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贺炳炎被授予上将军衔

贺炳炎上将素以“独臂”和传奇般的骁勇著称，被誉为“孤胆英雄”。在他3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11次，身上留下16处伤痕。

提浆糊桶的小卒

1929年，贺龙领导的红军转战来到了湖北松滋，当地16岁的小铁匠贺炳炎再也无心打铁了，他尾随红军两天两夜，跑到红军营地又哭又闹，要当红军，打坏蛋，因为他又痩又小，红军怎么也不肯收留他，这时候，贺龙军长来了……

笔者：在开国上将里面提起您父亲的名字，人们的印象：第一是“独臂”，然后就是“猛悍”，都说他打起仗来不要命，有“万夫不挡之勇”。但是，从将军留下的照片来看，他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魁梧，据说，他当年参加红军的时候，因为个头不够还颇费了些周折。

贺陵生：对，我父亲个子当时确实比较矮，我父亲身高跟我母亲身高差不多，后来可能是营养好点，个子高了一点。在部队，有的老同志开玩笑说，你爸原来外号叫“猴子”，又痩又小，以后也是又瘦又小。16岁参军，那时可能就更瘦小了。成年以后，部队有湖北人叫他“幺娃子”，说你怎么来参军，连浆糊桶你都提不动。他原来要去当马夫，人家“马夫班”不要他，说你这么小，马料你也提不动，怎么能当兵啊。他就又哭又闹，非要当兵。后来贺龙从这儿路过，看到这个小家伙在这儿又哭又闹的，就说算了，留下吧，就在宣传队里提浆糊桶。他那时提着一个浆糊桶，给人家刷标语，他小啊，个头也小，军装都是缝了又缝，往里挽了又挽。

—个半大孩子抓了47个俘虏

这个可爱的小贺炳炎引起了贺龙军长的特别注意。第二年，贺炳炎被提升为贺龙的警卫班长。此时的贺炳炎，天天巴望着上战场打仗，他盼得心都冒火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竟一个人抓来了 47个俘虏。

笔者：您父亲一生文化水平不高，有的人甚至说他识字都识不全，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过人的勇敢和智慧，这其中有很多很出名的故事。据说，您父亲有一次一个人抓了47个俘虏，那是怎样一个经过？

贺陵生：那是在1930年，有一次，贺龙说你去给部队送个信，那支部队的战斗已接近尾声，他一看，也拾起手榴弹扔了几枚，拿着枪就往回跑。走在回来的路上，见有几十个敌人逃兵，他拿着枪就喊：“你们给我站住！ ”结果那几十个人站住了，因为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敌人回过头一看，只见那么个小孩子，拿着枪。敌军官拿着枪就想反抗，我爸爸用枪把他给打死了，又扔了两颗手榴弹炸死几个，这伙敌人就全老实了。我父亲叫他们都趴下，把枪栓拉下来，让他们一个人背枪栓，几个人背枪，就把他们都押回来了，一共是47人。他当时才16岁，也就是个半大小子。大伙儿说，你看贺炳炎这么小，押回来47个俘虏。后来贺龙说：“哎，看来你还很能打仗啊，浆糊桶看来是不用提了，该提提枪了。”

笔者：据说，您父亲当时有一个心理，就是看见别人扛枪打仗他羨慕得不得了，天天巴望着自己也能上战场，但是，别人都嫌他太瘦小。通过抓俘虏这件事，贺龙就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

贺陵生：对，抓完那47个俘虏，第二天，贺龙就说，你再给我抓个“舌头”回来。第二天他又去了，把自己化装成一个蓬头垢面、疯疯癫癫的小叫花子，跑到敌人阵地旁边，撒了只野兔子。果然有个军官去追兔子了，他就拿树枝子顶在那军官的腰眼上，说——不准动，那军官以为是个枪呢，父亲就把他的枪给卸下来，把那军官带回来了。那军官是又高又大。人家说，你一个人弄了个顶你两个块儿大的军官。贺龙高兴地说：“干得不错。”从这以后，展现了他灵活机动能打仗的一面，贺龙慢慢就派他到作战部队去了。

1959年，贺炳炎与家人在成都合影。前排左起：贺京生、姜平、贺炳炎、贺燕生；后排左起：贺北生、贺雷生、贺陵生

1948年初，贺炳炎（左2）与廖汉生（右1）等战友在攻占的敌堡上留影

笔者：就是因为他的机灵和英勇善战，让他在部队很快得到了贺龙的信任，并且提拔得非常快。

贺陵生：那年就当上了贺龙的警卫班班长，因为他机灵。他在部队成长得很快，19岁就当团长，长征的时候已经是师长了。

人称“贺小龙”

