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南生（1906-1933），又名胡兰生，湖北武昌人。中共党员。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无锡区委工作。1931年，任上海工人联合会青工部部长。1932年，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解至南京，6月，牺牲于雨花台。

1933年出版的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第11期刊载了这样的一篇文章《纪念我们的青年领袖——胡南生同志》，文章写道：“……胡南生同志始终忠实中国的革命，始终忠实阶级，始终与国民党及无产阶级的叛徒斗争到底。”这是对一名革命战士的高度赞扬，更竖起了一名共产党员在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形象。

一

胡南生，又名胡兰生，190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在乡下读了几年的私塾。由于家境贫寒以及父亲的早逝，胡南生早早结束了读书生涯，14岁到武汉的一家工厂当学徒。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武汉，正处于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之中。当时，武汉底层的产业工人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密切关注，从农家走出的胡南生也和许多产业工人一样，渴望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参加了童子军，并投入到各种工人运动中，后来因为参加工人运动，遭到厂方的开除。虽然胡南生在武汉的工作和生活极为艰苦，但一直保持了乐观的心态，在革命的实践中，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在一次回家与妹妹的交流中，他对妹妹说：“我们要翻身，那一定要革命，不革命就不能翻身。”此时的武汉成为风云际会之地，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许多革命青年在这里选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为之终生奋斗的信仰和事业。他们在武汉的这段经历，特殊难忘，充满传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胡南生在武汉当学徒的时候，有一次在睡梦中听见一阵口号声：“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胡南生早就知道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武汉共产党人的英勇事迹，他早已耳濡目染。他从门缝里往外瞧，令人意外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押赴刑场的人竟是一名女共产党员。这名女共产党员毫无畏惧，边走边喊口号，一路高唱《国际歌》。“共产党真了不起！”这样的情景深深地触动了胡南生。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共产党，他经常留意看哪些人真心为工人办事，冒着风险去找共产党员，不久加入了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和斗争。胡南生在这种革命环境下，不断成长，开始领导武汉劳动童子团的组织工作。

二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组织安排胡南生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为纪念中国国民党已故领袖孙中山而开办的，并以孙中山的旗帜吸纳中国进步青年，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当时的莫斯科是革命青年心中的圣地，能够被组织选派到那里学习，胡南生内心是无比激动的。然而，随着国内革命斗争日趋复杂，远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不再是风平浪静的世外桃源，已经深深的打上了国内革命斗争和联共内部斗争的烙印。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消息震动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园一夜之间变得异常的死寂。在这以后，再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已经没有学长们往日之间的融洽，国共两党选派的学生仿佛经历了一场地震，彼此之间多出了隔阂。胡南生等由共产党选派的学生在这样的紧张氛围中，安排好学习和日常生活，他们心里清楚，形势愈来愈复杂，也许这样的学习机会很快就会失去的。树欲静而风不止，此时恰逢是苏联社会自身的重大转折关头。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和斗争愈演愈烈，中国革命的问题，又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斗争的焦点之一，这些斗争加剧了中山大学学生的思想混乱。此时，胡南生等部分中大学生坚决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因而受到打击。尽管如此，胡南生和其他同学依然会来到图书馆、教室、俱乐部，往日的欢乐气氛成为美好的回忆。1928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中山共产主义大学，国民党籍的学生陆续被遣送回国。当时继续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员面临着种种困难，联共（布）中央计划关闭这所学校，1930年2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关闭莫斯科中山大学。胡南生等由中国共产党选派的青年学子不得不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回国后立即投入到复杂激烈的民族救亡斗争中。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三

