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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将贺炳炎——贺雷生、贺陵生、贺北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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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贺炳炎被授予上将军衔

贺炳炎上将素以“独臂”和传奇般的骁勇著称,被誉为“孤胆英雄”。在他3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11次,身上留下16处伤痕。

提浆糊桶的小卒

1929年,贺龙领导的红军转战来到了湖北松滋,当地16岁的小铁匠贺炳炎再也无心打铁了,他尾随红军两天两夜,跑到红军营地又哭又闹,要当红军,打坏蛋,因为他又痩又小,红军怎么也不肯收留他,这时候,贺龙军长来了……

笔者:在开国上将里面提起您父亲的名字,人们的印象:第一是“独臂”,然后就是“猛悍”,都说他打起仗来不要命,有“万夫不挡之勇”。但是,从将军留下的照片来看,他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魁梧,据说,他当年参加红军的时候,因为个头不够还颇费了些周折。

贺陵生:对,我父亲个子当时确实比较矮,我父亲身高跟我母亲身高差不多,后来可能是营养好点,个子高了一点。在部队,有的老同志开玩笑说,你爸原来外号叫“猴子”,又痩又小,以后也是又瘦又小。16岁参军,那时可能就更瘦小了。成年以后,部队有湖北人叫他“幺娃子”,说你怎么来参军,连浆糊桶你都提不动。他原来要去当马夫,人家“马夫班”不要他,说你这么小,马料你也提不动,怎么能当兵啊。他就又哭又闹,非要当兵。后来贺龙从这儿路过,看到这个小家伙在这儿又哭又闹的,就说算了,留下吧,就在宣传队里提浆糊桶。他那时提着一个浆糊桶,给人家刷标语,他小啊,个头也小,军装都是缝了又缝,往里挽了又挽。


—个半大孩子抓了47个俘虏

这个可爱的小贺炳炎引起了贺龙军长的特别注意。第二年,贺炳炎被提升为贺龙的警卫班长。此时的贺炳炎,天天巴望着上战场打仗,他盼得心都冒火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竟一个人抓来了 47个俘虏。

笔者:您父亲一生文化水平不高,有的人甚至说他识字都识不全,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过人的勇敢和智慧,这其中有很多很出名的故事。据说,您父亲有一次一个人抓了47个俘虏,那是怎样一个经过?

贺陵生:那是在1930年,有一次,贺龙说你去给部队送个信,那支部队的战斗已接近尾声,他一看,也拾起手榴弹扔了几枚,拿着枪就往回跑。走在回来的路上,见有几十个敌人逃兵,他拿着枪就喊:“你们给我站住! ”结果那几十个人站住了,因为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敌人回过头一看,只见那么个小孩子,拿着枪。敌军官拿着枪就想反抗,我爸爸用枪把他给打死了,又扔了两颗手榴弹炸死几个,这伙敌人就全老实了。我父亲叫他们都趴下,把枪栓拉下来,让他们一个人背枪栓,几个人背枪,就把他们都押回来了,一共是47人。他当时才16岁,也就是个半大小子。大伙儿说,你看贺炳炎这么小,押回来47个俘虏。后来贺龙说:“哎,看来你还很能打仗啊,浆糊桶看来是不用提了,该提提枪了。”

笔者:据说,您父亲当时有一个心理,就是看见别人扛枪打仗他羨慕得不得了,天天巴望着自己也能上战场,但是,别人都嫌他太瘦小。通过抓俘虏这件事,贺龙就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

贺陵生:对,抓完那47个俘虏,第二天,贺龙就说,你再给我抓个“舌头”回来。第二天他又去了,把自己化装成一个蓬头垢面、疯疯癫癫的小叫花子,跑到敌人阵地旁边,撒了只野兔子。果然有个军官去追兔子了,他就拿树枝子顶在那军官的腰眼上,说——不准动,那军官以为是个枪呢,父亲就把他的枪给卸下来,把那军官带回来了。那军官是又高又大。人家说,你一个人弄了个顶你两个块儿大的军官。贺龙高兴地说:“干得不错。”从这以后,展现了他灵活机动能打仗的一面,贺龙慢慢就派他到作战部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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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贺炳炎与家人在成都合影。前排左起:贺京生、姜平、贺炳炎、贺燕生;后排左起:贺北生、贺雷生、贺陵生

1948年初,贺炳炎(左2)与廖汉生(右1)等战友在攻占的敌堡上留影

笔者:就是因为他的机灵和英勇善战,让他在部队很快得到了贺龙的信任,并且提拔得非常快。

贺陵生:那年就当上了贺龙的警卫班班长,因为他机灵。他在部队成长得很快,19岁就当团长,长征的时候已经是师长了。


人称“贺小龙”

1932年春,贺炳炎调到洪湖湘鄂西军分校当区队长。在一次战斗中,因为人多枪少,他就主动把自己的枪让给身边的学员。他跑到炊事班操起一把菜刀,突入敌阵,左砍右劈,使得靠近他的几个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成了刀下鬼。战斗结束,贺炳炎的英雄举动轰动了部队。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菜刀队长”,也有人依照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典故,称贺炳炎是“贺小龙”。

笔者:由于您父亲和贺龙同姓,他又是贺老总一手提拔起来的爱将,在军事生涯上,您父亲可以说追随了贺龙一辈子,是不是也有人会以为他们之间有血缘关系啊?

