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丁晓平

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上海，对于陈独秀来说是一块福地。这里，不仅是他躲过数次通缉追捕的避难地，也是他四次东渡日本求学或流亡的出发地，还是他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现在，上海又将成为他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地，他将带领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在这里与产业工人相结合，以俄国为榜样，开始探索走一条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的，这将是一条漫长、曲折又艰难的道路，但前途必将是光明的。

1920年4月下旬，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了上海，在老渔阳里2号会晤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这个时候，陈独秀张口闭口就是马克思主义，逢人就说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和李大钊通信，所谈也是如此。维经斯基的到来，对陈独秀来说，可谓遇到知己，两人促膝交谈，一见如故。

像在北京与李大钊接触一样，维经斯基希望陈独秀召集更多的同道者开会座谈，共谋共商共议中国革命的大业。就这样，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邵力子、戴季陶、张东荪等就成为陈独秀寓所的座上宾。

从北京到上海，维经斯基不仅把握了中国思想界领袖人物的脉动，而且感受到了五四运动后爱国青年的热情，所以谈话的氛围非常友好，大家气味相投，情真意切。实际上，苏俄自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开始，就一直在中国寻找真正的革命者，广泛接触不同政治派别的人物，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之外，他们对刘绍周、吴佩孚、孙中山、陈炯明、唐继尧等人都曾进行过考察，或派代表秘密接触，但都一无所获。胡适在晚年回忆说：那时的陈独秀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却不甚明了。所以一般人对这两个名词便也很容易加以曲解。更不幸的是，当陈独秀在后来遇见了苏联共产党的“秘密代表”之时，这些名词就真的被曲解了。他们告诉陈君说，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才是真正的“民主”。老的民主根本不成其为民主。因为那只是“布尔乔亚”（Bourgeoisie，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s）所推行的所想望的新的民主，才是人民大众和“普罗阶级”（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民主。因此，“科学” 和“民主”，在这里又有了新的意义了。

油画《南陈北李》 陈坚/作

胡适所说的“秘密代表”，就是维经斯基。现在，维经斯基一行抵达上海，先是临时住在上海大东旅社，后来搬到法租界霞飞路716号，同时又在英租界爱德华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

与陈独秀单独接触后，维经斯基又经陈独秀介绍会见了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主要有《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陈望道，“研究系”报纸《时事新报》的张东荪，以及李达、沈雁冰、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一批青年才俊。

和在北京一样，上海的交流活动也是以座谈形式进行，地点主要是在《新青年》和《星期评论》编辑部。在张国焘的记忆中，维经斯基同中国思想界的名流和精英们的接触中，充满了青年的热情，虽然“他也和其他俄国革命人物一样，好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有时也爱与人喋喋不休地辩论，不过态度问题相当谦虚”，“很推崇陈独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触的中国革命人物，总是说他们都是学有专长”。交流过程中，即使有所争论，维经斯基也能很好地进行沟通和协商，让人“觉得他还是有问题可以商量的同志”。

5月的上海，春意盎然，桃花谢了，杏花开了，月季怒放，绿树成荫。黄浦江上渔帆点点，南京路上熙熙攘攘，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也更加热闹了。陈独秀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高谈阔论。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引人入胜。

座谈会上，陈独秀沉思着，缓缓地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世界弱小民族带来了福音。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开始觉醒。前不久，一位日本大阪《大正日日新闻》记者和我谈话，他问我对于中国政治的见解，我告诉他，‘取消帝政，改建共和’八个大字。他当时大为诧异。我问他：‘中国现政治的实质是帝政还是民治呢？’他笑着说：‘自然还是帝政。’既然还是帝政，我们的中国革命党在建设的积极的改建共和之前，一定还要做破坏的消极的取消帝政的苦功。我们的革命党，去做了帝国官吏的，现在不用理他；还有一班未做官的老同志，自孙中山先生起，赶快回复到辛亥革命以前的生活。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后来变成了‘一民主义’，好像三脚儿去了两只脚，哪有不倒的道理？从前宣传民治主义的功夫简直没有做，取消帝政的力量也没尽得足，匆匆忙忙地挂上了共和的招牌，十分冒昧可笑。譬如一个素不用功侥幸及第的学生，倘不赶紧补习功课，哪里会有毕业的希望？”

陈独秀的言论的确道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情状。谈得起劲的时候，他双目炯炯发光，有时也会放声大笑。对于中国革命，陈独秀有着自己的思考。他充满忧患地说：“黄任之（炎培）先生说，中国人现在所需要的，是将俄国精神、德国科学、美国资本这三样集中起来。我以为我们倘能将俄国精神和德国科学合二为一，就用不着美国资本了。但是中国人此时所最恐怖的是俄国精神，所最冷淡的是德国科学，所最欢迎的只有美国资本！因此，我感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发展道路。我们中国人也应该像俄国人一样，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

李大钊，河北乐亭人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维经斯基始终保持着微笑，点点头，回答道：“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走什么道路，也是由中国人民自己来选择，苏俄政府自然不会干预，而共产国际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予以支持。”

在维经斯基眼里，陈独秀是“当地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维经斯基告诉陈独秀：“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的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团体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此后，他们两人也经常见面畅谈，无拘无束地交换意见。双方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形，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状况，均作了有效的评估、分析、判断，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有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于是，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加快了在上海建党工作的步伐。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正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主要有沈玄庐、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俞秀松、陈公培、沈仲九、刘大白、丁宝林（女）、施存统、沈雁冰、杨贤江、杨明斋、张东荪等人。

