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丁晓平：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1921年6月，上海接连来了两位外国人。这两个人，一个从南方的海上来，一个从北方的陆地来；一个是荷兰人，一个是俄罗斯人；一个叫马林，一个叫尼克尔斯基。他们虽然不是同时出发，却几乎同时到达，而且他们的目的地相同，尽管使命略有不同，但主要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派来到上海，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建立共产党全国组织。 

那个时候的上海，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人口达到 200万，其中有15万是外国人，他们来自56个国家，所以来了两个外国人一点儿也不新鲜。

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上海是中国新知识、新思想、新学最主要的策源地，也是新闻出版和传媒资讯最为发达开放的城市，好像一个万花筒。

随着上海近代城市化的进程，尤其是从1845年英国人在外滩建立租界开始，到1863年公共租界（英美租界合并）和法租界的总面积高达48000亩。

租界，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名，从民族情感上来说，它好像中国历史上的一块“溃疡”，是落后挨打的印记。但也不可否认，在那个混乱、黑暗、屈辱的年代，租界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造成一种缝隙，从晚清到民国，各种党派政团竞相以上海为活动中心或重要基地。号称“十里洋场”的租界，为革命家的革命事业提供了某种庇护，成为“安全岛”。陈独秀居住的环龙路老渔阳里 2 号、李汉俊居住的三益里和树德里、李达居住的辅德里，以及俞秀松等人居住的新渔阳里等，都在这个西门区范围内。

因为陈独秀去了广州，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只好与当时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等建立联系。后来，李达回忆说：“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随后，李达和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旅日、旅法的组织和党员，通知他们每个地区派出 2 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考虑到各地代表到上海路途遥远，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给中共发起组支援了活动经费，寄给每位代表100 元路费。

1921年7月23日，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没有鲜花，没有麦克风，也没有标语，更没有端茶倒水的服务员，以及抱着照相机摄像机的新闻记者，甚至也没有主席台。大家就围坐在一间教室里，似乎也缺少某种仪式感。在历史的现场，他们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历史，但他们或许不会想到他们创造的历史。

因为李达、李汉俊与马林在沟通上出现了问题，处于不愉快的僵持状态中，张国焘“反客为主”，成为中共一大会议的主持人。

7月23日上午，大会召开了预备会议。在预备会议上，张国焘被推选为大会主席，负责主持大会。毛泽东、周佛海担任书记员，做会议记录。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天上午的预备会议，并作了讲话。会议由李汉俊和刘仁静担任翻译工作，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说一句，他们俩就轮流翻译一句，所以会议耗时比较长。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国内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图为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在共产国际保存的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有这样的记载：“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议定了议事日程。” 张国焘回忆：“议事日程共有四项：一、党纲与政纲；二、党章；三、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四、选举。”“党纲与政纲是难于拟订的，但我们觉得非有这一文件不可。我们同意现在不必有一个详细的党章，只要有一个简明的党章要点就够用了。我被推举为这两个文件的起草人，汇集陈独秀先生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了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的确，虽然陈独秀没有来参加会议，但他实际上依然遥控着会议的主题和方向，而且还委托陈公博带来了一封写给大会各代表的亲笔信，除了说明他不能抽身出席大会的原因之外，还就党的组织和政治建设专门提了四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四点意见如下：一、慎重发展党员，严格履行入党手续，加强党员教育，以保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二、实行民主集中制，既要讲民主，又要集中；三、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四、目前主要工作是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做准备。

陈独秀的四点建议，具有纲领性的价值和意义，得到了与会大部分代表的赞成，张国焘在起草大会文件时自然吸收了。他说：“我首先草拟了一个党纲政纲草案，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等等。” 

李汉俊看了张国焘起草的草案后，不完全同意，但认为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马林看了之后，则提出了批评，表示这个草案在理论的原则上写得不错，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地规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纲。但马林自己也没有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毕竟是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大会的工作多半是由他们自己在摸索中进行。 

7月23日下午3 时，中共一大正式开幕。据最新考证成果认为，会议地点为博文女校。

大会首先明确要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接着通过原拟订的四项议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

