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黄乔生，中国作协会员。现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著有《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鲁迅像传》、《百年巨匠：鲁迅》、《八道湾十一号》、《字里行间读鲁迅》、《吾国吾民1919》等；编辑图书《回望鲁迅》《回望周作人》《鲁迅藏拓本全集》《中国新兴版画1931—1945》《台静农全集》等。

在北京市中心的沙滩五四大街29号，矗立着一座红砖砌成的大楼，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和校部旧址所在，俗称“北大红楼”，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就是我工作的单位。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时曾在这里办公，李大钊先生则在此任职北大图书馆馆长，鲁迅先生曾在这里讲课。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还曾经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主要活动场所。

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很多是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同人。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发和培育出一代青年才俊，在爱国、民主、科学的大旗下凝聚并焕发出巨大的力量。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新文化思想启蒙结出的硕果，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改革，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2019年，我和我的同事们举办了一系列学术和展览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现场》展览展示了五四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影响，再现了发生在北京并辐射全国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场面，北京各校学生和北京民众的爱国热情，至今依然震撼人心。北大红楼的教员和学生们以充沛的激情和健全的理性在运动中发挥了示范和引导作用。在这场运动中，民众发出的声音开始得到尊重，这场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外交决策。可以说，正是五四运动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和行动。

历史在一些特殊年份，以重大事件带来震动、引发变革。1919年，五四运动将“无声”的死气沉沉的中国转变为生机蓬勃的“有声”中国。这场运动以文化的变革为基础，以民众的联合行动为护卫，以政治外交的角力为焦点，以公民的觉悟为根本指归。“觉醒”和“觉悟”是1919年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各高校学生组织讲演团，走上街头，启发民众。天津的学生为自己的团体起名“觉悟”并创办《觉悟》杂志，并邀请李大钊等去天津讲座。“觉悟”二字象征性地描述了这个特殊年份里中国国民生存状态的一个主要特点，因此，我把第二个展览命名为《国民1919》，以北京大学创办的《国民》杂志开篇，以天津的《觉悟》杂志作结。展览用近百件文物展示了1919年中国国民觉悟的过程。展览结束后，我遴选部分展览内容，增加一些图片和文字，编辑出版《吾国吾民1919：时代风云与人物画像》（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2020年版）。

五四运动中民众特别是青年的觉悟，离不开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思想启蒙。新文化先驱们既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外来文化，为青年们提供了精神营养，指出了前行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大红楼，不但有大楼，更有大师，大师赋予大楼以深刻的历史意义。2019年，我策划的第三个展览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八大家》，展示的是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八位新文化运动发起者和倡导者的生平业绩。正是这些大师们，以及众多北大师生，让这座大楼熠熠生辉，彪炳史册。

“新文化八大家”的概念是博物馆和纪念馆在长期的新文化运动及著名人物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贯穿古今、融合内外的巨人。中国历史上，每当国家民族面临危机，文化就发挥出巨大的凝聚力量和引导作用。像唐宋古文运动一样，新文化运动也孕育出秉持“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高远志向的英杰。与唐宋古文运动相比，20世纪初在北京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更宏阔，更强烈，更迅猛。新文化群贤像唐宋名家一样，尊重元典，承续文脉，应时代要求，勇于变革，善于创新。尤其是在与外来文明的碰撞中坚定文化自信，在中西文明交融的关键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开辟出广阔道路。他们的成就不仅在文艺，而是涉及很多领域。他们有探索勇气，有道德坚守，有术业专攻；他们雍容、博大，深厚、锐利，才华横溢，文质彬彬。

我在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办公室在北大红楼的二楼，南临五四大街，东眺五四主题公园。我深感荣幸，能在原地学习大师们的学问文章，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从具体物品和字里行间体会出历史的长度、宽度，和人文的温度。为迎接建党一百周年制作大型展览，我从红楼的办公室搬出来，现在阜成门的鲁迅博物馆办公。鲁迅在五四运动一年后担任北京大学讲师。两年前，他接受《新青年》同人邀请，登上文坛，创作小说、新诗和随感录，描画国人的灵魂，揭露社会的弊病，吸引了广大读者。他与豪放直率的陈独秀、诚实谦和的李大钊、严谨稳健的胡适、真挚坦诚的钱玄同、清朗纯真的刘半农等相识相知，切磋琢磨，亲密合作，创造出卓越的文化业绩。

鲁迅在北京居住了十四年。前七年，他沉入中国古代文化，涵咏经典，整理旧籍、抄校金石拓片，搜集小说资料，为学术研究做了充分的准备。1918年，他在沉默中爆发，发表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以激越的呐喊登上中国文坛。他的文学创作经典《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大多在北京写成。他的作品境界高远，品味纯正，视野开阔，用情深沉，与北京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他在教育部负责图书馆、博物馆、戏剧、文学创作等工作，在开拓新文化事业上力求革新：图书馆不能总是老古董，还要有新学书籍；戏剧舞台不能总演旧戏，要提倡新（文明）戏；文学创作，既要创作为人民的文艺，也要注重翻译外国文学。鲁迅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眼光，善于选择，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念。他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成为新文学的开山宗师——正是在这里，他开始被称为“鲁迅”。北京成就了鲁迅，鲁迅也丰富了北京文化，并成为北京文化、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他的著作至今仍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有多篇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

北京是有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城市，传统文化底蕴深厚，这毋庸置疑。但我想，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北京是中国现代文化（新文化）的发源地和代表城市，是中国文化新旧转型、推陈出新的典范城市。鲁迅及其北大、《新青年》同人们在此见证、参与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和创新过程。

阅读开启智慧，丰富人生，创造历史，涵养文明。在世界读书日，我们倍加怀念为民族文化做出过贡献的先哲，借此机会向学术大师、文化巨擘致以崇高的敬意。一个城市乃至民族、国家，要有大楼，更要有大师。这就是北大红楼和新文化先贤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