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丁晓平：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1920年11月7日，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大门贴上了大大的红“囍”字。

这是谁大喜的日子呢？

那还用猜，新郎新娘不是别人，正是寓居在陈独秀寓所的李达和王会悟。经过大半年的交往，两个满怀革命理想的年轻人，秋波暗送，情投意合，终于走到了一起。

这一年，李达30岁，王会悟22岁。

郎才女貌，天生一对。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是他们的证婚人。婚礼十分俭朴，只办了一桌酒席，请了王会悟的“娘家人”沈雁冰、沈泽民兄弟和几位朋友。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结婚，李达和王会悟有自己特别的设想：第一，这一天，是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第二，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个机关理论刊物——《共产党》（The COMMUNIST），陈独秀任命李达担任主编。因此，这一天，对两个年轻人来说，人生又增添了别样的色彩，拥有更为特别的意义。

《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

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浓、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这是陈独秀喜欢的。李达个性鲜明，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眼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言辞简短，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因此，后来毛泽东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刚刚而立之年的李达，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取得了相当丰厚的成果，用“胡炎”“江春”等笔名翻译和撰写了一批水平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

现在的老渔阳里2号，不仅住着陈独秀、高君曼夫妇，又住着李达、王会悟夫妇；不仅是《新青年》的编辑部，又是《共产党》的编辑部。《共产党》月刊的编辑部就设在李达的新房里，创刊之初，人手少，经费困难，李达就把自己写的文章卖给商务印书馆，以稿酬接济刊物运营。从写稿、编辑到发行，李达一人承担下来。同时，他还邀请茅盾以“P 生”的笔名、李汉俊以“汉均”的笔名、施存统以“CT”的笔名，为《共产党》撰写重要文章。

《共产党》月刊秘密出版，半公开发行，16 开本，最高发行量达5000多份，是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必读材料之一。它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树起“共产党”的大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主张，围绕着“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党的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宣传。

根据建党工作的需要，《共产党》月刊用大量篇幅宣传了马列主义的建党思想和有关共产党的知识，其中包括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学说，如：译载有关列宁在俄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等重要著作。《共产党》月刊所登载的文章和资料为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各地早期组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使他们对共产党的纲领、性质、特点、组织原则、组织机构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提高了大家对共产党的认识，对于建立一个在思想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起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1921年7月7日，《共产党》月刊停刊，共出版六期。

蔡和森

毛泽东

以《共产党》月刊创刊为标志，陈独秀吹响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集结号”，开天辟地地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举起了共产党的大旗，可谓旗帜鲜明。在《共产党》月刊创刊词的《短言》中，陈独秀大声疾呼：“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意大利的社会党及英美共产党，也都想继俄而起开辟一个新的生产方法底试验场。”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1920 年这一年，不仅中国有了共产党，亚洲的印度尼西亚、伊朗、土耳其和印度，美洲的美国（当时叫社会党），非洲的埃及，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左翼统一成立德国共产党），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都建立了共产党。实际上，在中国先进分子中还有不少人同样也在考虑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就是其中之一。1920年8月13日，他致信毛泽东：“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发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就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同时，1920年11月，陈独秀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这份宣言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争斗的最近状态”三个部分，全文两千余字，没有对外公开发表，只是“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后来留下了一份英文稿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从内容上来看，陈独秀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与他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号发表的《短言》基本一致。从陈独秀发表《谈政治》《对于时局的我见》，到《共产党》月刊的创立和《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均可以看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首先，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张东荪、梁启超挑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12 月，又发表了《现在与未来》。这两篇文章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极力歪曲中国的阶级关系，鼓吹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空谈社会主义必定无结果。1921 年 2 月，梁启超也发表了《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支持并阐发张东荪的论点。他们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却强调中国产业落后，“真的劳农革命不会发生”，因此中国“绝不能建设劳农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宣传也要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解决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表示信奉英国学者罗素所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错误观点，毫不犹豫地给予反击。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专门开辟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刊，广开言路。李达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劳动者与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李大钊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何孟雄发表了《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什么方法》，蔡和森也从法国寄来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针对张东荪、梁启超所说的中国没有劳动阶级的说法，陈独秀反问道：“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李达在文章中说：“就中国说，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力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他们还指出，中国社会的黑暗已经达到了极点，要想推翻反动统治，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必须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建立共产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条件。

关于要不要激烈的阶级斗争问题，陈独秀、李达指出，资本家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让他们“觉悟”上认识到善待工人，只能是一句空话。资本家所以能款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罢工的损失，而可以安稳的扩张资本势力”。“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劳动阶级要谋求解放只能采取“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即“直接行动”。

在论战中，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们同样主张振兴实业，但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看，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只顾增进物质文明，却不讲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都能享物质文明的幸福，结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垄断，多数人仍旧得不着人的生活”。因此，李达强调，“就中国现状而论，国内新式生产机关绝少，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采社会主义方法开发中国产业，努力设法避去欧美资本制度产业社会所生之一切恶果”。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楼（今江西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持续一年多时间的论战，实质上是一次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争论。真理不辩不明。经过一年多的论战，更多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进一步了解，从而站在了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边，而张东荪、梁启超等极力主张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的人也因理屈词穷而失去了听众。

1920年底到1921年底，正是中国共产党从孕育到诞生的关键时期，一年多时间的辩论，使得一大批原本对社会主义认识不太清晰的建党积极分子，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写给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复信中指出：现在资本家掌握着教育权，“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激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因此，“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信中对于过去接受过的无政府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的观点有所改变，说：“我对于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920年，在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中国共产党建党所需要排除的主要思想障碍却是无政府主义。