1920年7月，直皖战争一触即发。北京政局动荡，北京大学师生纷纷离校。李大钊也准备暂避家乡河北乐亭。临行前，他与两个月前辞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职务回京的张国焘再次长谈，鼓励他再回上海，去找陈独秀。

李大钊告诉张国焘：“独秀先生最近的来信更激进了，主张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在信中也没有说出如何干法，也许是信上不便多说吧。你去一趟，正好可以方便商讨。我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如果陈先生有进一步的计划，我当然也赞成。”分手的时候，李大钊还叮嘱张国焘：“战争要爆发了，你不可耽搁，迟了恐怕交通断绝。”

张国焘是7月20日前后抵达上海的，立即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一见面，陈独秀就问张国焘，此次南来是否有学生代表的任务？张国焘告诉陈独秀，这次来上海，不再担负学生代表的责任，并把李大钊的意见如实转告。

陈独秀非常高兴，表示正好可以一起谈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情，并热情地邀请张国焘搬到他家中来住，以便从长计议。陈独秀说：“我这里楼上有三间屋子，我和家人住两间，另一间住着王会悟，她是从嘉兴来的。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你住。”

就这样，张国焘也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住进来的头几天，张国焘整天在外面奔忙，交朋结友，与黄介民等旧友酬酢频繁。陈独秀看了，有点不耐烦。高君曼也看不惯张国焘不务实的作风，就笑着打趣道：“国焘，你整天这么忙，交游这么广，是不是为了找女朋友啊！”张国焘笑着摇摇头。

到了7月底，张国焘终于安静下来了，与陈独秀郑重其事地谈起了李大钊的意向。陈独秀开门见山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呢？陈独秀告诉张国焘：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俄国革命的经历就是证明；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未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地发动起来。

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政纲，陈独秀说：“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待正式成立后再去决定；我们并非不过问现实政治，而是不在实际上从政，如党员担任政府官吏等等。”

谈到党章和实际组织的问题，陈独秀一边举例，一边说：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的总理那样，发生种种流弊。中国共产党采用较为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出来负责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各方面工作。要减低书记职权，遇事公决。这样就可以确立党内民主的作风，也可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陈独秀还告诉他，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经和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沈雁冰、俞秀松等人谈过，他们都表示赞同。

同时，陈独秀还告诉张国焘，他已经与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友好，务实，平等，合作——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给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留下的美好印象。毫无疑问，维经斯基的到来，坚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尽快建立共产党的信心和决心。

1920年5月至6月间，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先后多次召集沈玄庐、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沈雁冰、沈仲九、刘大白、丁宝林等人集会商议，决定发起成立共产党。沈雁冰回忆说：“陈和我本来不认识，但他也来找我，约我给《新青年》写介绍苏联的文章。他给我的材料是英文的《国际通讯》。这个杂志是用好几国文字发行的，内容有苏联介绍、国际时事评论等等，它是专门对外宣传用的。这年夏天，大约 7 月光景，陈独秀他们要我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

因为张东荪、戴季陶先后退出，组建共产党的会议不欢而散，但陈独秀并不气馁。很快，他再次召集会议，在老渔阳里2号讨论成立共产党的问题。这一次，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起草了党纲。这份党纲草案共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遗憾的是，这份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纲没有保存下来。

戴季陶退出后，紧接着，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也退出了。不过，又有新的血液补充进来。刚刚从日本东京留学归来的李达，就是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参加了筹建共产党的工作。为了工作方便，李达就住在了老渔阳里2号，帮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李达回忆说：“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

7月19日，在维经斯基的推动下，陈独秀再次主持召开“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筹备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

进入8月，建立共产党完全提上了陈独秀的议事日程。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和李达等人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召开党组织成立会议，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正式诞生，命名为“共产党”，陈独秀当然地被大家选举为书记。当时，成员只有八人，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

在会上，大家再次讨论了由李汉俊起草的党纲。这份党纲在6月18日前后召开的会议上经讨论并由陈独秀修改，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就，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李达对于“生产合作”一项提出了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章时再改。”会议“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会后，陈独秀将上海建党的情况转告李大钊，提出“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对于这些意见，李大钊“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

维经斯基高度关注陈独秀主持的建党活动，有时会亲自参加会议。因为与陈独秀的沟通顺畅，维经斯基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了如指掌。

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致信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声称：“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 15 本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顺便说一声：《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士兵须知》（由此间一位中国革命者撰写）等已经印好。”

这封信中提到的印刷厂，名叫又新印刷所，是由维经斯基出资建立的，厂址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信中提到已经印好的《共产党宣言》，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单行本。为此，维经斯基提供了2000美元支持。

从1920年5月到8月，三个月的时间里，在维经斯基的支持和推动下，陈独秀在上海顺利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创建工作。但对于党的名称叫什么的问题，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抑或叫社会共产党？对此，坚持主张把党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专门致信北京大学的张申府，要求他向李大钊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李大钊研究后，告诉陈独秀：“就叫共产党。”接到李大钊的回复，陈独秀决定：“我们的名字就叫共产党。”

25年后的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

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指挥和联络中心，点燃了历史巨变的星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