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我由《人民文学》杂志社调任《小说选刊》主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管委会主任张胜友，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这之前，我换过几家刊社，掰着指头数，胜友先生应该是我的第N任顶头上司了。只是，我和以往的顶头上司相处，均平安无事，即便有些不快，也闷在心里嘴上不说，唯独和胜友先生摔过电话。那是2005年10月底的一天，中国作协组织各单位负责人集中学习，我因为筹备《小说选刊》改版，没去。晚上，副主编从餐厅打来电话，说该到的人都齐了，只缺我一个，胜友很生气。随后，胜友先生估计是夺过了电话，用他那充满槟榔味的“福普”——福建普通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大意是：这么重要的会议你不参加，胆也忒肥了；当上主编这才几天呀，你还想不想干！我开始还向他解释，可是他不听，“嘚嘚嘚”说个不停，像一支全自动冲锋枪，没有点射，全是连发。忍着忍着，我终于忍不住了，也大叫一声：我这主编干不干，你说了不算！言罢，“啪”一下挂断电话。

我能想象胜友先生当时的样子，估计会有点儿小狰狞。

胜友先生颧骨比较高，门牙有点龇，加上皮肤黑、背微驼，绝对不属于型男。可是他自己不这么看。提及父亲，他必用“风流倜傥”形容之，暗含着老子潇洒俊逸，儿子又能差到哪儿的潜台词；私下闲聊，还称在街市上曾被人拦截，说他颜值不俗，有奇人之相，他虽不屑，眉宇间却多少有点自得之色。窃以为，胜友先生对颜值潜在的自我认同，比较缺乏自知之明。

不过，胜友先生的才华我则由衷钦佩。我们相识时，他已经以报告文学《世界大串联》在文坛一炮走红。作为文人，他的文字几乎无可挑剔，逸兴遄飞、激情雄辩，一如江河奔腾、一泻千里，这从他前期的报告文学和后来的电视政论片中便可见端倪。作为领导，胜友先生的能力也毋庸置疑，这在他的从政经历中也有脉络可寻。无论私下或是公众场合，我都愿意听胜友先生讲话。他的普通话虽然很蹩脚，但因为旁征博引、逻辑严密、语言生动、铿锵有力，再辅之以丰富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变化，极有感染力和理论高度。    

印象中的胜友先生总是目光平视、神情冷峻，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不过，一旦他的严肃与活泼形成落差时，尤其有趣。某次会议间隙，胜友先生不知提及何事，无意中翘起兰花指，一着急，说话有点儿结巴。一位极富表演才能的同事学着他的样子和说话的腔调，面对众人说了一句俏皮话，模仿得惟妙惟肖，逗得众人哄堂大笑。胜友先生像没听见一样，不急不恼，依然按部就班发表完演说，然后坐下，嫣然一笑百媚生。他不在意自己的尊严是否被冒犯，格局很是不俗。确实，才华横溢的胜友先生自带一种气场，无论什么场合，每每会成为人们环绕的中心。由学养熔铸的内在气质，像汩汩冒出的山泉，遮掩是遮掩不住的。大家私下议论起胜友先生，时而会插科打诨，但就我所经历的而言，都充满尊重与善意。因为常做严肃状的胜友先生，其实清澈的像一潭水。他从不讳言自己曾是一名走街串巷的小裁缝；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复旦大学中文系高材生，每每提及也顾盼自雄。确实，他有资格骄傲。当年填报志愿，胜友先生只填了北大、复旦和厦门大学中文系。周围人很是惊悚，人生关键时刻，怎么也得填一所二流大学做备胎呀。胜友先生却风轻云淡地一笑：要念，就念名校！后来听人说北京气候寒冷、干燥，主食少不了窝头，他怕生活不习惯影响学业，大笔一挥，勾掉了北大。“当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在福建只录取两个名额！”日后在强调两个时，胜友先生往往会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伸出，在你眼前一晃。他的侠义、他的才华、他的抱负，以至他的自负和小算盘，像是游走在天空的云，令人一目了然。

回到开头，我为什么敢摔胜友的电话？他不记仇。

江湖有传言，胜友先生1995年就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甫一公布“施政纲领”，就被一位年轻编辑一顿猛怼，认为他改革的力度还不够大。胜友先生正踌躇满志，哪想到锣鼓点刚敲响，自己还没走出边幕呢，就被台下的愣头青叫了一声倒好，如何忍得？于是俩人刀来剑往，在全社大会上吵成了一锅粥。按一般推理，小编辑往后的日子估计不会好过了。没想到，年底总结大会，胜友先生却把这个当面和自己叫板的小编辑结结实实夸了一顿，并一步步把他提拔为社长助理。原来，通过一段时间的暗中观察，胜友先生发现这个桀骜不驯的刺儿头，是个有想法能干事的家伙。这个传闻我信。早些年，我在一家杂志主政时，胜友先生曾打电话给我，说他写了一篇记述“沙漠风暴”的报告文学，希望我能发表。因为杂志刊发有一个周期，我觉得这类文字有时效性，几个月后发出来已成明日黄花，于是直言以拒。胜友先生不急不恼，“嗯”了一声挂断电话。我本以为他会不爽，可是其后一次相遇，已就任作家出版社社长的胜友先生，特意把我叫到一边，用他那一口很有特色的“福普”问我：你愿意不愿意去主编《作家文摘报》？我说：可以考虑，不过我要带几个人。那时，我主持的杂志正处在困境当中，我不忍心丢下一同创业的同事另谋高就。胜友先生闻言，一脸郑重地问：你要带几个人？七八个吧。他一愣，随即用眼白瞥了我一眼，那意思是，你真敢开牙。因为这一瞥，胜友先生满脸的庄重被“解构”了，竟露出一缕令人忍俊不住的戏谑。

