加坡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新、马华侨第一次不分族群，不分省籍，不论阶级，都在陈嘉庚和筹赈会同仁的宣传下踊跃捐款。

新加坡华侨不仅积极参加筹赈活动，还踊跃发起了抵制日货活动。在这段时间，新加坡华侨与日本的贸易几乎完全断绝，日侨在新加坡开办的诊所、理发店、商店也看不到华侨的身影。这引起了日本政府的仇恨，不仅陈嘉庚本人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日本政府还有组织有计划地运用压价或倾销方式，在橡胶、蔗糖、锡、铁、麻等各种产业与华侨企业展开恶性竞争，陈嘉庚自己的一家橡胶工厂就遭人纵火焚毁，损失高达50万元。这一行径被一致认为是日本人的报复。

1929年“田中奏折”颁布，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大白于天下。陈嘉庚深信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野心的大暴露，他为了揭露日本的阴谋，唤起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将田中奏折自费印制了5000份，在华侨中间散发。这引起了当时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的注意，对陈嘉庚发出了警告：“行政会议考虑到一些与山东筹赈会有关的华族领袖的行为，本会决定致函陈嘉庚先生提醒他的行为已受到总督的垂注，倘若今后尚有类似行为，他将会面对严重后果。”

英国殖民当局并没有吓住陈嘉庚，国难当头，他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虽然他已经被殖民当局授予英国国籍，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地道的中国人。陈嘉庚就在这一时期，开始由一位传奇商人向敢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物转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嘉庚把自己1923年创办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从午报改为早报，就是为了第一时间向新马各地的读者报道中国战事。“七七事变”后，这张报纸成为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活动的舆论中心和精神向导。

1937年7月7日，发生在宛平城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陈嘉庚从儿子陈国庆处知道了日本进攻卢沟桥的消息，他反应很平静，但是确实没有想到这冲突很快就会演变成中日之间的长期战争。

在陈嘉庚的号召下,广大南洋华侨奋起抗日救亡支援祖国

随着华北战事迅速扩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华侨群情激愤，抗日情绪高涨，纷纷致电南京政府，敦促蒋介石抗战。南洋华侨纷纷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凑款赈济祖国伤兵难民。一些华侨领袖请求陈嘉庚出面领导筹赈事宜，但陈嘉庚态度十分冷静，他认为“战事尚未显明，若可息事，则毋需筹款；如或开战，关系国家民族存亡，事件极为重大，开会筹款当有相当计划，不宜急切轻举”。言必信，行必果，是陈嘉庚的性格。

战争在继续扩大。1937年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动大举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陈嘉庚意识到，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新加坡著名侨领叶玉堆、李俊承、陈延谦、周献瑞、李光前、陈六使等人劝陈嘉庚出面领导新马筹赈工作，但陈嘉庚并没有答应，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退出了商界。但这些侨领都认为此时的陈嘉庚威信比以往更高，且商界许多人士曾受陈嘉庚提携和栽培，由他出面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是最合适的人选。

陈嘉庚等侨领也担心新加坡的英国当局会阻碍他们的爱国行为，但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接影响了英国的在华利益，新加坡华民事务司和英国驻新加坡总督很快就同意了由陈嘉庚领导新加坡筹赈会事务。随后，陈嘉庚先后当选了新加坡筹赈会临时主席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主席。

成为主席后，陈嘉庚带头捐款，主动表示每月将捐款2000元，直到战争结束。众侨领也慷慨解囊，为民众带了一个好头，使得筹赈运动迅速在新马各地展开。陈嘉庚领导筹赈会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南京政府发行的5 亿元救国公债的劝募任务。他在给陈村牧先生的信中说:“值此国族生命已到最后关头，余惟恨现无百万资金，否则亦必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

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提高了新马华侨参与政治的热情，人们在陈嘉庚为主席的筹赈会的领导下形成了空前的凝聚力。陈嘉庚也赢得了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和华侨社会团体的尊重。但他希望建立一个更大的社团组织，全面领导新马华侨的筹赈和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0月10日，来自南洋各地的40多个爱国团体的代表共160多人，齐集新加坡华侨中学，宣布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选为主席。

南侨总会号召南洋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南侨总会的诞生，是南洋华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在抗日旗帜下的爱国华侨大团结局面已经形成。

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南洋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这类团体已增至700多个。他们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其中以募捐的成绩最为突出。仅1938年和 1939年两年，南侨总会的各地分会共募得一亿四千多万元，占同期海外华侨捐款总数的70%，汇回祖国及时支援了抗战的需要。

南洋华侨不仅捐款，也积极捐赠抗战所需衣物。南侨总会捐献各种汽车200辆，菲律宾华侨在世界各地献机救国运动中，集资捐赠飞机15架，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