贺陵生:在一些称呼上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混淆。在二方面军人们就习惯叫“贺老总”和“小贺司令员”。“小贺司令员”指的就是我爸爸,说“贺老总”就是指的贺龙,成了一个习惯,所以一直有演绎。我当兵以后,人家问我,贺龙跟你家什么关系啊?我父亲跟着贺龙几十年,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我父亲跟着贺龙出生入死,贺老总还救过他两次命。

笔者:贺龙对您父亲可以说是十分钟爱,因为他特别能打,确实称得上贺龙的臂膀。据说,贺龙曾经感叹:这娃子,烧火棍到他手上,都能当机枪使!

贺陵生:贺龙形成一个习惯了,打仗一攻不下山头就喊:“贺炳炎呢?”成了他的口头语了,一到战斗最艰苦的时候就喊:“贺炳炎呢?”

当时有一段时间,搞“肃反”扩大化,把我父亲抓起来了,说我父亲是“改组派”,别人只捆一根绳子,因为父亲性格暴躁,就给他捆两根绳子。后来贺龙就说,贺炳炎打仗不要命是为了共产党,他怎么可能是反动派反对共产党啊?他怎么可能是“改组派”?要不是贺龙这句话,我父亲可能就被枪毙了。不让我父亲在战斗部队了,就让他到军团指挥部当管理科长,管理科长就是管吃喝拉撒睡。但是,哪次战斗我记不清了,战斗又打响了,贺龙又喊:“贺炳炎呢?”人家说,贺炳炎在当管理科长。贺龙说,当管理科长也上!我爸他就上去了。


“这是贺炳炎的骨头,我要保存好”

1935年12月,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遭到国民党军猛烈阻击,为保证主力部队通过,贺炳炎命令机枪手加强火力掩护,率部与敌军展开硬拼。战斗中,贺炳炎负伤,他的右臂被机枪子弹击断,骨头全碎了,只留下一点皮连着肩膀。

笔者:据说,在开国将领中一共有18个独臂将军,像余秋里、彭绍辉、晏福生、左齐等等。“独臂”往往让他们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而要讲他们的故事,一定会讲到他“独臂”的来历。

贺陵生:1935年12月,他中弹的时候,是打在右臂上,按照现在的说法是粉碎性的,但是,筋连着,还没有断。我父亲说,他下来的时候,人家说贺炳炎你挂花了,我父亲这才发现胳膊打成那样子了。

1937年3月,贺炳炎(前左2)与贺龙(前右1)、关向应(前左3)、王震(前左4)、廖汉生(后左3)等在陕西同官县陈炉镇合影

1960年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时,毛泽东接见贺炳炎(右1)和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

笔者:这个胳膊是不是当时就保不住了?一个指挥作战的将领要失去一条胳膊肯定接受不了这种现实。

贺陵生:当时,贺彪是红二军团卫生部长,贺彪说要截肢,我爸就骂人,就不让锯,所有人都来劝他,他都不让锯,说谁给我锯这个胳膊我枪毙他。贺龙就问,能不能胳膊不锯?医生说不锯就要威胁到生命,实际上骨头都打碎了,不可能再保留了,接也接不上了。

笔者:当时部队的医疗条件是个什么状况?据说,那时候做手术的麻药是非常紧缺的药品,那么,截肢就意味着您父亲要忍受更大的痛苦。

贺陵生:因为部队转移,后勤机关都转移了,只剩下掩护部队。手术的器械没有了,贺彪亲自拿了一个钢锯子,消消毒,拿火烧了烧,就把我爸的胳膊锯下来了。锯掉的时候因为当时连着的皮非常少,而且肌肉、血管也都打烂了,所以,当时在包扎这个残端的时候就非常费劲:最后就把剩下的那点皮给他勉强对合上,所以,在他的残端就一层皮包着,本来应该是软组织包着,合不上了,这样勉强给我爸缝上了。妈妈讲,那次手术给爸爸精神和身体造成很大损害,爸爸以后经常头痛,不舒服。