按照议程，张国焘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张国焘说，由其负责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的草案本来可以向大会提出，但是负责审查的李汉俊、刘仁静和周佛海等人在进行详细研讨后，认为不够成熟，还需要做一定的修改，不如由各代表先行就本问题自由发言，经过讨论后再行推人厘定宣言。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提议：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的情况，并就议程的第一项发表意见。这个提议，得到大会一致同意。

7月24日，大会第二次会议依然在博文女校二楼的教室里举行。会议的议程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这些报告里提到了以下三点：党员很缺少，必须增加党员，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从目前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保存下来的文献中，也仅仅只看到北京和广州的报告。

大会在进行了两天之后，7月25 日、26日两天休会。但大会选举成立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并没有闲着，利用这两天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以下简称《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供大会讨论。

7月27日至7月29 日召开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大会，主要任务就是讨论修改起草的《纲领》和《决议》。因为发觉有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探几次在附近出现，为了安全，按照事先要经常更换开会地点的决定和准备，后几天的会议就从博文女校更换到距离很近的望志路 106 号（后门为贝勒路树德里），在李汉俊的寓所举行。

李汉俊寓所是一幢典型的上海石库门里弄砖木结构住宅，建于1920年夏秋。这座一进二层临街建筑，有前后两个门，前门为望志路，后门是贝勒路树德里。墙体是用青砖和红砖交错叠加砌成，白色石灰镶嵌勾缝，米黄色石条砌成的门框、乌黑的大木门、沉甸甸的铜环，门楣上的矾红雕花，远远看上去就给人一种庄重、典雅、古朴之感。那时，这里是上海的近郊，周边多为农田，比较僻静。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去南方视察军务去了，只有李书城的妻子薛文淑和女儿住在隔壁的108号。会议选择此处召开，也是比较安全的。

大会进入审议阶段，这三天的会开得并不平静，甚至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大会代表们对起草的纲领、决议草案到底发生了什么分歧呢？回到历史的现场，他们主要在四个方面的焦点问题上产生了争论。第一个焦点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个焦点问题是未来的党中央是否采取民主集中制等组织纪律原则，第三个焦点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第四个焦点问题是共产党员可不可以在现政府中做官。

经过三天的讨论，与会代表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基本达成共识。尽管争论激烈，但气氛和平。张国焘每天都向未列席大会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报告会议情况，“他们对大会的争论点甚感兴趣，表示支持多数人的主张，并引以为慰”。张国焘回忆说：“可是李汉俊、李达等对马林印象不佳，不愿意让他干预大会的事；即与他保持接触的我，也只将他当作一个顾问，并没有遇事向他请教。这些情形似乎使他感受到冷遇，在大会讨论《党章》时，他以不耐烦的心情向我要求准他出席大会，发表演说。”

马林的要求为大会接受，他和尼克尔斯基应邀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同时，鉴于一连四天在李汉俊寓所开会的情况，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马林建议，明晚开会一定要换一个地方，以免引起法租界巡捕的注意。大家觉得马林说得有道理，但又感到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会议就闭幕了，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就决定仍在望志路106号召开。

按照会议议程，大会即将进入最后的闭幕阶段。最后一天会议的任务就是要完成中共一大四项主要议程：一是审查通过《纲领》和《党章》；二是审查通过中心工作和实际工作计划；三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四是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

闭幕会是在7月30日晚上8时左右举行的。周佛海这天下午“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无法出席，所以参加会议的代表只有11人，加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共计13人。这一天是星期六，周末。晚饭后，代表们陆陆续续地赶来了，齐聚李汉俊寓所。这是一间书房，中间摆放着一张大餐桌。会议开始了，张国焘主持。接着由马林致辞。会议刚开始不久，突然一个穿着灰色竹布长衫的不速之客揭开书房的门帘，一只脚跨进门内，獐头鼠目地窥探了一下四周。一时间，大家非常吃惊，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李汉俊急忙站起来问道：“你找谁？” 

“我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找错了人家，对不起。”说完，这人转身扬长而去。此人正是法租界巡捕房“包探”程子卿。

