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刘开渠先生为鄂力题字

熟人难写，因为不好把控“火候”——“火候”过了，难免吹吹捧捧；“火候”欠了，又会单摆浮搁，皆非真实的“人像”。所以，我没怎么写过熟人，大部分人都是在初识时写下的，萍水相逢的“一面之缘”。

然而奇怪的现象是，等到真和一个人变得熟络，往往会“述而不作”；待多年后再看笔下那个一面之缘的“他”，反倒觉得比眼前的活人真实。时间、距离不断发酵，让人和事奇妙化合，无理可讲；陌生面孔激发的记忆片面却充实，熟悉的脸倒是越看越陌生，搜肠刮肚得来的记忆散碎到无法拼凑。实话说，“述而不作”的背后是“怕”，熟人间的界限不减反增，话到嘴边，更得掂量。

但鄂力似乎是例外。虽然我与鄂力经常见面，却从未有写他的“企图”，直到这次他在北京办展览，提前一个多月就“先行告知”，我看得出他“心急”，却总斗不过自己的“心魔”——和他从来有话直说，一下笔反倒犹豫起来。

有话直说是有原因的，因为鄂力不爱说话。饭桌上的他除了张罗着“宾主频频举杯”，其余时间就是听别人聊，见缝插针冒几句话，辅以反问式的“是吗”；旁人吞肉吐骨、风卷残云，他气定神闲、偶动匙箸。曲终人散时，他的骨碟仍能照见人影。总归是不能冷场吧，人少时我就“单口相声”，人一多有“话痨”撑场，我便埋头果腹，于众泯然。而鄂力始终是“气氛组”的，毫不显眼，但大家聊开心了，他那标志性的憨憨一笑，让反射弧长的人回过味儿来：“呦，鄂力今天也在啊！”鄂力只有喝大时才爱说话，而且说的是支支吾吾的“车轱辘话”，好几个人最怕晚上接他电话，一接起来就挂不了。

这“不爱说话”好似是天性使然，但在我看来，个中原因也许没这么简单。在我大学毕业到“五色土”编副刊的年纪，鄂力得到了他这辈子最珍贵的“收藏”——一批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老作家。经历岁月的苦难起伏，这批刚安定下来的老作家来不及怨念，决心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急忙投身创作与著述。密集的工作终究难以冲淡生活的单调与苦涩，他们习惯约上三五好友“摆龙门阵”，作为“小朋友”的鄂力也时常被叫过去听一听。这些比鄂力大几十岁的人觥筹交错、述往谈今，“小朋友”自然是不敢插话，也插不上话；文人的饭局又是“吃人”重于“吃菜”，“叨陪末座”还得兼职斟酒添茶，哪儿有时间动筷子，也不好意思动筷子……这些在饭桌上“锻炼”出来的素养，至今仍在鄂力的一举一动间流露出来。

时日一长，听“大朋友”聊天，倒成了鄂力的“家常便饭”。面对一个比自己小几十岁的人，还是一个愿意听自己讲故事、讲过去故事的人，这些“大朋友”会将通透与达观的一面示出，不再“设防”，讲些心里话、说些实在话。听这一席话，真的“胜读十年书”，更何况是一席复一席。再加上这位“小朋友”身上有朝气、为人好脾气、办事用力气，最重要的是能喝酒，日渐“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杨宪益先生和他喝二锅头打发闲散时光、吴祖光先生大清早敲窗户让他起床、王蒙先生跑到马路对过叫他接电话……甚至黄宗英还将自家的要事托付给他。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家务事怎能轻易交给外人？但鄂力就是这么让人放心，他不贪、不占、不惦记，黄宗英不止一次说他“好人”。

