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董保存,  解放军出版社编审。原副社长、副总编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编辑有《红高梁家族 》《亮剑》等名著，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中青年编辑”，获中国出版界最高奖“韬奋出版奖”。

作品数十次在国内外获奖，其中纪实文学《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授衔怀仁堂》获解放军文艺奖。2007年被评为“当代十大优秀传记作家”。

近年来，在中央电台和多家电台、电视台主持“名家谈军事”“解读开国将帅”“不忘初心再长征”“读懂名将粟裕”“抗美援朝“等栏目。

北京沙滩的国立北京大学遗址      摄影/肖平

站在北大红楼一层的毛泽东在北大红楼工作处——“新闻纸阅览室”，第一感觉是，这里整洁而简约。桌子，报架，椅子破旧到有些寒酸。百年前的堂堂的国立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就是这个样子？

这里的资深研究员告诉我，毛泽东在红楼办公地点，并非这一个。红楼一层东头的图书馆主任室的外间，也是毛泽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毛泽东在此帮助李大钊整理材料，虽然时间短暂，但由于近距离的接触，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特殊的。

此外，毛泽东在红楼的数个教室听过讲座，开过研讨会……在红楼多处都可以寻觅到毛泽东的足迹。我们仿佛看到，青年毛泽东在这里孜孜不倦阅读的身影。

1918年8月，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带着湖南新民学会的十来名青年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同行的这些学子，大部分是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  

对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记忆深刻，他曾经回忆说：“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青年学生打算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用这种办法曾经招募过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到北京学习法文，我协助组织这个活动，在一批出国的人中有许多是我们湖南师范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激进分子……”

说来也很有意思，毛泽东虽然组织了去法国的勤工俭学，但是他自己没有去。为什么没有去呢？人们有过不少的猜测或者推测，有的说是因为语言问题；有的说因为百元大洋赴法船票问题；还有的说是因为他的母亲在生病等等。但在毛泽东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他主要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做出这一决定的。他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活动，而且新民学会支持这个活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的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后来，他和同学们之间，还有留法的同学都曾经有过通信联系，通信联系当中，他也曾经说到了为什么不出去留学的问题。

他说：如果要想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的地盘，关于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以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这是毛泽东自己的回答。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不去出国留学，不去勤工俭学，是因为他认为无论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民族，还是对于他本人，都是留在国内更有利。     

写到这里，闪过我脑海里，是毛泽东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运动考察报告》时的身影；是在灯下撰写《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专著。哪一篇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践的鸿篇巨制？

北大红楼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一定是十分深刻的。他曾经回忆说：“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在他同学的回忆中，最可笑的是他们来北京的一帮年轻人中，能穿得真正像点样的外套只有一件，所以，谁出门的时候谁就穿，好几个人轮流穿过……

毛泽东也曾经说过：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这时，他们原来在师范学校时教伦理课的教师杨昌济，已经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毛泽东是他的得意门生，他帮助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工作，推荐介绍给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站在北大红楼面前，听讲解员讲述，李大钊聘毛泽东担任了图书馆的助理员，这个助理员一个月能拿到的薪水是8块大洋，在年轻的毛泽东看来，这是一笔不小的钱，对于他解决眼前的吃住问题，应该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1918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走进了刚刚建成不久的崭新的国立北京大学的红楼，走进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面对彬彬有礼，且又不失教授风范的李大钊，从湖南韶山走出的毛泽东，他们究竟是怎么谈话的，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但是，这次见面，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邂逅。

毛泽东后来说，他在北大红楼，见到了“真正的老师李大钊”。李大钊也曾经说，毛泽东是“湖南青年学生领袖”（这个说法应该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再次来京时所说）。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邓中夏等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合影

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指导毛泽东接触到了不少关于图书馆业务上的工作，使他有了能够看到各种最新的书刊的机会。在他管理的日报阅览室，有15种中外文报纸，这在当时来说的确很难得了，这些报纸使得毛泽东眼界大开。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帮助李大钊整理有关图书馆的资料时，有机会讨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在北大红楼，毛泽东旁听了北京大学一些课程，参加了好几个社团，比如哲学研究会，比如新闻学会。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接触到了各色人等。比如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后来，在陕北的窑洞里，他对斯诺说：“由于我当时的职位底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而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成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应该说抱着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有一次，胡适教授在北大红楼讲演，讲演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想提一个问题，当时围在胡适身边的有很多人，所以，毛泽东提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胡适的回答。

毛泽东回忆说：“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那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比如陈公博，比如谭平山，后来他们这些人虽然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强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可是，1926年他被张作霖给杀害了。”

这就让我们想起，在毛泽东留下的手稿当中，有上百篇是他用毛笔、甚至铅笔为新华社、《解放日报》等报刊写下的新闻稿。他的这些新闻稿，在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不亚于“三千毛瑟枪”，毛泽东写新闻稿的功夫，是不是和这次来北京有着关系呢？