马林很机警，赶紧问这是怎么回事儿。李汉俊就把情况翻译给他听。马林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说完，他就同尼克尔斯基首先走了。张国焘赶紧让大家把桌上的文件收拾好，也随之分途散去。上海的石库门弄堂房屋本来是惯走后门，而不走前门的。现在情况紧急，为了安全起见，大家没有从后门上贝勒路，而是走前门从望志路离开了。

李汉俊对张国焘说：“这是我的家，我是屋子的主人，我不应离开。”

陈公博说：“我也不走了，跟汉俊作伴说说话。”

果不其然，不到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就开来了两台卡车，一个法国总巡警、两个中国侦探、两个法国侦探、一个法国兵、三个翻译，共九个人冲进了屋子。法租界巡捕房暨警务处在华立路（今建国中路）22 号，距离李汉俊寓所不过 1.5 公里。只见两个法国兵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横眉怒目，要马上抓人的样子，空气一度紧张起来。

这时，法租界总巡警费沃礼用法语讯问道：“为什么开会？” 

李汉俊用法语回答说：“我们没有开会，只是寻常的朋友叙谈叙谈。”

费沃礼对李汉俊的回答很是狐疑，当即下令搜查，结果翻箱倒柜也没有搜查出什么东西，只看到书柜中有很多藏书，便问道：“家里为什么收藏这么多书籍？” 

“我是学校的教员，藏书是为了学习参考和研究用的。” 

“为什么还有许多社会主义的书籍？” 

“我平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一看。”

“刚才那两个外国人是干什么的？” 

“北京大学的教授。” 

“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人？” 

“英国人。暑假来上海休假，常来我家谈谈。” 

费沃礼讯问完了李汉俊，又转过身来用法语讯问陈公博：“你是不是日本人？” 

陈公博那时未学法语，很是诧异。站在一旁的华探译员曹炳泉赶紧翻译道：“总办大人问你是不是日本人？” 

陈公博觉得翻译传话比较麻烦，就用英语问这位法国总巡：“你懂不懂英语？” 

费沃礼点点头，遂用英语很神气地问道：“你是不是日本人？” 

陈公博有些纳闷，开玩笑地说：“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我不懂你为什么怀疑我是日本人？” 

“你懂不懂中国话？” 

“我是中国人，自然懂中国话。”

“你这次由什么地方来的？” 

“我是由广东来的。” 

“你来上海做什么事？” 

“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暑假，是来上海玩的。” 

“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就住在这里。”陈公博编了一个谎言，他心想，决不能说自己住在大东旅社，因为那里还有漂亮的妻子在等着他回去。

就这样，前后折腾了近两个小时，费沃礼也没再讯问什么了，最后反而微笑着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到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从今往后，在法租界公开集会，必须48小时以前向我们捕房报告，经核准后方可开会。如有秘密集会，不将会议理由预告者，巡捕房查悉后，将照章论处了……”

事实上，7月30日这天晚上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包探”程子卿，的确是误打误撞，根本不知道是共产党（当时法租界巡捕房仍叫共产党为“过激党”）在这里开会，更不可能知道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说“我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找错了人家，对不起”，也是实话实说，不是搪塞之词，因为他的确找错了人家。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李汉俊寓所是望志路106号，隔壁的104号确实是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办公地址。但该联合会没有会长，它的主席叫毛一丰，并不姓王。7月5日前后，他们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筹备会。因此，密探闯入中共一大会场说是“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很可能就是找毛会长，因口音或方言之故，陈潭秋误听为“王会长”了。至于称呼会长还是主席，当事人或许也是一时口误或习惯，所以在以后的回忆中也都有所差异。 

“包探”程子卿的确是在奉命做事。第二天（7月31日）的《民国日报》曾刊登一则《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的新闻，说：“法总巡警费沃礼君，昨特令中西探目派探分赴界内各团体，谓捕房订定于八月一日（即明日）起，如有开会集议，须在四十八小时前报告。一俟总巡核准，方许开会。”一周前的 7 月 25 日，《民国日报》也曾刊登《集会须先报捕房核准》的消息。

