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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东的白米饭

作者简介

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曾任群言出版社社长、《群言》杂志社社长、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国家一级作家,北京杂文学会副会长。出版著作《古典与现代之间》《那个年代》《走过云南》等十余部。主编《费孝通文集》1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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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湘东制种插秧现场

立冬之日在萍乡却是暖阳,在湘东游览时,太阳竟是火辣辣的。

来湘东前在宁波小住,问在江西省城高就的毛国典:你知道湘东吗,湘东在哪?这位老兄很认真地想了半天,最后回答:没听说过。不过,他强调了很多理由,说我说的有遗漏,我说他到底不是江西本地人……可他坚持说,在书协这些年,江西都跑遍了。

其实,是我冤枉了国典兄,是我没把湘东的地理概念搞清楚。等那天乘飞机落在湖南长沙的黄花机场才打听明白:原来湘东是萍乡市下辖的一个区,它离长沙要比去省城南昌近得多,它在湘赣边境,和湖南是近邻,有“赣西门户”、“吴楚通衢”之称。

没想到湘东地处的位置这么偏,可介绍说湘东有不少好玩的。

好玩的去处,各有偏爱。有人说江口村新落成的零799艺术区好,有创意,一栋栋艺术家们的工作室,坐拥青山绿水,掩映于花团锦簇,真是宛若仙境。不过艳羡之余,也有人感叹:这么好的创作环境,若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压力也是蛮大的!也有人说湘东的傩舞、皮影好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根深叶茂,乡野气息浓郁,有嚼头有看头。还有人关心湘东的GDP,给人感觉他们好像都是当领导的……其实,在车上和饭桌上大家聊的远不止这些。

我和大家“形而上”的关注点不太一样,一路上我比较关心吃。我认为吃在某种程度上比参观游览重要。譬如来湘东的第一顿饭,就给好些人来了个下马威。一桌子的菜肴,样样都放了辣椒。辣椒虽说是好东西,可如此放纵,也算是领教了湘东人的重口味。厨师不放辣椒好像就不会炒菜,这实在不曾想到。湘东人无辣不欢,可自己的肠胃是有记忆的。为了不让主人扫兴,我就少吃菜,多吃饭。结果发现,湘东的大米饭特好吃,可它又不像北方人常吃的小站稻。第一个说这话的不是我,甚至有两位老兄对大米的产地还起了争执。白米饭入口,不糯不散,慢慢嚼,香香甜甜……主人很得意,说这是他们本地产的籼米,籼米不就是北方人说的机米吗,有这么好的口感?

怎么……你们不信?

主人有心,既然说湘东的米饭好吃,那就让你们见见稻种,看看白米是怎么来的。

一天后,在湘东的排上镇,我们被领进了当地引以为豪的制种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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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东稻田

展馆的规模不甚大,它就是讲述南繁制种历史并顺带科普的展示馆。除了种子和稻米实物,没什么吸引眼球的展品。图片和文字介绍还算丰富,一部专题片剪辑得倒也不失精当,可看过之后大家竟是一头雾水。何故?皆因其中的学问太深奥:制种和育种有什么区别?“南繁”又是什么?什么是“三系”杂交配套?何为“母本”、“父本”和“野败”?是谁最早在国内开展对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的研究?乃至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萍乡参与到这场历时40多年不衰的制种大潮中来?这实在有点复杂,它头绪太多,又非常专业。