 我是通过“好人卡”才了解到“好人”这个词变味儿了，细想之下，“好人卡”之前还有“老好人”；当一个人们普遍认定的“共识”开始被曲解，进而形成新的共识，实际上也预示着社会生态变得交杂，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鄂力的“好”的认知。在当时那种波动的时代氛围中，与这些“大朋友”保持交往，反倒让鄂力变得纯粹，他比同龄人看得更多、想得更多，也就能更多的看得开、更多的想得开。一生来去，不过如此，何必追求“浮财”？那些沉淀在内心的吉光片羽，才是决定面对人生辗转的“真经”。这“真经”不易取，一般人也没机会，且念歪的是大多数；既然选择守正，也就意味着要坦然接受另一种失去。

1996年，鄂力在黄苗子先生家中

我是这么认为的，鄂力是一个活在“时代夹缝”中的人。原本他可以沿着大部分同龄人的人生轨迹，专心走世俗定义下指向成功的那条路，然而在人生重要一站这段极其特殊的交往经历，改变了他的成长轨迹，足以影响他一生。他没有炫耀这些经历，也没有用这些经历来增添个人资本，他不做演讲、不当作家、不为人师，仍旧天天提着布兜子到菜场讨价还价，窝在展厅角落看别人夸夸其谈。他自甘平庸，并无妄念，不仅因为他为生计烧过锅炉、卖过白菜，也因为他亲眼见过那些“大朋友”不示常人的另一面。那一面，是家家都逃不过的嘈嘈切切。

黄苗子印

萧乾印

除却浮华的矫饰，人性和人生便不过如此，赤裸又无聊，这些“大朋友”让鄂力多活了好几十年，少走了一堆弯路，但也注定了他要深刻体会到时代割裂带来的那种痛。这种痛在当下，说得“云山雾罩”一点，就是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撞——一面是深耕、继承与沿袭，一面是“元宇宙”“异次元”与“破圈”；要是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他得寂寞着。

近段时间，“大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故去。对年轻人而言，他们都是活在教科书里的闪亮的名字，但对鄂力来说，那可是一个个交往了几十年的长辈，以及背后潜藏的一段段难忘的故事。还记得2018年8月，我和鄂力一起去见方成先生最后一面，仪式进行中途他突发低血糖跑到户外缓口气，嚼着面包喝着可乐，我见他面容憔悴了，眼眶红了，心里正滴泪。他在和那些老人告别，也在和那个满怀真诚与炽烈的时代告别。新冠疫情一来，跨省探望多有不便，养老院也时开时关，一年见上一面都奢侈；不仅是“大朋友”接连故去，连饭局的也凑不够人头了，他只好打开微信群视频通话，搞起“隔空干杯”。

寂寞太久，鄂力病了，总吵吵戒酒又屡戒无果的他最终“因病戒酒”。昔日方成先生在漫画里画的那个肩上扛着大刻刀，腰间挎着好几块章料，背后别着一堆酒瓶的“超重战士”，弄丢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吃饭的家伙什儿。本来他就不爱说话，没酒喝，他更不说话了，每天窝在家里练字、读报——他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把《北京晚报》读到“寻人启事”的人。结果就是这个不说话的人，突然说他要办展览。

哦，鄂力是篆刻家，不过他从没把自己当成“家”，因为他见过真正的“家”是什么样子。他从小就爱篆刻，几十年里刻过无数印章，也有不少“大朋友”为他的篆刻“鼓与呼”。那些印章上的名字，不必赘述，都响亮得很；印章背后的故事，只有他自己知道，好长一段时间他都“述而不作”，推说自己“不会写东西”。与其当成艺术作品，不如视作那个远去年代里文化交流与交往的别样见证，毕竟没有几个搞篆刻的人，能在这一方方石头里倾注这么多文化味道与朋友情谊。看这些印章，就仿佛又遇见那一个个飞扬着青春与理想、历百折而不挠的中国文人。

“酒酣胸胆尚开张”，掌灯细思量。纵然说好“不干预”，谈来却游宕。哪怕是传记，一个人的人生也很难说尽，不妨随性住笔，借徐肖冰先生评鄂力篆刻的妙语一用——恳请鄂力“‘刀’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