胳膊就这么锯了下来,贺龙拣了块骨头,拿毛巾包着装在兜里,说:“这是贺炳炎的骨头,我要保存好”。


独臂也英雄

贺炳炎锯掉一个胳膊,他只在担架上躺了 6天,就下来跟普通战士一起行军。不久,他率部首战雁门关,再次威震敌胆。

笔者:雁门关伏击战是抗战之初八路军有代表性的一个大胜仗,您父亲作为一二〇师七一六团的团长,他是这场战斗的直接指挥者,在很多文学作品里把他描绘得异常神勇。

贺陵生:我父亲当时和政委廖汉生是搭档。根据侦察知道,敌人经常在雁门关附近运送物资,车队来往比较频繁。日军也怕游击队整他们,所以,他们的车队基本上都串在一起走,这样互相之间有个照应。在雁门关多次侦察敌情以后,就确定要到雁门关来打这次伏击战。大概前前后后准备了十来天时间,我父亲还亲自到现场去看,把部队都布置好了。那天先过来了大概有300余辆日军的军车,战士们都很兴奋,这时候可以打一仗。可是,正赶上从对面的方向又过来100多辆日军的军车,400多辆军车交会在一起了。这时候打还是不打就有点犹豫了。你要打,万一吃不掉,咱们一个团不过几百人,也没有多少真正的重武器。尽管这样,还是坚决打,部队就冲上去了。

笔者:雁门关伏击战的胜利,可以说让抗战军民的士气为之一振,对日军的打击非常大,甚至有人说,它打破了当时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贺陵生:当时确实国民党也觉得不可思议,你们就这么一个号称“小米加步枪”的装备,一下子把日军几十辆车搞掉了。我母亲给我讲,国民党还给我父亲奖了 200块大洋,因为那时候是国共合作,蒋介石还专门颁布嘉奖令,嘉奖我父亲。当然,这些大洋肯定是充公了。后来,日军在那个地方专门立了个牌子:“此地殉国七十六人,过往车辆千万小心。”


毛主席说:“这个礼你就免了吧!”

断了右臂的贺炳炎,挥舞着他有力的左臂继续驰骋沙场,成为军中战功赫赫的“独臂将军”。

有一次,毛主席笑盈盈地朝他走来,贺炳炎举着左手,向主席敬了一个军礼。毛主席拉住贺炳炎空空的袖管说:“你是独臂将军,往后这个礼就免了吧!”

笔者:您有没有听说过在部队中与父亲的独臂有关的一些故事,据说,您父亲一度跟余秋里共事,余秋里只有右臂,他只有左臂,当地群众管他们领导的部队叫“一把手的部队”。

贺陵生:他们配合比较默契,性格上、感情上配合都很默契。余秋里是我爸爸的政委,余秋里没有左臂,我爸爸没有右臂,所以他们俩的衬衣,余秋里容易坏的是右边衣袖,我爸爸就是左边衣袖,因为摩擦,容易坏。他们俩一看衣袖破了,就把衬衣换过来穿,这样,余秋里那个衬衣左袖还是好的,我爸爸那个衬衣右袖也是好的。还有就是他们两人领手套,人家都是一人一副手套,他们俩领一副手套,正好我爸爸左手用得着,余秋里右手用得着。

笔者:您父亲性情豪爽,从不肯服输,也喜欢运动。断臂之后,他从前的那些脾气秉性,甚至是业余爱好是不是有所改变?

贺陵生:他还是那样。我父亲特別爱摔跤,他的右胳膊失去以后,依然爱跟人摔跤:我听说除了廖汉生——因为廖汉生比较文一点,差不多跟他在一起的人没有没跟他摔过跤的。但赢他的人也很少,包括个子比他大的人,一般都摔不过他,就一个左胳膊,还是那么厉害。


喜欢养猪的司令员

贺炳炎是一个从贫苦农民成长起来的将军。在孩子们眼中,他们的父亲骨子里总离不开土地。孩子们十分怀念在成都的日子。那时候,作为成都军区司令员的贺炳炎在院子的一角养了一头猪,偶尔,他还会让孩子们端一端猪食。

笔者:解放后,您父亲做了成都军区的司令员和四川省体委主任,据说,他在当地最出名的一个是“独臂”,另一个就是“养猪”。一个司令员养猪,听起来都很新鲜,当时他养猪是为了自家吃吗?

贺北生:养猪,我爸爸只留猪头、猪心和猪蹄,然后把猪肉给了招待所,说招待所经常要接待军区首长或者中央的同志,这些肉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过大节小节的时候,我爸就把警卫班的战士叫过来一起吃。我父亲一生当中喜欢种地、养鸡、养猪。其实,作为一个司令员来讲,他的业余时间非常少,但他从小培养我们这种劳动观念,不能不劳而获。

笔者:您父亲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位将领,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对下层劳动者怀有十分纯朴的感情。这一点是不是在他的生活中经常能够流露出来?