事发确实偶然，但偶然中也有必然。

7月30日晚，程子卿本来是奉命去隔壁的望志路 104 号找全国各界联合会主席毛一丰，宣告巡捕房的新规定，却误入 106 号李汉俊寓所，无意中发现有13个人集会，而且还有两个外国人，于是他赶紧回到捕房报告。还有一种可能是，程子卿在去104号发通告的时候，突然发现隔壁的106号楼上灯火通明，有人聚众开会集议，就顺便进门上楼打探。

因为马林的机警，中共一大代表们在第一时间已经有效撤离，因此当总巡警费沃礼以最快速度赶到时，还是扑了一个空。

上海白尔路389号的博文女校旧址。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预备会议在此举行。这里也是毛泽东等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宿地

但是，费沃礼为什么兴师动众带着7个人迅速赶来呢？说起来，这还是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林的祖国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至今仍完整保存有马林的档案。这些档案材料充分表明：至少从 1920 年 12 月开始，荷兰政府就知道这位名叫斯内夫利特的人，改名马林后“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进行革命煽动”，并通知马林护照上允许经过的各国政府设法“阻止他得到签证”。尤其当荷兰政府得知马林将来华的消息后，更提请中国当局注意，“务必不使之入境”。尽管在奥地利遭到驱逐，且一路行程都在各国警方和荷兰、英国驻华公使及荷兰驻上海总领事等的监视之中，马林还是经过意大利、新加坡来到了中国。在上海，马林的行踪随时随地处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以及中国警察的监控之下。

有资料显示，从1920年12月10日至1922年1月5日，荷兰、印度、日本和中国以及法租界当局对马林来华行程、活动的监视来往信件和情报多达25份，其食宿地点、人际交往、待人接物均一一记录在案。但奇怪的是，在1921年7月12日至11月27日之间，也就是说在中共一大开会期间，对马林的监视记录却是空白。但事实上，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之后，马林与李达、李汉俊、张国焘等人频频接触，法租界巡捕房抓捕马林只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可见，擅长于做秘密隐蔽工作的马林，一方面确实成功甩掉了密探，没有给巡捕房以抓捕的把柄；另一方面，马林确实也不是法租界巡捕房当时必须抓捕的目标，更何况此后他还聘请法国大律师巴和参与营救陈独秀。

法租界巡捕房多次在《民国日报》发表告示，禁止私自集会，不仅对留日学生救国团、学生联合总会、全国各界联合会等进行长期监视防范，同时也监视当时与陈独秀、孙中山有密切联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大同党，以及来自朝鲜、日本、印度的共产党人士，并笼统地把这些代表人物当作“过激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党”“东方共产主义”加以防范。正因为各种流派鱼龙混杂，相互交叉联系，把法租界当作根据地、大本营，反而导致法租界警方分不清谁是谁了。

“过激派”的活动不仅受到租界当局的监控，同时也受到日本领事馆的严密监视。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过激派及危险主义者取缔关系杂件（社会运动状况·中国）》第一卷的卷宗中，就收藏有一份1921年6月29日由警视总监致亚洲局局长的外秘乙第 995 号《关于上海中国共产党行动汇报》的情报，称：“上海中国共产党将于明天三十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原‘适庐’召开同党大会，参加该大会的各地代表是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等地的学生团体和其他各个联合组织的成员，亦有日本人参加，具体参会人员，正在侦查之中。”

这封尘封的情报说明，日本人做情报工作确实有一套。但日本人的这条情报当年似乎并没有与法租界巡捕房分享。尽管各方监控严密，但中共一大从组织到召开，一直在秘密中进行，保密工作做得可谓滴水不漏，并没有被包括法租界当局在内的任何监控机关发现。只因法租界巡捕房“包探”程子卿奉命在7月30日晚到望志路104号向全国各界联合会登门告示《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无意间闯入隔壁的106号中共一大会场，导致本应该闭幕的会议，被迫中断。

生活中总有偶然，偶然中也有必然；历史是一种必然，必然中也有偶然。谁也不会想到，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进行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意外，竟然改写了历史。 

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编后：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本刊从今年第1期开始特约连载的著名作家丁晓平创作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系列文章，以《红船启航》为名已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