1930年，胡南生从莫斯科回国，同行的还有建国后任职于全国妇联的帅孟奇等人，他们一起到了上海，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共产党员公开活动受到限制，胡南生选择去拉黄包车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拉黄包车对于胡南生来说是个外行，每天挣的工钱大部分都交给了老板，自己所剩无几，吃饭还是每天面临着的一个大问题。帅孟奇当时在上海的纱厂工作，每月可以挣到十几块钱的工资，她格外节省，将剩下的钱支援胡南生和其他同志。但是，没过多久，帅孟奇被捕，胡南生的生活又变得拮据，经常无以为食。后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胡南生先后担任了江苏省上海工联会青工部部长和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当时由于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使党中央和地方党团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尤其是顾顺章的叛变，给革命造成了党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胡南生毫不畏惧，他深入到工农群众中，指挥着上海各区的对敌斗争。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虽然遭到了破坏，但是仍然努力在工人群众中恢复被破坏的党团组织，尽可能地挽回党组织的损失。上海沪西区当时是日本资本家开办纱厂最为集中的地方，那里产业工人密集，日本资本家飞扬跋扈，随意克扣工人工资，底层的工人们深受资本家的剥削。上海党团组织的破坏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白色恐怖氛围，群众不敢接近共产党。针对这一情况，党组织委派胡南生直接去领导沪西区的斗争。可想而知，当时整个上海都处于国民党严密监控之下，在国民党特务眼皮底下开展群众工作是何等困难。胡南生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安危，想的更多的是上海的党组织如何能够尽快恢复。胡南生和其他同志利用年关有利时机，从工人身边的点滴开始做起，针对工人在生存线上挣扎，胡南生发动各纱厂的工人们向日本资本家开展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延长工时的斗争。这一段时间，胡南生起早摸黑，深入到各个工厂发动群众，他深知，如果仅仅从行动上发动群众，效果甚微，关键要从思想上让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党是为他们谋取幸福的，他向工友们讲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工人遭受资本家压榨的原因。在生活上，他更是关心工人们的疾苦，尽管自己也面临着生计问题，只要工人有困难，他都想法设法给予解决。有一年的冬天，胡南生看到一位岁数大的工友仍然穿着单裤，他悄悄的将自己身上的棉裤给了这位工友，然后自己穿着单裤熬了一个寒冷的冬天，工友们被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他将自己每月很少的生活费，挤出一部分接济工友。在胡南生的带领下，工友们团结起来，同资本家开展各种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沪西区的党团组织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四

由于胡南生长期直接领导最基层的工人斗争，许多国民党的特务对他都很了解，每当胡南生外出的时候，沪西区委的同志们对他的安全都很担忧，让他尽量减少外出。他笑着说：“革命要有牺牲精神，才能压倒敌人。我被捕后，准备到雨花台去。”胡南生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统治所吓倒，相反，他积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竭尽全力让革命的火种能够继续燃烧下去，只要革命的火种不灭，必能成燎原之势。

1933年2月，胡南生在主持召开上海市团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时，由于叛徒的告密，出席会议的代表被特务机关逮捕，被关押在法租界的巡捕房，随后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拘留所。在狱中，胡南生看到了出卖党组织的叛徒，强压住满腔怒火，镇定地说：“我不认识他。”敌人用尽各种酷刑，胡南生没有透露出任何关于党组织的秘密。在狱中，胡南生虽然深受折磨，但是仍保持乐观的革命主义情怀，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感染战友，让他们坚守革命信仰。他对狱中的难友说：“在审问时，只要死守住第一关不被敌人攻破，敌人对我们就没有办法。敌人虽然抓到我们，但不能在我们身上捞到什么。挫败敌人就是我们的胜利。”同年5月，胡南生被押解到南京，关押在国民党首都宪兵司令部。敌人没有放弃对胡南生的劝降，并找来曾经和胡南生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叛徒胡大海，企图通过胡大海软化胡南生。胡南生对曾经的同学就这样背叛革命，投向敌人的怀抱，感到异常愤怒。胡南生对敌人说：“我是为了干革命，不是为了做官”，敌人的各种怀柔政策始终没有使胡南生动摇。1933年6月，黔驴技穷的敌人将胡南生杀害于雨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