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矩阵

官方微信

扫码订阅

扫码开票

杂志内容

拳拳报国的清华之光——施滉

施滉头像.jpg

施  滉

(1900-1934),字幼生,又名赵森,白族,云南洱源人。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8年,参与发起成立了校内第一个进步社团——暑假修业团,翌年,成为清华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后当选学校学生会会长。1924年秋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先后获得斯坦福大学学士、硕士学位。在美国学习期间,广泛团结旅美华侨和留美学生,联合国民党左派,支持国内的大革命。1927年3月,加入美国共产党,并当选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第一任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在留美中国学生中率先相继发表十篇宣言,揭露蒋介石的罪行。1928年12月,奉命前往古巴和加拿大华侨中建立党的组织。1929年秋,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并任少年共产国际翻译。1930年秋回国,在中共中央翻译科工作,后至香港任海员工会秘书。曾被囚禁于香港监狱,经组织营救获释。1932年5月起,先后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1933年冬,因叛徒出卖被捕。翌年初,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遗著有《孙中山评传》等。

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有这样一位烈士:他来自祖国云南边陲,他是少数民族白族,他曾是清华学子并是清华最早的中共党员,他曾留学美国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并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他被称为“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他就是——施滉。

施滉的一生充满了诸多传奇。施滉从幼年即萌发追求真理、改良社会的志向,其间经清华7年的求索历练,加之赴美前拜见李大钊和孙中山,最终,施滉在美国加入了共产党,找到了救国真理。为了坚持真理,施滉不惜放弃论文的出版,与其导师据理力争。为了救国救民,施滉在异国投身革命,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回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位勇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年轻革命者的个体经历,折射出近代中国“救亡”的生动历史图景和雨花英烈的高远精神境界。


施滉1900年出生于祖国西南边陲云南洱源县乡村的一个白族普通家庭,其父为小学教员,其母为农村妇女,应该说,施滉出生于社会底层。由于施滉的父亲为小学教员,青年时曾是清朝文生,入过优级师范,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理所当然成为施滉的启蒙老师。施滉从小跟随父亲,他父亲知书识礼,为人正直,常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和古今名人的事迹及家乡掌故教育他。山川的壮丽,乡贤的业绩,慈父的教诲,使少年施滉受到有益的熏陶,爱国自强的思想有了最初萌发。

1913年,施滉小学毕业,不久考入云南省军医学校学习。从闭塞的洱源到省城昆明,少年施滉的眼界大开,见识大增,其耳闻目睹之情状更促使其关心国家问题、追求真理。其中,流亡昆明的越南难民让他感受到中国问题的紧迫。施滉在昆明读书期间,与云南接壤的越南,已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他常在街上看到流亡到昆明的许多越南难民,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常以香蕉充饥,过着极其悲惨的流浪生活。施滉目睹了当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后来他一直不吃香蕉,就是因为看到香蕉就使他想起亡国奴的生活。施滉不愿看到自己的祖国步越南的后尘,变为列强的殖民地,促使他关心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命运,开始萌发救国救民之志。此外,由于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引发的护国运动,其发祥地即在昆明,在此读书的施滉曾亲眼目睹了云南各族人民高举护国大旗,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斗争,这使少年施滉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和鼓舞。

此外,促使少年施滉追求真理的还有其亲身的经历,1916年,施滉以名列第一在军医学校毕业。按照校方规定,第一名按例应保送到天津高等军医学校深造,但学校当局竟保送了一名家里有钱有势的学生。与上述类似的是,1917年秋,施滉报考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插班生,取得排名第一的考试成绩,此外还须参加面试。当年清华在云南只能录取一名,按理只能派他一人到北京面试。但地方官绅借口施滉眼睛近视度数较深,硬是增加了一个名额参加面试,企图面试时取代施滉。上述经历一定程度上对少年施滉而言是“刻骨铭心”的,使他深切体验到中国社会的不公并逐步萌发追求真理、改良社会的思想。


1917年秋,施滉考入清华学校。当时,在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思想界一片繁荣,这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诸多选择路向。在此背景下,清华园内的施滉如饥似渴的吸收新知识和新思想,为了追求真理,他积极投入火热的社会生活,在清华成立进步社团,组织同学阅读进步刊物并进行讨论,出版杂志。1918年,施滉等人成立了清华园内的第一个进步社团——暑假修业团。为了呼应新文化运动,修业团还出版了《修业杂志》,提倡文字改革和白话文,力图从思想文化方面对社会进行某些改良。

1920年,施滉等人组织的“唯真学会”部分成员在清华园的合影,前排右三为施滉。(插于8-9段落).jpg

1920年,施滉等人组织的“唯真学会”部分成员在清华园的合影,前排右三为施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施滉积极投身其中,成为清华学生领导人之一,参加游行曾被军阀当局逮捕并关在北大法学院教室。通过上述活动,施滉把学校的理论学习与改良社会的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其个人素养和能力得到不断提升。在参与改造社会的活动中,施滉也体悟到中国问题的繁杂和艰巨,为寻求真理和解决中国问题增添了更多的审慎态度和无畏精神。

五四运动后,施滉和一些同学在此前成立的进步社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唯真学会。该学会的宗旨是“走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的真幸福”。该会通过的八项信条包括:不说谎,不嫖,不赌,不酗酒,不吸烟,不贪污,不做军阀爪牙,舍私为公。上述宗旨和信条体现了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以施滉为首的爱国青年学生对中国现状的不满,力求通过互助路径以及道德自律来解决中国问题。为了改良社会,需要调查研究社会的实际情形,因此,学会会员还深入社会底层,开展活动。学会还创办过平民夜校和暑期平民学校,组织会员参加劳动,接触劳动人民,经常与人力车工人,赶毛驴的农民交谈,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情况。虽然唯真学会具有追求真理的理论勇气和果敢践行的实践品格,但其毕竟是一个具有空想主义性质的学生社团,缺乏确保其持续运转的社会必要条件,其最终的命运也可想而知。