还好,我得到了一本书。

亏了这本《稻种——湘东区杂交水稻南繁制种纪事》给我答疑解惑。可翻来翻去,还是对其中涉及的知识懵懵懂懂。不过从这本“种子的传奇”,我读到一股力量的鼓动,感受到湘东制种人坚毅不挠的奋斗精神。想当年,为了能吃饱饭多打粮食,以排上镇为代表的一批制种人,真是豁出了命。上级一声令下,他们每人背上10斤黄豆、10斤干辣椒、10斤茶油……扛起铺盖卷就奔了海南。这就是上世纪70年代曾发生的一幕。为国家,也为了自己,他们义无反顾,为了繁育出优质的杂交水稻种子,几茬人,前赴后继,一干就是40余载。从最初的16个人去海南,发展壮大到6000余人的制种大军。这么多年打拼下来,他们发展壮大了,在海南有了年15万亩的制种规模,有了自己规模化、集约化的龙头企业,不仅占领了国内市场,还将业务拓展到东南亚的十余个国家……如今,年产种子达到3500万公斤,占全国杂交水稻年产种子量的近20%,制种的年产值达到数十亿元。

可排上人并不满足,他们还有更高的目标。他们要让湘东种业精神的十六字:“执着梦想、合作创新、奉献种业、强国富民”,不仅要发扬光大,而且还要传承不衰。他们誓言:“只要有水稻种植的地方,就有排上人生产的种子”。此刻想来,展馆建在山沟沟里,也就不足为怪。袁隆平曾给他们题字:“杂交水稻制种之乡——排上镇”。这不是溢美之词。谁都清楚:一粒种子,关乎的是民生大计!为了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排上人赢得的荣誉,那是实至名归。

从湘东回来,那本《稻种》的书一直没放下,在众多人的回忆里,你会发现有三个人的名字老被人提起。给我的感觉,这三个人就像接力的三驾马车,中国杂交水稻研究能始终领先世界,他们可谓功勋卓著。首先一个是袁隆平,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率先发现了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并逐步建立起“杂交水稻理论”,开拓出“三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的新天地,并主导开展了全国的大协作。而当时萍乡的农业技术员颜龙安,则在协作会战中,第一个在全国成功实现了籼型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取得了杂交水稻优势利用由科研转向生产的重大突破。接下来,繁育制种的担子,则落在湘东排上镇的农民、人称制种“开路先锋”和“领军人物”的张理高肩上。国家从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关注着杂交水稻的会战进展,要求各级政府利用一切条件进行杂交水稻制种,并尽快普及推广到大田种植……如果说袁隆平、颜龙安等水稻育种专家缔造了杂交水稻的王国,那么萍乡的制种农民,则给这个王国夯实了最草根的基础。通俗地说:有了高产优质的杂交水稻种子,才能种出香喷喷的大米。其中的艰辛和付出,身不在其中,是很难体会到的。而这,就是那场全国范围协作会战的大背景,也是南繁制种的来龙去脉和前世今生。

《稻种》一书吸引我,还有另一层原因。

早在40多年前,我就听人说起了“育种”,此刻回想,它刚好和萍乡南繁制种启动的时间吻合,不过,我听说的育种育的不是稻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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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科研组在湘东田间研究


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家忽然来了一位远房的亲戚。他管母亲叫表姐,母亲让我们叫他舅舅。这位舅舅一看就是那种不善言谈的厚道人,甚至笑容里还带着一丝羞涩。我特别奇怪他的穿戴,才刚入冬,北京的天还不太冷,他却穿起厚厚的棉袄棉裤,最醒目的是他头上那顶大大的狗皮帽子,使他的脸看上去显得出奇的小。

舅舅从张家口来,话里老是他们坝上坝上的。他说坝上这会儿已经下雪了,冷得很。他是要到海南三亚去育玉米还是高粱的种子我记不清了,反正这一去要好几个月,等到来年春天才能回。海南的热带气候和环境,有利于植物生长,到那里育种,对舅舅他们高寒的坝上来说,一季收成就变成了两季,大大加快了选育进程。他说这是政治任务。那时去海南岛,要从张家口到北京倒火车,火车好像先开到广东的湛江,然后乘船上岛,再从海口坐汽车或小火车去三亚那边的育种基地,前前后后在路上差不多要一周。后来听父亲说,这个舅舅是从承德农校毕业分配到张家口农科所的,现在是技术员了。他们的育种要跟田作业,要观察记录整个庄稼的生长过程。他知道这是苦活累活,可他还是报了名。他说他参与的课题或许要延续好几年,能不能成功还说不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个特殊的年代。单说粮食,那几乎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梦魇”。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近十亿人,粮食不够吃,是上上下下最为头疼的问题。那会儿还是计划经济年代,“文革”尚未结束,正是“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仗的时候,柴米油盐……所有物资都捉襟见肘,那种缺衣少食的窘困,让人记忆犹新。