1932年春，贺炳炎调到洪湖湘鄂西军分校当区队长。在一次战斗中，因为人多枪少，他就主动把自己的枪让给身边的学员。他跑到炊事班操起一把菜刀，突入敌阵，左砍右劈，使得靠近他的几个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成了刀下鬼。战斗结束，贺炳炎的英雄举动轰动了部队。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菜刀队长”，也有人依照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典故，称贺炳炎是“贺小龙”。

笔者：由于您父亲和贺龙同姓，他又是贺老总一手提拔起来的爱将，在军事生涯上，您父亲可以说追随了贺龙一辈子，是不是也有人会以为他们之间有血缘关系啊？

贺陵生：在一些称呼上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混淆。在二方面军人们就习惯叫“贺老总”和“小贺司令员”。“小贺司令员”指的就是我爸爸，说“贺老总”就是指的贺龙，成了一个习惯，所以一直有演绎。我当兵以后，人家问我，贺龙跟你家什么关系啊？我父亲跟着贺龙几十年，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我父亲跟着贺龙出生入死，贺老总还救过他两次命。

笔者：贺龙对您父亲可以说是十分钟爱，因为他特别能打，确实称得上贺龙的臂膀。据说，贺龙曾经感叹：这娃子，烧火棍到他手上，都能当机枪使！

贺陵生：贺龙形成一个习惯了，打仗一攻不下山头就喊：“贺炳炎呢？”成了他的口头语了，一到战斗最艰苦的时候就喊：“贺炳炎呢？”

当时有一段时间，搞“肃反”扩大化，把我父亲抓起来了，说我父亲是“改组派”，别人只捆一根绳子，因为父亲性格暴躁，就给他捆两根绳子。后来贺龙就说，贺炳炎打仗不要命是为了共产党，他怎么可能是反动派反对共产党啊？他怎么可能是“改组派”？要不是贺龙这句话，我父亲可能就被枪毙了。不让我父亲在战斗部队了，就让他到军团指挥部当管理科长，管理科长就是管吃喝拉撒睡。但是，哪次战斗我记不清了，战斗又打响了，贺龙又喊：“贺炳炎呢？”人家说，贺炳炎在当管理科长。贺龙说，当管理科长也上！我爸他就上去了。

“这是贺炳炎的骨头，我要保存好”

1935年12月，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遭到国民党军猛烈阻击，为保证主力部队通过，贺炳炎命令机枪手加强火力掩护，率部与敌军展开硬拼。战斗中，贺炳炎负伤，他的右臂被机枪子弹击断，骨头全碎了，只留下一点皮连着肩膀。

笔者：据说，在开国将领中一共有18个独臂将军，像余秋里、彭绍辉、晏福生、左齐等等。“独臂”往往让他们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而要讲他们的故事，一定会讲到他“独臂”的来历。

贺陵生：1935年12月，他中弹的时候，是打在右臂上，按照现在的说法是粉碎性的，但是，筋连着，还没有断。我父亲说，他下来的时候，人家说贺炳炎你挂花了，我父亲这才发现胳膊打成那样子了。

1937年3月，贺炳炎（前左2）与贺龙（前右1）、关向应（前左3）、王震（前左4）、廖汉生（后左3）等在陕西同官县陈炉镇合影

1960年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时，毛泽东接见贺炳炎（右1）和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

笔者：这个胳膊是不是当时就保不住了？一个指挥作战的将领要失去一条胳膊肯定接受不了这种现实。

贺陵生：当时，贺彪是红二军团卫生部长，贺彪说要截肢，我爸就骂人，就不让锯，所有人都来劝他，他都不让锯，说谁给我锯这个胳膊我枪毙他。贺龙就问，能不能胳膊不锯？医生说不锯就要威胁到生命，实际上骨头都打碎了，不可能再保留了，接也接不上了。

笔者：当时部队的医疗条件是个什么状况？据说，那时候做手术的麻药是非常紧缺的药品，那么，截肢就意味着您父亲要忍受更大的痛苦。

贺陵生：因为部队转移，后勤机关都转移了，只剩下掩护部队。手术的器械没有了，贺彪亲自拿了一个钢锯子，消消毒，拿火烧了烧，就把我爸的胳膊锯下来了。锯掉的时候因为当时连着的皮非常少，而且肌肉、血管也都打烂了，所以，当时在包扎这个残端的时候就非常费劲：最后就把剩下的那点皮给他勉强对合上，所以，在他的残端就一层皮包着，本来应该是软组织包着，合不上了，这样勉强给我爸缝上了。妈妈讲，那次手术给爸爸精神和身体造成很大损害，爸爸以后经常头痛，不舒服。

