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得钊（1905-1936），又名林子明，浙江永嘉人。1917年，考入永嘉岩头高等小学学习，毕业后进入温州艺文中学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成为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主要成员之一。同年，他进入上海大学就读，后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2月回国，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委派在广州、武汉、南昌等地为东方大学招收学员。1928年，在团中央工作，编辑《红旗》杂志。1930年，调中共中央特科秘书处工作。1933年，在中共中央特科总务部、上海中央局工作。1934年6月，在上海被捕，解来南京，1936年9月，牺牲于狱中。

“莫道流萤小小虫，抗暴大胆称英雄。风风雨雨无所惧，长此发光黑暗中。”这首名叫《小小萤火虫》的白话诗，出自雨花台烈士李得钊的笔下。他通过流萤的视角，展现出小小躯体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和炽热情怀，寄托着作者的满腔澎湃激情和宏伟志向。时年青春意气的他，尽管出身贫寒，却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勇于进取，历经坎坷却从未放弃追寻真理的脚步。他超越改变自身命运的世俗藩篱，将个人追求融入社会变革之中，躬身理想，践行信仰，用生命轨迹勾勒出一代青年的奋斗历程，树立起时代精神的榜样。

一 

李得钊，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溪口区港头乡李宅村一个贫苦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鞋匠，母亲在其年幼时便因病去世，家庭生活举步维艰。但天资聪颖的李得钊自幼就懂事知礼，深得乡邻喜爱。私塾先生体谅他家庭困难，免费授教，使李得钊得以入学读书，从而踏进接受启蒙教育的门槛。

这个家里贫穷的没有一张桌子，只能用一块祖传的肉砧板钉上四根木棍作为课桌的少年，并未因窘迫的生活记忆消殒自身的积极天性。当同窗的富豪子弟讥笑他时，成熟懂事的李得钊睿智应对：“我不同你们比桌凳和衣着，我是来读书的。”他在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中淬炼了坚强的意志，进而转化为奋发向上的内驱动力。

1916年，李得钊考入永嘉岩头高等小学学习，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得以减免学费进入温州艺文中学读书。这是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课程设计如同当时一般中学，所不同的是，增加一门圣经科，英语放在首位。最突出的是每日早晚皆作祷告，每人发给祷告文一本，星期日叫礼拜日，每周一次两小时的礼拜，若有牧师来讲道，令全体师生集中在本校大礼堂里，唱赞美诗，听传道，学生中如有态度不严肃者，将受到校长亲自惩戒。尽管学校宗教氛围浓厚，但李得钊勤奋刻苦，充分利用学校的外教资源进行会话锻炼，从而培养了较好的英语语言基础。

此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正席卷全国，李得钊所在的永嘉也出现了一批进步青年传播新思想，谢文锦就是其中一位。1917年，他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创办了岩头高等小学，担任校长。他聘请进步教师，选用新课文，热心教育，培养人才。1924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更致力于在师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并逐渐成为李得钊的革命引路人。

在谢文锦的影响下，李得钊有机会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从而使他触及到更为广阔的世界。国家的忧患、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艰困现状，都让他内心深感激愤，一个热血青年迸发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试图以自身拳拳之心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0年，李得钊（左二）在温州艺文中学读书时与老师、同学的合影

他参加了当时的进步学生组织——溪山学友会，并和同学金贯真等一起在寒暑假里组织宣传队，到城乡进行宣传演出，传播新文化与进步思想，揭露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罪行。此间，他写下的部分诗作，如《灯蛾》：“灯蛾扑火似无成，是是非非评不清。我说灯蛾死可贵，粉身碎骨向光明。”这些诗句大胆表达了一个渺小个体勇于奉献和反抗黑暗的决心，凸显了他赤诚的救世情怀。

1924年，李得钊中学毕业后受聘在母校任教。1925年3月，他与同学金贯真等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惨案发生后，李得钊与金贯真等人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领导和组织游行示威，发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等活动，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

1925年7月，在谢文锦的帮助下，李得钊和金贯真离开温州，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是中共早期培养革命干部的一所大学，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并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革命斗争，从而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等，曾先后在此讲学。在这里，李得钊努力汲取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接受到革命的教育和熏陶，思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二

1925年冬，李得钊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东方大学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培训政工干部的学校，对于外国生源，教学目标十分明确：培养外国学生以适应殖民地的革命需要。为此，东方大学网罗了国内一批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还包括共产国际领导人在内的革命实践者，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学校国际部学生按民族和语言分为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蒙古班、越南班、印尼班、印度班等，生源广泛。至1924年，东方大学已经成为苏联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学之一，共有来自73个民族和国家的学生1015人。  

