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12日至1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莫斯科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是特殊的例外，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弄不好，在全国代表大会时被一网打尽，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而紧随其后的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也适逢其时地在莫斯科召开了。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少共国际代表，地方党组织选派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中央代表，由团中央委派的代表10人。还有来自各省代表17人，在这些代表中有一位身材中等，皮肤黝黑的二十多岁年轻人，他就是曾在共青团四大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及中央局成员的吴振鹏。

吴振鹏（1906—1933），化名吴静生，字季冰，安徽怀宁人。1923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5月起，历任共青团上海曹家渡部委会书记、引翔港部委会书记，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2月，任共青团九江地委书记。4月，任共青团江西区委书记。5月，出席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团中央委员及中央局成员。1928年5月，在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共青团工作，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兼上海市）委书记。7月，在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总行委委员、总行委青年秘书处书记。10月，任中共江南省委委员、常委。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解至南京，6月牺牲。

一

1906年12月，吴振鹏生于安徽省安庆市贫困人家，振鹏尚幼，父母双双因贫病交加先后离世，此后，振鹏在安庆市西门外的孤儿院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孤苦的生活让振鹏比同龄的孩子更成熟坚毅。振鹏稍晓事后，就一边做工糊口，一边识字读书。1922年秋，16岁的振鹏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学校里常有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讲课的同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对学生影响很大，振鹏强烈的求知欲使他阅读到不少进步刊物，特别是流传于同学间的《新青年》《向导》。翌年秋，接受先进思想洗礼的17岁的振鹏由同学杨兆成、薛卓俊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小失去亲人的振鹏，入团后视组织为家，视同志为亲人。年轻且极具行动力的振鹏带着一身的冲劲投入到党组织领导的各项运动。

1923年10月，吴振鹏参加领导了安庆各校5000多学生举行的反对曹锟贿选、声讨“猪仔议员”的游行大示威，带领同学捣毁参与贿选的安庆籍“猪仔议员”张伯衍的住宅。

随后，振鹏在学校办了一个工人夜校，给工友们授课，教他们识字、宣传革命道理。

振鹏又征得校长同意，把学校一间空闲教室变作图书室，与同学筹集书刊，向上海邮购《中国青年》周刊和《向导》周报。组织同学讨论学习，组建学生文学团体曦社。曦社在校内出版壁报，振鹏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多为批判和抨击当时社会时弊，引导同学们从埋头读书转而关注社会现实。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吴振鹏与薛卓汉、柯庆施等组织安庆五卅惨案后援会，并发动安庆工人、学生、市民开展示威游行。吴振鹏还以国民党区分部的名义，组织第一师范学生进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吴振鹏等同学的积极活动，使第一师范学生在社会上获得了很大声誉。安庆各界的运动，如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追悼孙中山先生筹备大会、国民党左派安庆市党部，都有第一师范的学生参加。在校内，也由于吴振鹏等人的得力领导和组织，许多青年加入了团组织，到1925年秋，共青团支部在第一师范正式建立。通过这个时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吴振鹏的思想日益成熟，在熟悉吴振鹏的人眼里，振鹏聪明、勇敢、活跃、会写，成为了安庆地区有名的学生领袖。

吴振鹏经常阅读的进步周刊《中国青年》，图为1924年的部分《中国青年》周刊

二

1925年，吴振鹏从第一师范毕业。安庆地方党组织根据他的表现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将他送往上海大学深造。但“五卅”后，上海大学校址被反动派查封，党遂将各地准备到上海大学学习的同学派往上海各工厂搞工人运动。吴振鹏当时被派往工人集中的引翔港。他换上工人的衣服，化名进入一家纺织厂做工。在工厂里，他每天做工十几个小时，也和工人兄弟一样，在极其简陋恶劣的环境中干活、吃饭，遭受非人的待遇。他把自己几个月的实际感受和亲身经历，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描写了纺织工人端午节前一天下午及端午节这天的主要生活、劳动过程。从早到晚站在机器面前流血流汗，吃的是落满花絮的冷饭，住的是不能抵御风雨的贫民窟，大字不识，受教育的权利先天就被褫夺，出厂时还要被当作贼似的搜身。1926年初春，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24期上，登载了振鹏的这篇小说《端午节》，编者还特意写了按语，向青年读者推荐。

由于吴振鹏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久，他担任了共青团杨树浦区委书记。他和当时上海团的领导人关向应、袁玉冰等把上海的青年运动特别是青年工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他曾在曹家渡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并自任校长和教员，教工友们识字，当时在上海沪东、沪西的工人中，提起吴振鹏的名字，没有不知晓的，他被誉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四大金刚”之一。

1926年他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底，党在上海挑选了一批优秀青年到江西工作，吴振鹏在其中。他被派往九江，担任团地委书记，不遗余力推动九江地区的革命工作。