很多年后,我去了海南岛。改革开放的变化,特别是建省之后,那里可谓发生了翻天巨变,可作为得天独厚的育种基地,没人能够撼动它。只要车过万宁的牛岭,你立刻会感觉到一股热度,往南去三亚,已经是典型的热带气候。放眼田畴,一路尽是喜人的大片庄稼,什么颜色都有,煞是好看,很多地里都竖着“育种”的牌子。这里几乎没有季节之分,四季如夏,最冷的时候也在20多摄氏度,而且转瞬又会高温来临。我曾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分别到过三亚、乐东、陵水,甚至东方市,它们都是育种和制种较集中的地方。如果没有遮挡,正午站在太阳底下,那毒辣的日头依然威猛。若是盛夏,一早一晚尚还可忍受,倘若中午,那阳光的辐射是不可想象的,别说干活,就是待着也是煎熬。在海南做个农民种地,那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而制种的人,要比种地辛苦十倍!

记得几个月后,我的那位舅舅从海南岛回来时,母亲几乎喊起来:你怎么黑成……这样?父亲像是早有预料,看着黧黑的舅舅露出一口白牙,他只是拍拍他的肩膀。舅舅则一个劲说:没想到,真没想到,累和苦还在其次,海南岛那地方,咱北方人真受不了,热死人,吃喝也不习惯……那晚,父亲他们聊了很久,不知都说了什么,不过此刻想,他们绕不开粮食的话题。

第二天,舅舅一早就回张家口了。他从海南岛回来,没忘给我们每人带一份礼物。他送给父亲的是用椰子壳雕成的茶叶罐,和用海柳做的烟嘴,很精美。后来,父亲戒烟了,那个烟嘴就一直放在抽屉里。往后的几年,舅舅以我家为中转站,每到入冬,便去到海南岛育他的种,来年开春,又带着育好的种子赶回坝上,和湘东的制种人没什么两样,候鸟似的南来北往,不停的奔波。

再后来,这位舅舅就不见了,好多年音讯全无。母亲偶尔想起她的表弟,就会嘟囔几句“不懂事”。大约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有一天,母亲忽然说:你张家口的舅舅有信来了。他结婚了,上个月添了个大胖小子……海南育种的事后来怎样了?我一直挺关心,可舅舅的信里没说,这也成了我的一个心结。

此后,这位舅舅好像再没和我们有过联系。要不是此次去湘东排上参观制种馆,老实说,早把这位舅舅忘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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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中科院邓景阳院士与颜龙安院士在湘东制种基地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汪曾祺先生。记得他有篇散文,是讲马铃薯的。那是上世纪50年代,汪先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他特别提到所里交给他画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的任务,可惜,这部很奇怪的“作品”,因故未能出版,后来还在“文革”中被毁掉了,让他非常惋惜。汪先生还讲过他画马铃薯种块的经历,他说画种块没什么技巧,很好画,有意思的是种块画完了,便拿去烤烤吃了的情节很是有趣。他说像他吃过这么多马铃薯的人在中国怕是不多。那时候的汪先生还不像今天这么有名,他60年代奉调回京那段时间,算来刚好是我的那位舅舅到科研所报到,直觉告诉我,他们很有可能做过同事也说不定。汪先生能回北京,据说和《芦荡火种》要改编成《沙家浜》有关,编剧的位置正等着他呢。

话扯远了,就此打住。

(萍乡市湘东区文化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