当时，由于大部分中国学生都没有俄语基础，需要教学翻译把教授的话翻译成汉语才能明白授课内容。为此，在东方大学的中国班里，都进行强化俄语教学。在低年级，每周开设24节俄语课，每天4节。到高年级也还坚持俄语教学。当时，俄语教材也以《真理报》或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中央的文件为主。 经过顽强刻苦的学习积淀和密集训练，李得钊很快掌握了俄语基础知识。于是，他一边继续学习革命理论，一边利用他娴熟的英语和新学的俄语，承担起翻译工作。1927年2月，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委派，李得钊回到中国，在广州、武汉、南昌等地为东方大学招收学员，为中共建立军队培养骨干。

李得钊撰写的《十一年来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一文，发表于《列宁青年》

经过在东方大学的系统学习，李得钊不仅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军事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掌握，也为日后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紧密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段留苏经历也大大扩展了他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和了解，对革命的历史潮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形成了广阔深远的世界眼光。他将自身的深厚理论知识与敏锐洞见力融会贯通，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挥了杰出的才能优势和强大的战斗力。

1927年底，李得钊到上海担任党中央机关报《红旗》编辑，并兼职团中央工作。在这期间，他以《红旗》《列宁青年》为阵地，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一文还曾被日本杂志转载。他运用自身的语言优势，翻译了《列宁李卜克内西与无产阶级青年运动》《国际青年团的现状》等文章，积极向国内青年普及马列主义；他撰写了《列宁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十一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文章，联系自己的学习经历和理论知识，宣传革命理念。在《十一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一文中，李得钊通过经济、政治、教育、艺术、军事五个方面，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建设成就，热情地感慨道：“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日益巩固起来，他不仅推动西欧的革命运动前进，而且是促进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苏联在千百万的工人农民拥护之下，依然巍然独立，他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以一日千里之势向前发展”，凸显出他对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殷切关注和透彻判断。 

此外，李得钊还针对国内政治形势，积极进行时事分析和革命宣传。他的文章运用自身理性的思考，条理清晰，逻辑分明，深入浅出，并突出对青年团体的思想引导。例如，在1929年4月15日出版的《列宁青年》第一卷第十三期上，李得钊发表了《中国学生已往的光荣和今后的去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五四运动爆发的起因及意义，阐述了学生群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局限性；同时，针对学生群体在十年间反帝运动中的思想分化现象和当前更加险恶严峻的社会形势，李得钊呼吁青年学生坚定革命信念，继承五四运动光荣，“认清人类历史之演进必须归结到共产主义”，鼓励青年学生坚持革命道路，为中国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的解放而斗争。

为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李得钊发表了《怎样纪念“五卅”？》一文。在概述五卅运动的情况后，李得钊提出：“现在我们应该怎样纪念‘五卅’，怎样完成‘五卅’运动所未完成的事业呢？”对此，李得钊作出了坚决的回答，指出纪念五卅务必要完成三个主要任务：“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取消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并没收其在华的企业和银行，是纪念‘五卅’的第一个主要任务”；“贯彻土地革命，解放农民，是纪念‘五卅’的第二个主要任务”；“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建立苏维埃的真正民主政权，是纪念‘五卅’的第三个主要任务”。文章结尾，李得钊大声疾呼：“只有彻底执行上述的任务，才是纪念‘五卅’，才能完成中国革命啊！”表明了他对于实现革命目标的坚定决心。

三

1930年，李得钊到中共中央特科秘书处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1933年，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苏区，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的代表机构——中共上海中央局，代表党中央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工作，加强全国各地党组织和苏区党中央的联系，并代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李得钊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长。

他担负起了十分繁重的工作任务，任劳任怨。据妻子周惠年的晚年回忆材料，提及丈夫，她说：“领导分配的任何工作，不论有多大的艰险和困难，他总是很顺从地去执行。从来没有说过不字。”体现出李得钊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和坚强的耐受力。

生活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暗探密布，特务丛生，危险往往一触即发，但李得钊凭借自己的机智和沉稳数次化解险情。一次，当他行走在租界街上，突遇外国巡捕拦路戒严。怀揣着重要资料的李得钊急中生智，将资料卷起握在手中，从容高举双手迎接搜身盘查，表情镇定，从而骗过了巡捕的检查，安然无恙脱身。

然而，幸运并未永恒眷顾他，1934年6月26日晚，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和秘书长李得钊等人均被逮捕。

化名林志明的李得钊，任凭敌人软硬兼施，在审讯中坚不吐实。然而，他的真实身份却因叛徒的指认而暴露。不久，他被移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当时，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组织屡遭破坏，大批中共重要领导人被捕。国民党趁机改变策略，采取鼓励自首和发表反共宣言的政策，加强了政治软化和劝降审讯工作，收买了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共党员自首投敌，其中就包括李竹声。在这股“打报告”“登记”的趋势中，以往“从不说不字”的李得钊却始终坚定立场。一位浙江籍法官曾以同乡人的名义劝他办个“登记”手续，说这是潮流，李得钊断然拒绝道：“我绝不自首，自首了就对不起自己的朋友！”法官听后，也深深为之动容。