“四一二”政变前夕，他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的领导工作。为了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反击蒋介石一伙的倒行逆施，他联合九江地区所有革命力量，力挽狂澜，因此成了右派的对头和眼中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九江国民党市党部被捣毁，吴振鹏被蒋介石雇佣的青红帮流氓殴伤。

1927年5月，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吴振鹏作为九江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他还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及中央局成员。

会后，吴振鹏返回南昌，接替袁玉冰担任了团的江西区执委书记，并主编团的进步刊物《红灯》，刊发的《蒋介石还没有反动？》《杨花水性的花姑娘》《红灯之下的蒋介石》等文章，激怒了蒋介石和江西省主席朱培德，7月公开查封了《红灯》杂志。但正如吴振鹏以编者名义在《红灯》第14期上所说：“红灯是永远照亮着的！”

在吴振鹏的领导下，江西全省的青年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江西的青年运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共青团的队伍也不断得到壮大。其中如南昌的共青团员曾深入到工厂工人中间，协助党秘密恢复了赤色工会组织；九江久兴纱厂的青年工人，曾组织发动大罢工，在江西影响很大；万安则有一万多农民协会会员举行十月革命节庆祝大会，青年农民在其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他们公开与地主土豪开展斗争，武装夺取了县城。这一系列的斗争，给了蒋介石及在江西的军阀朱培德有力的回击。

三

1928年，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吴振鹏继续当选为团中央委员。

会后，他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回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领导团员们深入杨树浦、引翔港、沪西等工厂集中的区域，为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的举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9月2日国际青年节清晨，吴振鹏具体指挥，上海工厂的青年工人同时举行总罢工。各工厂区内，贴满了标语，漫画。其中一张《全上海的青年工友们》传单中，明确提出了上海青年工人的总要求，分为政治要求14条，经济、待遇、教育、娱乐及卫生要求32条，并主张“建立代表工农利益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组织”。另一张《准备着》传单控诉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资本家、工整会、那摩温等压迫工人的种种暴行，号召青年工人团结一致，游行示威，打倒他们，“准备着！翻身的日子近了！”

吴振鹏1927年5月主编共青团江西省委机关刊物《红灯》。图为该刊第十一期，封面由他亲自设计

以青年工人为主体的大示威在漫天的传单和响亮的口号声中举行了，南京路上浙江路至福建路一带，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整个上海为之震动。当局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阻塞工人的游行队伍，军警、巡捕对工人大打出手，更加激起人群的愤慨，队伍冲破了巡捕、军警的包围，一直冲向外滩。

这次总同盟罢工，一直持续到9月9日，吴振鹏在评价这次同盟罢工时写道：上海工人阶级“经过国际青年节，益发鼓舞起他们的革命情绪，使他们更认清了自己力量的伟大，使他们更认清了他们的出路，使他们更认清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及共产青年团！”在这次斗争中，“英勇的上海青年工人，用他们坚苦的毅力和雄壮的勇气，开辟了中国革命史青年工人的光荣的篇幅。”9月的总同盟罢工成了“五卅”以后，上海工人阶级一次规模最大的斗争。

四

由于长期忘我工作，每日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加上环境恶劣，生活困难，吴振鹏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对此，振鹏说：“要就死在敌人手里，要就死于肺病。”

1929年7月，吴振鹏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香港指导工作，并参加了25日举行的香港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从这个时候到1930年上半年，国内形势逐渐好转，这是自党的六大以来，中国革命从低潮转向复兴的阶段。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发作起来。

1930年6月，李立三“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冒险计划得到通过。不久，中央成立了由党、团中央及全国总工会领导机构合并组成的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吴振鹏参加了中央总行委的领导工作。这期间，吴振鹏还在党、团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日报》《列宁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指导青年运动的文章，其中有的文章有明显的“左”的错误。

1931年下半年，吴振鹏在上海继续从事青年领导工作。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病情日益加剧，但他始终不肯卧床休息，尤其是追随李立三路线犯了“左”倾错误后，他仍抱病坚持工作，以减轻内心的痛苦。

1933年5月17日，由于叛徒告密，吴振鹏在法租界贝勒路的住处被捕，巡捕和反动军警在他的住处搜出了党团刊物、文件和江苏省委指示信多件，吴振鹏旋即被押往嵩山路法租界巡捕房关押。

在法庭上，吴振鹏只承认自己是因病休学的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名叫吴静生，所搜物品均为一朋友寄存家中的，同时，他坚持本案应在租界内审判，反对移到上海市公安局。由于有几名叛徒当庭指认他就是吴振鹏，终将他移解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审理。不久，又以重大案件为由转押到南京。

在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吴振鹏知道自己的身份已完全暴露，于是，对任何形式的审讯都置之不理。无消停的折磨与恶劣的监狱生活，令吴振鹏的重病之躯雪上加霜，这年6月的一天，病逝狱中，至死未有一句口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