那个时候，无政府主义曾一度占据了中国新思潮的优势。这并不奇怪。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数量众多的国家，人们最初接受社会主义思潮时，对社会主义大多缺乏科学而清晰的了解。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这一年，黄凌霜、区声白先后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等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者。以他们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打着“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旗号，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平等”“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反对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个人为中心，很迷惑人，迎合了当时一些对黑暗社会现实极端不满、急于改变个人处境而又缺乏实际社会经验的知识青年，尤其是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味，因而很有市场。他们甚至错误地认为这才是最痛快、最彻底、最激进的新思潮。

1920年7月10日，俞秀松在日记中曾这么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的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和波尔雪维克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

1921年3月，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刊物《民声》在停刊四年之后复刊，并越来越多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它写道：“我们要明白时下的所谓共产党，却与期求‘无统治的自由社会、各尽所能各尽（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无政府共产党完全不同。”它还写道：“从上边给与民众甚至制度呀，组织呀，都很不好，勉强制成机械的共产主义决不生好结果。使民众自身任意组织建设一切罢：用国权去干涉总是坏事。真正自治是由民众任意建设来的。总而言之，俄罗斯革命对破坏社会是成功的，对建设社会是失败的。”“我们的原理很是单纯明了的：排斥所有的压制和窘迫，同自治方面进行的，就是企望自由社会的实现。”

面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施存统等人早在1920 年 9 月就已经开始奋起反击。

在《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号上，陈独秀在创刊词中就很客气地批评道：“无政府主义者诸君呀！你们本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请你们不要将可宝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你们若非甘心纵容那不肯从事生产劳动的资本家作恶，也应该是你们的信条。”

1921年4月7日，在《共产党》月刊第三号的《短言》中，陈独秀再次十分客气地批评道：“我们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理想不好，只觉得他的玄虚已去西方阿弥陀佛不远了。人性中恶的部分一天不消灭净尽，裁制人的法律、军队一天不可少。”接着，《共产党》月刊第四号发表了李达的《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针见血地指出：“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至于强制，程度虽有不同，而在某时期，却有行使的必要”，“我奉劝我们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总要按照事实上理论上去为有效的努力，不要耗费有益的精神”，“要干这种革命事业，必定要具有一种能够作战的新势力方能办到的。说到这里，我要推荐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月刊成为批判无政府主义的重要阵地，先后刊登了《社会革命的商榷》《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等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区别。此外，《共产党》月刊还发表了一些文章，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国情，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基本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作了初步探讨。

关于自由问题，李大钊指出：“试想一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的自由可以选择。”也就是说，世上没有脱离社会关系的自由。陈独秀则巧妙地说，社会是由许多团体结合而成的。在一个团体中，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在一个社会中，也各人意见不同。如果一个团体中人们意见不合可以退出团体，那一个社会中成员意见不合时，要怎样退出社会？由此说明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达成的。

关于生产和分配原则，陈独秀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打破集中的大生产，而是改变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如果按照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将生产机关委派给个人，将不能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更不能实现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的社会化。李达也指出，在生产水平发展不够高的情况下，实行按需分配是绝对办不到的，这势必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施存统撰文指出：我们最终的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之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这个国家的目的是用来撤废一切阶级的。

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也不会复辟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蔡和森1920 年 8 月从法国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革命就是个明证。”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包括一些青年学生。他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从爱国救亡的强烈要求出发，痛感现存社会的恶浊和不合理，要求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他们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认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从事实的教训中认识到，单靠个人的力量绝不能实现社会的改造，必须把有着相同志向的人结合成一个有组织的有严格纪律的坚强有力的集体，齐心合力去做；否则，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不可能真正撼动旧社会的根基。

共产党早期成员还驳斥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革命的方向。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修正派学说所主张的，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作前车之鉴”。李达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过第二国际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我们应当实行“马克思还原”。毛泽东也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同时，对中国将来实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辩证思考。李大钊说：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的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也就是说，中国人要走自己的道路。

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必须统一思想，为了共同理想而团结起来，严明纪律，形成万众一心的巨大力量，才能战胜压迫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经历了痛苦的、深思熟虑的自我斗争后，心甘情愿地准备牺牲原被他们看作至高无上的某些个人自由，甚至在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正是在这样残酷的思想斗争中，组织上也出现了分化和重新组合，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共产党，一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进步青年实现了思想的转变，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更多的青年人则选择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阵营。

以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为标志，早期共产党人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完成建党大业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没有这样的一场斗争，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具有战斗力的党是不可能的。这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帮助一大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选择什么主义，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政治问题，这也是进步青年在探索人生道路、追寻人生理想的道路上面临的首要问题。早在 1920 年 3 月，面对眼花缭乱、五花八门的新思潮、新理论，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就不肯轻易做出判断和选择的毛泽东，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信中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经过半年多的学习、比较和实践，尤其是这年夏天先后在北京与李大钊、在上海与陈独秀分别晤面后，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越，逐步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这年11月间，被新民学会会员称作“实干家”的毛泽东，接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委托他在长沙发起建立党组织。11月25日，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明确提出：“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陡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对于一个人来说，思想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人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实现总体转变的一次巨大的精神炼狱，恰似凤凰涅槃。

不可否认，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那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历史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出现了一个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银河中最耀眼最明亮的星座。在这耀眼星座的群星当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任弼时、董必武、张闻天、王若飞、聂荣臻、陈毅……他们的名字依然闪耀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正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只为主义真，信念似铁，信仰如磐，理想是金，担当起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