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一）在教外籍学生

20世纪60年代初，鬼使神差似的我被古典吉他迷住了，通过大街上贴着的广告找到陈志老师的家，在陈老师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弹吉他。陈老师能够教我弹琴，就是我的一次“珍贵的机遇”。那时候陈老师还没“出名”，只是一名“家庭教师”，在家里教学生弹吉他、拉手风琴（巴扬），挣钱养家。“文革”时被抄了家，禁止教授吉他，被发放到街道蹬三轮拉白菜……“文革”结束，陈志老师得到了发挥他特长的机会，创办了“北京诚志古典吉他学校”；在中央广播电台主持“古典吉他每周一讲”节目；带领学生到国外演出……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陈志老师获得了施展才能的机会。

说到这里让我感觉到我和陈志老师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道路上出现了“大转弯”。1980年我正在西城区一家钢木家具厂“以工代干”，当上了一名会计。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一个来自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教学部的电话，电话里说要请我去奥地利大使馆，教授大使女儿弹吉他。这个电话让我“吃惊”——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干活，还会弹吉他，要我去外国大使馆教大使的女儿弹琴？后来才知道那时国家有规定，教外国学生，必须“男教男、女教女”，要找一个会弹吉他的女老师，不好找。外企这位同志是从我爸爸的一位老朋友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所以来找我。

作者（右一）与外籍学生合影

经过一番联系，这年的10月我竟然踏进了奥地利使馆的大门，大使的女儿贝吉塔成了我的学生。教课最重要的是教材，但是我没有，当我提到这个问题时，贝吉塔马上跑到楼上复印了好几份乐谱给我（当时我还不知道有“复印机”）。

贝吉塔学习很专心、很投入，弹到喜欢的曲子时，她可能会在某个音符后面加个“符点”，改变原来的节奏。她说这样一改，曲子就更好听了。贝吉塔认的是五线谱，不会简谱（外国孩子都不认简谱），我就有意用汉语拼音的办法，教她一些简谱的中国歌，希望她能够通过音乐多了解一些中国。贝吉塔说她很喜欢这些曲子，也很爱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与外国交往很少，在刚刚开放的时候我竟然走进了奥地利大使馆，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感受到了贝吉塔和她的父母都很尊重我。这些外国人有个“准时”的习惯，所以上课我都准时到达，贝吉塔每次都到门口迎接我。有一次正好遇到大雨，我依然准时抵达，贝吉塔依然站在门口等我，见了我以后她深表歉意，帮我脱雨衣，晾到衣架上，进房间后她还端来一杯咖啡，一盘点心，一定要我歇一会再上课……

时间过得真快，一年时间过去了，贝吉塔姐妹三人（一个学吉他，一个学长笛，一个学钢琴）要回国升学了，恰好她们大使父亲的生日也在这几天，所以由大使夫人出面举行了一个家庭Party，三姐妹都做了表演。最后魏德大使即席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表示非常感谢三位教他女儿学音乐的老师。大家高高兴兴地同大使一家合了影。

贝吉塔回国了，但我的教学工作并没有结束，因为贝吉塔的介绍，我又有了西德的小约克、娜塔莎、尼考，瑞士的胡格丽夫人、日本的川崎夫妇等八九个学生。

1982年，由于我的学生多了，教学工作繁重，外企把我从工厂调入，成为FESCO的一名员工，既当会计又当吉他老师，能用我喜爱的吉他和一些外国小朋友（也有大朋友）交往，可以说我又获得了一次“珍贵的机遇”。为了能够干好这个工作，除了要提高我弹奏吉他的能力之外，更要紧的是吸引那些孩子能够主动、认真、高兴地弹吉他，为这事还真要动点脑筋。例如有一次我去给西马克股份公司老板的女儿娜达莎上课，走进房间时，只见她正跪在地上，趴在椅子上不理睬我。我悄悄走到她背后一看，原来她正在做数学作业，作业本上满都是红叉子（×），再仔细看，原来是算术里的移项练习。这类题我会做，于是我给她出了一道最简单的题：5-3=2，要她把-3挪到=号和2的右边，写出来是5=2-3，她一看，这是错的，得把那-号改成＋号才对，这下娜塔莎“恍然大悟”，很快就把原错题都改对了。这一下她的情绪就好了，我趁机指了指放在一边吉他……

还有一次，我走进房间的时候，娜达莎正在练中国功夫，练完后躺在地上休息，看样子不想起来学琴。我一琢磨就趁她躺在地上的时候，要她做仰卧起坐，她起不来，我就按住她的脚尖，她就能坐起来了，她感到很新奇（看来她没有练过仰卧起坐）、很高兴，要求我再帮她做了几个，做完后，高高兴兴地弹起吉他。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点：这些外国孩子学琴的时候，他们的家长在别的房间里干他们的事，从不过问孩子学琴的事。不过有一次娜达莎正在上课的时候，忽然门悄悄地被推开，进来了两位老人，娜达莎说这是刚从德国来北京旅游的爷爷和奶奶，他们是想来听娜达莎弹琴。于是我就让娜达莎弹一首刚练过的曲子，但她一定要我同她一起弹，我们弹完以后，两位老人高兴地拍手，感谢我教他孙女弹琴。

一次我们正在上课的时候，忽然一个小姑娘推门进来向我说，她和弟弟也想学弹吉他。娜达莎告诉我，她叫Nicole，是我的朋友。这样我又多了两个学生。

记得有一次去Nicole家上课时，敲门时听见里边有狗叫声，不一会门开了，我进去后，开始上课，姐弟俩都很专心，但是八岁的弟弟正弹着的时候突然不弹了，两眼盯着我的身旁，我扭头一看着实吓了一跳，原来有一条大黑狗正趴在我旁边，我和它对视片刻，突然灵机一动，对小弟弟说：现在有一位特殊的听众想听你弹琴，而且千万不能出错，他同意了，弹完了一曲，还真没一点错。刚弹完，他妈妈进来了，说了声I'm sorry!（对不起），把狗牵走了。

还有一位居住在使馆区的学生胡格立夫人，她丈夫胡格立在瑞士大使馆工作。胡格立夫人认为：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位音乐老师。她有一男一女两岁的双胞胎孩子，她说现在学会弹吉他，等孩子大一点我就可以教他们。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两个小家伙闹矛盾，哭着进来找妈妈。我就建议胡格立夫人弹着和弦唱首儿歌给他们听。当妈妈唱起歌的时候，两个小家伙不哭了，静静地听着，还拍起小手，听完妈妈唱的歌，小家伙笑着离开了。

胡格立夫人对我很热情，一次下课后她邀我到使馆院里的游泳池边，原来两个小家伙正在泳池里嬉戏，当他们见到我时两人同时喊着：吉他阿姨！吉他阿姨！他们稚嫩的嗓音听着真可爱。

时间一晃而过，胡格立该回国了，临走前胡格立夫人说，她回去以后，要全力照看两个孩子，就不会有时间弹吉他了。告别时她拥抱了我，说：I  love  you（我爱你）。还把她用的那把日本吉他送给了我。

一晃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没想到我喜爱的吉他赠送给我一个“珍贵的机遇”，让我结交了数十位外国朋友，走上一条我喜欢的道路。今天我虽然已走进“八字行列”，脑筋变得迟钝，手指已经“不灵”，但是我还经常跟吉他“谈谈”，但愿能够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