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纪念馆

黔北重镇遵义，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是一栋民国风格、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坐北朝南，临街而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2月8日，根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经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遵义会议严肃、理性、系统地思考并讨论了“仗要怎么打、路往何处走”的问题，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道路由来曲折，征途自古艰难。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遵义会议不是一次会议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是经过一系列会议，在既团结又斗争，既民主又交锋中达成共识的。从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之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都是遵义会议这个伟大转折的有机组成部分。遵道行义，领悟精神，明理增信，崇德力行，从遵义转折看党的百年征程，我们党的大智慧从何而来？人民军队为什么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革命成功的奥秘在哪里？遵义会议精神给新时代又有怎样的启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从江西于都出发，踏上了漫漫征程。红军为什么要离开苏区？为什么要去长征？原来，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前四次“围剿”失败后，紧接着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进攻。此时，“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着主导地位，“靠边站”的毛泽东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纸上谈兵的博古、李德生搬硬套，主张以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在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结果使红军日益陷入险恶的情势。于是，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长征。

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等在一起

长征伊始，失败、牺牲和迷茫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中央红军。中国革命将何去何从？中央在什么地方能站住脚跟？到哪里去建立新的根据地？此时，博古、李德把持的中央也没有明确的路线图。由共产国际“包办”组成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决定中央红军的行军队形为——红三军团为右翼，其后是红八军团；红一军团为左翼，其后是红九军团；中间是军委第一、第二纵队，红五军团负责殿后。这种行军阵式，被刘伯承讥笑为“抬轿子行军”。各路红军抬着军委纵队的“轿子”，既暴露了目标，也给蒋介石提供了充裕的时间，使其得以调兵遣将，在湘江东岸布置了“铁桶阵”。《民国日报》报道说，红军“将在年底前被肃清，现在已经被团团包围，离溃灭的日子不远了”。

然而，更加艰难的是，推行“左”倾错误的博古、李德等人，在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不仅把战略转移变成了“抬轿子式”的“大搬家”，而且还错误地决定把所有能搬走的东西都要搬走，山炮、印刷机器以及各种“坛坛罐罐”皆随军带上，甚至连病号的尿盆也要捎上。三路大军并列行进，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常常是一夜只过一个山坳。这种“举国迁徙”，致使红军的机动能力大大降低，战斗力极大地削弱了。湘江一战，血流成河，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人。这枚由于指挥失误而吞下的苦果，早在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时就埋下了种子。面对大批红军战士的牺牲，博古几乎精神崩溃，而李德不但不检讨，反而暴跳如雷，把惨败的责任全推到红军指战员的执行上。残酷严峻的局势，使越来越多的指挥员感到，再也不能这样打下去了，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遵义会议》（油画） 沈尧伊作（国家博物馆馆藏作品）

进，有敌人“围剿”，退，无根据地可守。怎么办？受到排挤的毛泽东，就在这个时候勇敢地站了出来。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在中央纵队，毛泽东和王稼祥由担架抬着行军，张闻天骑马与他们同行。三人在行军中一有时间就相互交谈，讨论商量解决危机的办法。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通道县城召开通道会议。毛泽东列席会议。这是从宁都会议被解除红军指挥权以来，他首次对军事行动有了发言权。他建议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转兵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的胡家商铺召开黎平会议。博古仍然坚持中央红军由黔转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不能越雷池一步。毛泽东反对博古的意见，坚决主张继续向黔北进军，以遵义为中心开辟根据地。1934年的最后一天，贵州中部飘起大雪，大地银装素裹，中央红军到达了瓮安县猴场。1935年新年第一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博古、李德依旧坚持原来的行军路线，毛泽东毫不客气地予以批驳。结果，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下，博古、李德的意见被否决。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解除了独断专行的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提出中央红军应放弃北上、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转移的建议，一开始并没有获得采纳。在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会议的激烈争论之后，中共中央才决定向黔北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这三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纠正“左”倾错误，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做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充分发扬民主，以高超的斗争策略，巧妙的斗争艺术，既修正了错误，又团结了同志，既化解了风险，又统一了思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灵活变换作战方式和进军方向，或东或西，迂回穿插，并且借助情报工作的特殊帮助，巧妙地调动敌军，从而顺利地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化危机为转机，转危为安，转败为胜。遵义会议精神告诉我们，只有遵实事求是之道、行民主团结之义，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召开？从偶然性来看，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是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被破坏了，因而从长征一开始，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就失去了联系。但从必然性来看，经过14年艰难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红军高级将领和党的高级干部已经从实践中懂得，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走自己的路。

遵义会议扩大传达提纲

遵义会议《决议》批评了自战略转移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指出：我们突围的行动，在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的敌我情况下，却还是机械地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决议》还批评了博古、李德破坏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集体领导的错误，强调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决议》对在创造新苏区中实行高度机动的战略战术，对于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提出了新的要求。

伍修权回忆说：“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因重病躺在担架上参加会议的王稼祥，挣扎着坐起来，发言简短却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朱德的发言更是直截了当：“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遵义会议纠正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若干年后，张闻天曾在台历上抄录了列宁的一句话：“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一句“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体现的正是独立自主、敢创新路的遵义会议精神，也是用鲜血和生命、用牺牲与教训换来的真理性认识。因为肩膀上长回了自己的脑袋，屡遭挫折的中央红军通过遵义会议才迅速找到了胜战的秘籍，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 一十八师五十四团军旗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 指挥部特务连印章

在遵义，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扔掉“洋拐杖”，喊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中央红军一举打下娄山关，迎来长征途中第一个大胜仗，中国革命终于尝到了独立自主思考的胜利滋味。1963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历史已经证明，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在历经艰难曲折、跨过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后，由此踏上了新的征程。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鏖战腊子口……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立刻呈现出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如有神助。朱德曾赋诗曰：“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竖。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稍微熟悉遵义会议历史的人们都能懂得，这短短的一首诗，既写出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卓绝，也写出了红军的壮烈牺牲；既写出了红军长征被迫“举国迁徙”的危机，也写出了共产党人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转机；既写出了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也写出了革命的伟大转折。这首名为《七律·历史转折》的古体诗写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时，作者名叫伍修权，时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伍修权从悲痛、彷徨、郁闷到欣喜、自信的心路历程。对李德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伍修权真是受够了气。毛泽东生气莫名，彭德怀更是愤怒地斥责李德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前经历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等五任主要领导，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都因主观或客观上的原因，曾经犯了右或“左”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前，我们党一直没有形成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政治远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成为遵义会议的核心和灵魂，也是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条件。

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开始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轨道，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参加遵义会议的邓小平曾这样饱含深情地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