胳膊就这么锯了下来，贺龙拣了块骨头，拿毛巾包着装在兜里，说:“这是贺炳炎的骨头，我要保存好”。

独臂也英雄

贺炳炎锯掉一个胳膊，他只在担架上躺了 6天，就下来跟普通战士一起行军。不久，他率部首战雁门关，再次威震敌胆。

笔者：雁门关伏击战是抗战之初八路军有代表性的一个大胜仗，您父亲作为一二〇师七一六团的团长，他是这场战斗的直接指挥者，在很多文学作品里把他描绘得异常神勇。

贺陵生：我父亲当时和政委廖汉生是搭档。根据侦察知道，敌人经常在雁门关附近运送物资，车队来往比较频繁。日军也怕游击队整他们，所以，他们的车队基本上都串在一起走，这样互相之间有个照应。在雁门关多次侦察敌情以后，就确定要到雁门关来打这次伏击战。大概前前后后准备了十来天时间，我父亲还亲自到现场去看，把部队都布置好了。那天先过来了大概有300余辆日军的军车，战士们都很兴奋，这时候可以打一仗。可是，正赶上从对面的方向又过来100多辆日军的军车，400多辆军车交会在一起了。这时候打还是不打就有点犹豫了。你要打，万一吃不掉，咱们一个团不过几百人，也没有多少真正的重武器。尽管这样，还是坚决打，部队就冲上去了。

笔者：雁门关伏击战的胜利，可以说让抗战军民的士气为之一振，对日军的打击非常大，甚至有人说，它打破了当时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贺陵生：当时确实国民党也觉得不可思议，你们就这么一个号称“小米加步枪”的装备，一下子把日军几十辆车搞掉了。我母亲给我讲，国民党还给我父亲奖了 200块大洋，因为那时候是国共合作，蒋介石还专门颁布嘉奖令，嘉奖我父亲。当然，这些大洋肯定是充公了。后来，日军在那个地方专门立了个牌子：“此地殉国七十六人，过往车辆千万小心。”

毛主席说：“这个礼你就免了吧!”

断了右臂的贺炳炎，挥舞着他有力的左臂继续驰骋沙场，成为军中战功赫赫的“独臂将军”。

有一次，毛主席笑盈盈地朝他走来，贺炳炎举着左手，向主席敬了一个军礼。毛主席拉住贺炳炎空空的袖管说：“你是独臂将军，往后这个礼就免了吧！”

笔者：您有没有听说过在部队中与父亲的独臂有关的一些故事，据说，您父亲一度跟余秋里共事，余秋里只有右臂，他只有左臂，当地群众管他们领导的部队叫“一把手的部队”。

贺陵生：他们配合比较默契，性格上、感情上配合都很默契。余秋里是我爸爸的政委，余秋里没有左臂，我爸爸没有右臂，所以他们俩的衬衣，余秋里容易坏的是右边衣袖，我爸爸就是左边衣袖，因为摩擦，容易坏。他们俩一看衣袖破了，就把衬衣换过来穿，这样，余秋里那个衬衣左袖还是好的，我爸爸那个衬衣右袖也是好的。还有就是他们两人领手套，人家都是一人一副手套，他们俩领一副手套，正好我爸爸左手用得着，余秋里右手用得着。

笔者：您父亲性情豪爽，从不肯服输，也喜欢运动。断臂之后，他从前的那些脾气秉性，甚至是业余爱好是不是有所改变？

贺陵生：他还是那样。我父亲特別爱摔跤，他的右胳膊失去以后，依然爱跟人摔跤：我听说除了廖汉生——因为廖汉生比较文一点，差不多跟他在一起的人没有没跟他摔过跤的。但赢他的人也很少，包括个子比他大的人，一般都摔不过他，就一个左胳膊，还是那么厉害。

喜欢养猪的司令员

贺炳炎是一个从贫苦农民成长起来的将军。在孩子们眼中，他们的父亲骨子里总离不开土地。孩子们十分怀念在成都的日子。那时候，作为成都军区司令员的贺炳炎在院子的一角养了一头猪，偶尔，他还会让孩子们端一端猪食。

笔者：解放后，您父亲做了成都军区的司令员和四川省体委主任，据说，他在当地最出名的一个是“独臂”，另一个就是“养猪”。一个司令员养猪，听起来都很新鲜，当时他养猪是为了自家吃吗？

贺北生：养猪，我爸爸只留猪头、猪心和猪蹄，然后把猪肉给了招待所，说招待所经常要接待军区首长或者中央的同志，这些肉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过大节小节的时候，我爸就把警卫班的战士叫过来一起吃。我父亲一生当中喜欢种地、养鸡、养猪。其实，作为一个司令员来讲，他的业余时间非常少，但他从小培养我们这种劳动观念，不能不劳而获。

笔者：您父亲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位将领，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对下层劳动者怀有十分纯朴的感情。这一点是不是在他的生活中经常能够流露出来？

