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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张光宇

作者简介:

张逸良:从事编辑工作,曾在《人民日报》、《新民晚报》等媒体刊文百余篇,著作有《另一种表达——西方图像中的中国记忆》,编有《知味——北京晚报“知味”年度文章精选》、《浮生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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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张光宇

纵然发展迅速的印刷品再复制技术可以做到“几近乱真”,但原版仍有不可替代的魅力,那被时间浸润的颜色甚至气息,都能成为人们为之痴迷的理由。相较于单纯针对文本与图像的研究,这些无形的感官体验,构成了不可描摹的氛围,有利于把握整体,趋近当时的社会。而那些埋藏在故纸堆中的海量信息,成为人们了解历史的另一扇窗,小人物、小事件、小描写,也许并不会现身于宏大的历史场景,但正是这些微小的构成,让历史变得鲜活可触,带有人性的色彩和温度。

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出版人,张光宇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履历足够光鲜。虽然参与创办、编辑的刊物时常变化,“委约创作”相对分散,但总归是有迹可寻。正因有大量内容的存留,让张光宇在多变的时代中沉淀下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印刷品起到了让时间凝固的实证作用。

这些让时间凝固的载体,它最大的“敌人”也是时间。相对有限的印量,时局更迭与物我聚散,“遇见”本身就变得无比珍贵,需要机缘。经国家图书馆的顾犇先生介绍,与藏书家谢其章先生建立了联系,谢先生先给我吃了颗“定心丸”——世易时移,民国杂志的收藏早已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状态,找不到是“常态”;即使找到,价格也不菲。想要做研究,还是公立机构的电子扫描版现实。既然现况如此,心理预期便不会太高,每次“遇见”,也就有了更多惊喜与联想。

在张光宇上世纪三十年代参与创办、编辑刊物的生涯中,《十日谈》是一段较为特殊的存在。《十日谈》创刊于1933年8月10日,为旬刊(十天一期),是一份兼具时事新闻、杂文评论、文化艺术等内容的杂志,其间多次变更发行方,在第二十四期之后还经历过重大改版(开本由大变小,页数由十六页增至四十页)。在《十日谈》改版前,张光宇负责了大多数封面的绘制工作(第十八、十九、二十一至二十四期的封面由张正宇、叶浅予、黄文农、鲁少飞绘制),这也是今人可见的张光宇讽刺漫画创作中风格较为统一的一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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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宇作品

这些封面漫画使用浓重的粗黑线条,多为黑白单色,对人物的造型处理趋于几何化,构图上相对简洁,以刻画人物为主,辅以有特殊含义的道具和背景;多数封面有标题,一些题目表意不明,也有一些无题。将张光宇创作的封面并置,可知许多人物形象是反复出现的,其意是指向特定的政治人物。从创作风格上来看,张光宇借鉴了《名利场》(《Vanity Fair》)封面的创作方法,又在其中融入了中国传统绘画元素以及个人语言,《十日谈》的讽刺感中带着幽默,并不直白、辛辣,而以讽刺漫画作为杂志封面,在当时以时尚女性为杂志封面的时代中,可视为一种特立独行的“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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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宇作品

将《十日谈》印刷品与张光宇创作的封面原稿进行对比,会发现原作的线条更为厚重,甚至显现出一种拙笨的姿态。概因印刷制版过程中,原稿需经等比例缩放,线条会随之变细;如以“等大”的方式进行绘制,一来绘制过程多有不便,在细节处难以展开,二来印刷出来的效果不如“缩印”的清晰、有力,所以张光宇为《十日谈》绘制的封面,是在印刷品上实现其最理想的表达状态的。

纵观民国的刊物出版,“纷繁”可视为一大特色,其数量之多、内容之杂、风格之新,足以令今人叹为观止。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量刊物“昙花一现”,因创办经费、稿源、发行、监管等问题,未及理想便戛然而止,能坚持数年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这一期拖期将近一个半月,理由没有别的,只是我们既懒惰而又迟缓。加之以(一)两个月来大家的心情恶劣,内战‘成功’,局势日益恶化,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我们虽在题记里申述我们对这多难的祖国的‘清明’之望,但如今则有的是血泪也洗不清的阴沉黑暗了……谁也不敢说我们能支持到几时,愿敬爱的读者们伴着我们一同负担责任,度过这一段艰辛的长途。”

1946年,剧作家吴祖光与画家丁聪在龚之方的资助下创办了《清明》,这本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只出版了四期,“第一期是五月一日出版的,第二期按月出版,第三期的出版推迟了半个月……《清明》的第四期,亦即它的最终一期,在龚之方兄的极力筹措之下,延期三个月,于十月十五日出版”。百味杂陈之时,吴祖光在第四期的增页上写下了上述那段告别意味浓重的《致读者》。