贺北生:我父亲经常接触的就是理发的、种花的、搞清洁的工人。我记得是在1960年,那时候生活很苦。有一次,他在军区大院散步时碰到一个花匠,就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花匠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一顿红烧肉。我父亲说,好。第二天,有一个警卫员去找花匠,说贺司令员找你。他以为有什么事,是花种坏啦?那个花匠到了我们家,我父亲给他端了一大碗红烧肉,说你把它吃了。那个花匠含着泪吃了。好多年以后,我们回到成都军区,那个花匠知道贺炳炎的孩子回来了,还专门跑来看我们。

父亲教导我们:比我们差的人,我们一定要帮助人家,而且,我们帮助别人做的事情不要去记着它。父亲短短的一生,做了很多的好事。


死也要死在7月1日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在成都因病早逝,终年47岁。那天他正在布置工作,突然“啊”的一声,手里的碗就掉了……

笔者:我在书上见到过一组数字,说您父亲在3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11次,身上留下16处伤疤。您是不是亲眼见过他身上的那些疤痕?

贺雷生:到处都是,除了打掉右胳膊外,头上、屁股上基本上都是,像筛子一样。小时候我看父亲洗澡,浑身都是疤。洗澡的时候经常得很轻地搓洗,那时候没有海绵什么的,就拿个丝瓜瓤子,把丝瓜皮去掉,拿丝瓜瓤子轻轻给他擦。

笔者:那些伤疤是不是给他日常生活带来很多麻烦和痛苦?可我们从很多照片中看到的贺将军依然神采奕奕。

贺雷生:尽管他在外面谈笑风生,实际上,一到刮风下雨,他就非常难受。我父亲头顶、脑袋和身上都有弹片,这些弹片是不好取的,所以就留在身体里了。一到天气不好,我父亲就浑身关节痛。这个时候,只有我母亲照顾他,每次到洗澡的时候,我母亲给他去洗。洗完澡以后,因为关节疼,我母亲把他背出来,背到床上。

笔者:在外面您父亲给人的印象是健康、硬朗、乐观。

贺雷生:从外表看,他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但他身体已经不行了。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身体三天两头就有病,白天撑着出去,晚上回来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他头痛、伤口疼、哮喘。空气不好,他就哮喘,天气热了喘,天气冷了也喘。那时没有空调,给他安装暖气他又不让安,还是后来才安上。头一次他把安装暖气的设备送给了军区医院。最后实在没办法,每年取暖的时候,就生了个大炉子。他老在炉子旁边,炉子冒烟,他又是呛,又是咳嗽。后来,他到北京开军委扩大会议,我母亲说你们在家把暖气给安了。他回来后大发脾气,把管理局长骂了一顿。当时我还在场。他说:“你们这是搞什么?你这是害我,群众都没安,就给我一个人安?我得哮喘,治疗的费用很高,这都是一笔账。”就是安了暖气,他也不让烧,不到很冷,他不让点火。

他也常说,我要不当这个司令员,我能多活20年。因为他在成都,病特别多,肺气肿、高血压,他喘不上气,成都气压比较低。

笔者:那为什么还要老待在成都呢,当时在部队像他这样高的位置,是不是每年都有机会去外地疗养?

贺雷生:我父亲是有这个条件的,在北京可以找一套房子,因为我父亲常常到北京开会,有时候开会到北京,血压和身体的其他指标都比较好,就劝他在北京多住一些时间。他说我是成都军区司令,怎么在北京老住着呀!但一回到成都,他各项指标都不正常了。那时医疗条件比较差,又没有那么好的医疗设备,他到临死都不知道自己什么病。

我记得他跟我母亲商量过,说我不能在北京,贺龙让我在四川坚守这个岗位,我必须死也死在成都。

笔者:您父亲1960年7月1日在成都去世。当时的情景您还记得吗?

贺雷生:当时他在床上吃饭,端了碗面条,一边吃饭一边跟军区后勤部长交代工作,房子的问题、战士疾苦的问题、部队建设的问题他都很关注。在布置工作当中,他就叫了一声:“啊——”手里那碗面就摔掉了,一下子就过去了。父亲去世的那天,正好是7月1日党的生日。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将军病逝。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47年,在开国上将中,他是第一个逝世的。

贺炳炎将军从一个提浆糊桶的无名小卒,成长为指挥千军万马的赫赫上将,他有着勇猛虎将的凛凛威风,又有着普通农民的朴实本色;他有着英雄的传奇色彩,又有着坎坷的峥嵘往事。我们只能从将军后代的记忆中寻觅这些斑驳的影像。当我们问起“您认为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他的女儿贺北生回答:“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但又是一个非常可亲的人。父亲还是一个非常俭朴的人,他勤劳,而且热爱生活。接触过我父亲的人都跟我讲,你爸爸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