和李得钊一起被捕的还有当时身怀六甲的妻子周惠年，她在中央局担任交通员一职。她机智地伪装成目不识丁的无知农村妇女，晃过了敌人的讯问，一周后被无罪释放；却在分娩仅20余天后再次被捕，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丈夫李得钊的囚室咫尺之隔。

据当时一起被捕的次子李钊回忆，在敌人的攻势下，母亲周惠年被连番受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眼睛红肿，导致什么都看不清。同狱室的博古夫人张越霞告知她，丈夫李得钊就在对面的囚室。有一天，张越霞看见李得钊，赶紧向其打手势，随后搀扶周惠年走到监牢栏杆前，让李得钊隔窗望一眼孩子的模样，这也成为这对父子弥足珍贵的谋面。尽管当时年幼的李钊尚无记忆和意识，但在成年后从母亲及长辈间的话语中，依稀拼凑成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汇聚成心目中父亲的形象轮廓。同狱的张越霞后来提及此事时告诉李钊：“你父亲看到你，从脸上表情看很激动，也很高兴，又很难过，虽然不远，可就是过不来。”这是革命者隐忍而刚韧的骨肉亲情，但为了追逐心中的理想，为了造福广大人民的无私大爱，他们却只能将这份波澜激荡的情感深深埋藏心底，锻造成更为坚定执著的勇气与担当，在革命道路的崎岖坎坷中迎难而上，孜孜不辍。

尽管狱中条件恶劣，李得钊鼓励妻子坚持革命斗志，要做革命的硬骨头。狱警发觉两人的联系，将李得钊调整至别的监室。后来，周惠年在看守所洗尿布时曾看到丈夫，但在这高墙监牢之中，他们二人也无法如正常夫妻般互诉衷肠，甚至没能互相问候，只有相顾无言。不久，周惠年和孩子被移送到苏州反省院，此后夫妇二人便再未谋面。

四

1935年8月，李得钊被判15年徒刑，转押至中央军人监狱。在这座被称作“天牢”的囚笼中，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监室人数众多，拥挤不堪，伙食是夹杂着沙子的霉米饭和烂菜汤，有时甚至连口水也喝不上。李得钊的身体不断恶化，瘦骨嶙峋的他健康每况愈下。面对幽暗无边的牢狱生活，李得钊也有过彷徨与低潮。他曾写下一首诗《烦闷》，用“利刃”“铁索”等意象作比喻，生动地描述了其当时内心的苦痛：“烦闷是一把利刃，恶狠狠地刺着我的心”，“烦闷是一根铁索，怪痛苦的把我的灵魂儿束缚”；然而，革命者顽强的意志并未因一时受挫而有所动摇，清醒的理智促使他不在忧郁中继续沉沦，信念的力量又使他心中重新燃起抗争的火焰。他在诗中最后一段写道：“利刃哟！铁索呀！几时我有了能力，定要把你们捉住。然后一起投在烘炉里，铸成座小小的生命胜利的纪念塔。”彰显出一位革命者坚强非凡的自制力和誓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在狱中，李得钊仍积极关注时事新闻，坚持学习，与难友们互相交流，并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召了更多的难友坚持气节，不受国民党的自首政策蛊惑。后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刘顺元曾回忆道：有一次，他趁看守不在，隔着铁窗告诉李得钊，一起被捕的八个人中没有一个自首时，李得钊十分欣慰。李得钊的狱中表现极大地鼓舞了一众难友，甚至使一些普通犯人和法官也萌生敬佩。刘顺元评价道：“他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他确实是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李得钊的狱中诗《烦闷》

然而，长期的牢狱生活虽未摧毁李得钊的意志，却使他原本劳累多病的身体饱受摧残，加之肺结核病又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他的身体更加羸弱不堪。在生命垂危之际，李得钊给父亲寄了一封绝命书。据看到书信的李立敬回忆，信中，李得钊向父亲禀明了自己为革命献身的必死决心。但身为儿子的李得钊又联想到老人这一生的悲惨遭遇，内心不禁隐隐阵痛：父亲中年丧偶，含辛茹苦将自己养育成人；如今年岁已老，仍不辞辛劳地抚养自己年幼的孙子，辛勤一生，处境悲惨，为常人所罕见。而面对未来可能遭遇的结局，李得钊希望父亲心情开朗，切莫过度悲伤，保重身体。最终，他以乐观昂扬的视角，预言光明来临亦为期不远，望父亲可目睹身受。

1936年9月，因狱医误诊，李得钊过量食用金鸡纳霜而不幸中毒去世，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年仅31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李得钊遗属来信中回复到：“李得钊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这平实的话语，却是对一位革命者最凝练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