他的真诚和大度，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比如，1997年我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被破格提拔，胜友先生就是积极的推动者；《小说选刊》2006年推出改版第一期，封面采用了一幅青年民工吃馒头的照片，文学界一片哗然。正当我六神无主的时候，是胜友先生打来了那个令我一生难忘的电话。他说：我非常赞同你在答记者问当中提出的办刊宗旨和文学主张，我甚至认为，你们可以把“贴着地面行走，与时下生活同步”的编辑理念印在封面上。这个电话为正在冷风中簌簌发抖的我，送来了一件御寒的衣衫，让我立马有了精气神儿。年底，胜友先生陪炳华书记到中国作协直属的报刊社调研，我说《小说选刊》准备实行零风险订阅——即读者如对刊物不满意，可凭订阅单据和刊物全额退款。炳华书记有些担心，微微蹙起眉头问：如果有大量读者要求退款，怎么办？还未等我答话，胜友先生在一旁解释，说这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一种营销策略，只要刊物办得好，应该不会出现。那次，胜友先生对我们提出的改革措施和工作思路，几乎给予了无条件支持。

胜友先生看上去极其强势，说话干吧利落脆，很有点儿一言九鼎的架势，容易被人误读成刚愎自用。我开始也有这种错觉，一接触并非如此。刚任主编时，胜友先生曾很郑重其事地问我：如果不介入版面，你能不能把《小说选刊》发到十万册以上？我听了哑然失笑，断然答曰：绝无可能。我主持任何刊物，都必须深度介入版面。我以为胜友先生会设法说服我，因为这之前已经听说，我出任《小说选刊》主编遇到了阻力。没想到，胜友先生见我态度决绝，竟露出半是无奈、半是赞同的笑容，多余的话一句没说，一转身走了，如清风吹过。这之前，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胜友先生曾领导创办过一本刊物，发行借助社会力量。有一天，他兴致勃勃电话我，说杜卫东，你在体制内运作可以，在体制外就不行了。我告诉你，这本刊物现在以每天两万册的速度增长，创刊号估计要突破二十万。我询问了一下运作方式，心里有数了，又不好给兴头上的他泼冷水，便婉转地说：成绩骄人，值得祝贺。不过，我有意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重要的不是发出多少刊物，而是收回多少刊款。以我对刊物定位和期刊市场的了解，这本刊物能有——我本来想说十分之一，考虑到胜友先生的情绪，临出口变成了三分之一，能有三分之一回款就不错了。胜友先生可能有点不以为然，因为他没有接我话茬儿，推说还有一个会，就匆匆挂断了电话。后来，这本刊物的回款情况果然不理想。在一次会议上，胜友先生见到我，走过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杜卫东，看来你是对的。说这话的胜友先生目光真诚，像一潭水，沉静、清澈，没有一丝杂质。目为心之窗。透过他的眼睛，你可以看见他的内心，那是雪后的旷野，纯净、广袤，雪落无痕。

胜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真诚、大度、坦荡，行事出于公心。他有失误，有毛病，但是飞的再低，也是蓝天上一只翱翔的鹰。在他手下工作，你不用担心被穿小鞋。我摔断他电话的第二天赶到会场，胜友先生看到我，老远就打招呼：杜卫东——杜字他每每读成一声，而东字则发声短暂而尾音上翘，听起来别有韵味：你的手机换了吗，我怎么打不通？我没换电话。我知道他这是向我示好。其实，没有按时到会完全是我的错儿，他的批评虽然严厉了些，却是出以公心，恪尽职守。遇到这样的顶头上司，何其幸也。

我和胜友先生的关系像是路边的银杏树，没有茂密如林，隔不太远也有一棵，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记得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见到几管染发膏，听他说每个月至少要染一次头发时，便劝他少染，并说自己半年才染一次。半年？胜友先生有些惊诧，嘴角像被弹簧牵动，露出一个木讷的笑，转瞬即逝。得知他罹患血癌，那个短暂的笑容立马在我的脑海中重现，像一道惊悚的闪电，令人心悸。我和胜友先生是上下级关系，算不上挚友，所以，只是在朋友圈为他点赞，默默为他祈福。一次聚会，有建功、洪波、巨才、梁衡等参加，我想到这几位都是胜友先生的老友，便电话相邀。他很高兴，只是说身体虚弱，有些力不从心，问我能不能安排一辆车接送？他或许忘了鄙人早已退休，成了挤车一族。我略一犹豫，折中道：那这样吧，等哪天我专门去看你，在你家楼下找个饭店，咱们约几个朋友聚聚。胜友先生并无不快，欣然允诺。这之后，听到的都是他病情好转的信息，我也就少了兑现诺言的紧迫感。可恨天妒英才，死神不知发那门子神经，突然就展开双翼，遮蔽了他生命的天空，留给我无法弥补的遗憾。

胜友先生驾鹤西行，他在朋友圈的微信依然活跃，头像依然是胜友先生的半身照片，他的笑容依然真诚而灿烂。只不过，内容变成了他幼女的生活剪影。这个叫棋棋的小姑娘，继承了胜友先生的遗传，天资聪慧、活泼可爱，琴棋书画，样样出色。

胜友先生在天有灵，一定会为他生命的精彩延续而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