在这期间，因为要组织湖南的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毛泽东还有机会到设在北京长辛店（也就是现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的留法预备班。还到过河北省保定的蠡县等地进行过考察，安排湖南籍准备勤工俭学的同学在那里去补习法文等等，因此，他也接触到了一些原来在湖南、在长沙很难接触到的人和事。

北大红楼，在青年毛泽东人生当中还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他在这里认识并且爱上了恩师的女儿杨开慧。

杨昌济对于毛泽东来说可以称之为恩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时候，杨昌济就非常欣赏这位学生。毛泽东在一师毕业之后，给杨先生写信，希望先生能在北京帮他找找出路。在毛泽东没来北京之前，杨昌济先生几次让先期到京的，也是新民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催促毛泽东尽快来京，一是关于商讨有关赴法勤工俭学的问题；二是杨先生还希望毛泽东能够进北大读书。虽然后来因为学历问题没能够进入北大，杨先生又通过蔡元培等人，将毛泽东推荐给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直至后来，为了解决这一批湖南留法学生的路费问题，杨昌济先生抱病给在上海的章士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毛泽东等拿着这封信，找到章士钊，为这批赴海外的学子筹得了2万银元的旅费。这也就引出了建国之后，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费每年给章士钊还款2000元人民币，十年还清的佳话。

关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毛泽东进入北大红楼后不久，李大钊就介绍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创办的这个学会就是要把思想启蒙和文化事业作为重点，宗旨是：要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他们要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要求所有的会员具备以下信条：第一奋斗，第二实践，第三坚忍，第四俭朴。

毛泽东加入这个学会以后，积极参加活动。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寒风当中，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公园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演说，热情洋溢地告诉人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他喊出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讲演的听众当中，就有从北大红楼赶来的25岁的毛泽东。

由于李大钊的引领，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说。毛泽东相继阅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十月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在和斯诺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颇带感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北京北长街福佑寺。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来京居住地旧址。     肖平/摄影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1919年严冬，毛泽东再次乘坐火车来到北京，这次和他一路同行的，顶风冒雪来北京的,是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的公民代表团的成员。

百年前的“驱张运动”起因是，1918年3月，军阀张敬尧到湖南主政后，实施暴政，搞得三湘四水民怨沸腾，湖南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各界自发组成“驱张运动”联合代表团。他们赴京请愿，向当时的总理衙门递交湖南人民的请愿书。

到达北京之后，他们住进了皇城根一个清代皇家寺院——福佑寺。这个地方神秘而传奇。一百年后的今天，还是一个既不纳香客，不接受信众，也不是人们旅游参观的景点。从古至今，此处未遭过任何毁损，也算一个人间奇迹！

毛泽东进驻福佑寺的时候，是否知道这是当年康熙大帝躲避天花的地方（甚至和康熙能否顺利登上皇位都有着某种关系）已经无从考证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他一进福佑寺，就开展了紧张的工作。他们迅速成立了一个北京通讯社，毛泽东自任社长。他带领编辑撰写油印了揭露湖南军阀张敬尧罪恶的文章和驱张的消息，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福佑寺的灯光经常亮到黎明。在后配殿，烧香的案子就是他们的桌子，搭起的木板床，就是他们休息的地方。毛泽东起草了《湘人对张敬尧私运鸦片之公愤》、《湘人力争矿厂抵押》等犀利的文字，经过北京的《晨报》等报刊发表或转载后，造成了在全国的影响，也让更多的人聚集在了“驱张运动”的旗帜下。

1920年1月28日，湖南“驱张运动”的各界代表，在毛泽东的组织和带领下，顶着寒风，冒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奔向了新华门，向当时的北洋政府国务院递交请愿信，请愿书的题目是《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痛陈了他“督祸湘人，罪大恶极；湘民痛苦，水深火热”的事实。喊出了“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强烈要求张敬尧下台。

在这里，毛泽东和湖南的学生社团、北京的辅仁学社建立了联系，发动他们参加这次“驱张运动”。并且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也是积极参加“驱张运动”的积极分子。

在此之前的1月18日，毛泽东和邓中夏，以及辅仁学社在京的成员，赶到南城陶然亭的慈悲庵内，共同商讨如何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会后，他们在庵门外那棵大槐树下照了一张相，这也成了毛泽东在上个世纪20年代留在北京的非常珍贵的影像。

毛泽东和“驱张运动”的代表在北京先后进行了7次请愿活动，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驱张运动”的强大舆论场。在当时全国政治军事集团各种力量角力的大背景下，一场实力悬殊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一个强大的军阀对垒，居然实现了成功的逆袭，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张敬尧最终被赶出了湖南。

“驱张运动”的成功，使得青年毛泽东跳出了湖南的视野，站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样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来思考问题。

从此，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出了第一步。也奠定了他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信仰基础。

关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在1936年和斯诺长谈时说：“1920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些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的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的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的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是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是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