《清明》为十六开本,每期共六十四页,文字用新五号和六号两种字体直行排印,其中有用重磅道林纸精印的彩色插页。《清明》第一期即在彩色插页刊登了张光宇的壁画色稿《女赐福图》,第三期又用多版彩色插页刊登了张光宇的文章《自序西游漫记》以及《西游漫记》的作品选登“张光宇绘长篇神话西游漫记”。此外,张光宇还为聂绀弩的《绝叫》一文绘制了七幅黑白插图。据吴祖光回忆,《清明》创办过程中,共有四十多位作家供稿,“居然没有一位向我们提出索要稿费的要求”;当然,创办到第四期时,发行人已然一贫如洗,在付给印刷厂费用之后,“便也没有发放稿费的力量了”。与阳春三月和美好愿景相携而来的《清明》虽然如流星,但在当年的上海文艺界却影响深远,余韵悠长。

相较于《清明》,《心声》的办刊时间略长,延续了近两年。据郑逸梅的《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心声》半月刊由上海南京路心心照相馆徐小麟主办,第一期于1922年12月出版,“该刊第一、第二两卷各十期,第三卷出至七期,于1924年8月停刊”。从《心声》的征文简章可知,该刊“不分门类、不拘体例,有以小说、剧谈、杂作见惠者,无论文言白话,但使简洁有味,本刊一律欢迎”,也正因此,《心声》的内容既多且杂,涉猎广泛。因主干者徐小麟、主撰者王钝根、编辑者刘豁公等人性嗜皮黄,《心声》中与戏剧有关的内容较多;又因主办方为心心照相馆,每期《心声》前几页均有“心心摄”人物肖像,而后内文中亦收录有摄影专题的文章。

年少时与武生张德禄的交往,以及在“新舞台”追随张聿光绘制舞台布景的经历,使得张光宇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影响到他后来的诸多创作。而张光宇与京剧发生密切联系,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有所体现,开启于1925年8月诞生的《三日画报》,这份文艺小报曾多次刊发戏剧名家的剧照。《三日画报》的编辑室就设在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的心心照相馆,可见张光宇与心心照相馆及上海京剧界的深厚渊源,此推断,也在《心声》中得到了一定的印证。

《心声》第一卷第七期的影像页中,刊登了“马二先生张光宇先生小照”。“马二”即冯叔鸾,1883年出生,京剧评论家,河北涿州人,为剧评家冯小隐的胞弟。而同年稍早,《心声》出版“全国伶选大会开幕号”,刊登发起词及宣言书,后借上海一品香西菜馆,公推袁克文为正会长,步林屋、张聊止为副会长,徐凌霄、何海鸣为名誉正、副会长,王钝根为评议长,唐志君为女评议,丁悚、张光宇、郑鹧鸪、张冥飞、邹弢庐为顾问,结果,该大会有组织无行动,不了了之。

虎头蛇尾——不仅是全国伶选大会,也是许多刊物的真实写照。

如此看来,《论语》半月刊绝对算得上是一份“长寿”的刊物了。

《论语》半月刊是1932年9月16日创办于上海的大众文学期刊,内容以散文、小品、随笔为主,该刊先后由林语堂、陶亢德、郁达夫、邵洵美、林达祖、李青崖、明耀武等七人担任主编。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后上海沦陷,《论语》半月刊被迫停刊,1946年复刊,直到1949年5月16日停刊,共出版发行一百七十七期。《论语》半月刊成本低廉,销售量大,是当时颇受欢迎的一份文学刊物。

《论语》半月刊不仅是优秀的文学刊物,也是出色的幽默刊物。创刊伊始,《论语》半月刊便网罗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漫画作者,主编林语堂还将幽默闲适、充满个性作为自己所秉持的办刊初衷。他认为中国人一向不擅长幽默,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幽默也难登大雅之堂,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提之下,西方幽默传入中国,《论语》半月刊通过介绍西方幽默,以期促成人的个性解放——“幽默的伟大作用在于改变我们的思想特质”。

如此背景下,1933年3月16日,《论语》半月刊第十三期刊登了墨西哥漫画家珂弗罗皮斯的一批中国主题的漫画《谢冰莹》《蒋介石》《公园幽会》《保镖与富翁》《上海女子》等;1934年2月1日,《论语》半月刊第三十四期刊发了张光宇的漫画《花果山群臣进表 牛魔王沐猴而冠》。张光宇与知音珂弗罗皮斯,在《论语》半月刊上完成了一次隔空对话,珂弗罗皮斯保持着陌生地域人和事的好奇与亲近,张光宇则是以一贯犀利与直截,展现出自己的绘画风格,二者形成迥然不同的表达效果。

溯源而上,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那时还在生生美术公司为《世界画报》工作的张光宇,或许还和《世界画报》的创办人孙雪泥一样,盘算着如何谋求“生活之路,生财有道”。他从绘图者、助理编辑的基层岗位做起,是真正的“笔耕不辍”,《世界画报》上可见他以本名和笔名“明宙”绘制的彩色封面、插图、钢笔素描、仕女图、“谐画”甚至是广告,不仅数量多,风格也是多种多样,按需定制。短短十几年,在出版界“闪转腾挪”的张光宇走向了属于他的“时代”,他的“时代”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时代。

“遇见”散碎,记录也随之散碎,不过当原本只能通过屏幕感受的图像,以印刷品的方式呈现于面前,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虽薄薄一册,却厚重,值得掂量。这何止是一本本刊物?这也是文化的激扬与涤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