贺北生：我父亲经常接触的就是理发的、种花的、搞清洁的工人。我记得是在1960年，那时候生活很苦。有一次，他在军区大院散步时碰到一个花匠，就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花匠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一顿红烧肉。我父亲说，好。第二天，有一个警卫员去找花匠，说贺司令员找你。他以为有什么事，是花种坏啦？那个花匠到了我们家，我父亲给他端了一大碗红烧肉，说你把它吃了。那个花匠含着泪吃了。好多年以后，我们回到成都军区，那个花匠知道贺炳炎的孩子回来了，还专门跑来看我们。

父亲教导我们：比我们差的人，我们一定要帮助人家，而且，我们帮助别人做的事情不要去记着它。父亲短短的一生，做了很多的好事。

死也要死在7月1日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在成都因病早逝，终年47岁。那天他正在布置工作，突然“啊”的一声，手里的碗就掉了……

笔者：我在书上见到过一组数字，说您父亲在3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11次，身上留下16处伤疤。您是不是亲眼见过他身上的那些疤痕？

贺雷生：到处都是，除了打掉右胳膊外，头上、屁股上基本上都是，像筛子一样。小时候我看父亲洗澡，浑身都是疤。洗澡的时候经常得很轻地搓洗，那时候没有海绵什么的，就拿个丝瓜瓤子，把丝瓜皮去掉，拿丝瓜瓤子轻轻给他擦。

笔者：那些伤疤是不是给他日常生活带来很多麻烦和痛苦？可我们从很多照片中看到的贺将军依然神采奕奕。

贺雷生：尽管他在外面谈笑风生，实际上，一到刮风下雨，他就非常难受。我父亲头顶、脑袋和身上都有弹片，这些弹片是不好取的，所以就留在身体里了。一到天气不好，我父亲就浑身关节痛。这个时候，只有我母亲照顾他，每次到洗澡的时候，我母亲给他去洗。洗完澡以后，因为关节疼，我母亲把他背出来，背到床上。

笔者：在外面您父亲给人的印象是健康、硬朗、乐观。

贺雷生：从外表看，他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但他身体已经不行了。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身体三天两头就有病，白天撑着出去，晚上回来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他头痛、伤口疼、哮喘。空气不好，他就哮喘，天气热了喘，天气冷了也喘。那时没有空调，给他安装暖气他又不让安，还是后来才安上。头一次他把安装暖气的设备送给了军区医院。最后实在没办法，每年取暖的时候，就生了个大炉子。他老在炉子旁边，炉子冒烟，他又是呛，又是咳嗽。后来，他到北京开军委扩大会议，我母亲说你们在家把暖气给安了。他回来后大发脾气，把管理局长骂了一顿。当时我还在场。他说：“你们这是搞什么？你这是害我，群众都没安，就给我一个人安？我得哮喘，治疗的费用很高，这都是一笔账。”就是安了暖气，他也不让烧，不到很冷，他不让点火。

他也常说，我要不当这个司令员，我能多活20年。因为他在成都，病特别多，肺气肿、高血压，他喘不上气，成都气压比较低。

笔者：那为什么还要老待在成都呢，当时在部队像他这样高的位置，是不是每年都有机会去外地疗养？

贺雷生：我父亲是有这个条件的，在北京可以找一套房子，因为我父亲常常到北京开会，有时候开会到北京，血压和身体的其他指标都比较好，就劝他在北京多住一些时间。他说我是成都军区司令，怎么在北京老住着呀！但一回到成都，他各项指标都不正常了。那时医疗条件比较差，又没有那么好的医疗设备，他到临死都不知道自己什么病。

我记得他跟我母亲商量过，说我不能在北京，贺龙让我在四川坚守这个岗位，我必须死也死在成都。

笔者：您父亲1960年7月1日在成都去世。当时的情景您还记得吗？

贺雷生：当时他在床上吃饭，端了碗面条，一边吃饭一边跟军区后勤部长交代工作，房子的问题、战士疾苦的问题、部队建设的问题他都很关注。在布置工作当中，他就叫了一声：“啊——”手里那碗面就摔掉了，一下子就过去了。父亲去世的那天，正好是7月1日党的生日。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将军病逝。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47年，在开国上将中，他是第一个逝世的。

贺炳炎将军从一个提浆糊桶的无名小卒，成长为指挥千军万马的赫赫上将，他有着勇猛虎将的凛凛威风，又有着普通农民的朴实本色；他有着英雄的传奇色彩，又有着坎坷的峥嵘往事。我们只能从将军后代的记忆中寻觅这些斑驳的影像。当我们问起“您认为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他的女儿贺北生回答：“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但又是一个非常可亲的人。父亲还是一个非常俭朴的人，他勤劳，而且热爱生活。接触过我父亲的人都跟我讲，你爸爸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