在清华的学习和实践中,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改造社会,施滉一直没有停止追求真理的步伐。鉴于唯真学会在事实上的停止运作,为了救亡,施滉等人阅读了大量关于世界各国兴衰的书籍,并从中认识到,要救国离不开政治手段。基于此,1923年,施滉和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秘密社团“超桃”,表示这是一个超过传统社会的桃园结义式结合,它的宗旨是主张“政治救国”。“超桃”十分强调集体主义,有较严格的组织纪律。为了集中意志,统一思想和行动,大家一致公认施滉为领袖,听从他的指挥。他们主张政治救国,是以政治途径去改造社会。为达此目的,失败、坐牢,甚至牺牲也在所不计。从“超桃”的宗旨、主张、组织纪律性等方面看,其与共产党早期组织有颇多相似之处,此种相似性为施滉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做好了一定的准备。


1924年2月初,施滉将要毕业并赴美留学,为了追求真理,施滉等人决定在毕业赴美前南行拜见李大钊、孙中山。

1924年6月,施滉出国前寄给母亲的照片。(插于11-12段落).jpg

1924年6月,施滉出国前寄给母亲的照片

1926年,施滉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与校友的合影,照片右下角是他的英文题字。(插于13-14段落).jpg

1926年,施滉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与校友的合影,照片右下角是他的英文题字

当时正值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不久,第一次国共合作启动之时。2月4日晚,拜见李大钊时,李大钊曾与施滉等人进行亲切交谈并延续到深夜一点钟,还约定好回到北京后施滉等人可以再去拜见他。

在拜见孙中山时,施滉渴求真理的迫切心情和长期累积的问题意识得到充分的展示,他向孙中山提出了关于求学的方针、中国革命事业发展、国民党的主义、中国的统一等问题,孙中山都给予耐心细致的解答。孙中山还对即将赴美读书的清华学子予以谆谆教诲:“诸君要到美国念书,极要留意,稍一不慎就要被他们带坏……还有,中国最初送出美国的学生,大半都变成美国人,回到国来,看见种种腐败的情形,不想法子改良,反开口闭口的You Chinese没有希望了,We  Americans怎样怎样,像这种亡国奴要他们何用?你们切要小心。”

李大钊、孙中山的教诲对施滉等人追求真理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风貌,这从施滉等人回校后在与唯真学会会友交流中可以体现出。施滉一行南行归校后,唯真学会会友为他们接风洗尘,并以自由问答的方式了解施滉等同学的游历情况:“一时万问骤至,二君遽为众口之的。但能对答如流,毫无难色,其所谓‘士别三日当拭目相待’也。是晚徐君所谈多为广东情形,施君所谈者则为云南情形。二君皆饱吸西南空气,其言论观点皆与吾辈久处腐败之北京者迥然不同。”按照在广东的约定,回校后的施滉等人践约到李大钊处求教,李大钊对他们提出了殷切期望:留学生应该注意一切为了祖国。要注意了解美国的情况,要结合祖国的情况,学习对人民有用的知识。

在即将赴美之际,1924年3月,为了讨论如何走革命道路问题,施滉召集了“超桃”全体成员会议。会上对国民党、共产党、政学系等政治力量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的,但经过南国之行,他们了解到国民党内部争斗激烈、成分复杂,认为对其尚须研究,他们较为一致的倾向是参加共产党。这次会议为“超桃”绝大多数成员的政治取向奠定了基调。


施滉于1924年秋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东方史。1925年暑假,“超桃”的绝大多数成员抵美,不久,在施滉的主持下,“超桃”的七个成员在伯克利举行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形势,对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认为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革命比较彻底,不仅彻底反帝反封建,还同情和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要解放全人类,因此决心加入共产党。会后,施滉等人一边读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秋,施滉取得了斯坦福大学东方史专业学士学位,同时开始攻读硕士学位,并开始撰写以《孙中山》为题的硕士论文。在文化学习和斗争实践中,施滉不断提升理论素养、开阔革命视野,因之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步深化。1927年3月,施滉毅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实现了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至此,施滉终于找寻到梦寐以求的救国真理。

施滉于1928年7月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其学位论文《孙中山》得到了导师脱李特博士的赞赏,并同意介绍给一家出版社出版。但在一次讨论关于美国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时,师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虽然脱李特博士是美国东方史学专家,但施滉充满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道德勇气,凭借炽热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实证主义学术风格竭力论证反驳。

施滉与妻子罗静宜在美国的合影。(插于17-18段落).jpg

施滉与妻子罗静宜在美国的合影

脱李特博士认为美国没有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此,施滉列举了大量事实,反驳其观点,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概言之,脱李特博士认为评判或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唯一标准即为是否拥有殖民地,对此,施滉列举美国的侵略事实加以反驳,实质上是否定脱李特的“殖民地论”,应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由于施滉的据理力争,脱李特再也不提施滉的论文出版事宜了。

对此,施滉并不在意,在他看来,论文出版与否无关宏旨,重要的是要执著真理。如果说施滉与脱李特博士的争论凸显了施滉坚持真理的话,那么纵观施滉在赴美留学前(特别是在清华)的诸多活动,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一位进步青年渴望真理和追求真理的行动轨迹,而施滉与脱李特博士的争论实为他追求真理的逻辑延续。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施滉与其导师争论的内在思想缘由——他在坚持救国真理,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和体悟到施滉在这场争论中所秉持的浓郁的民族主义情怀。


施滉是留美学生和旅美华侨中第一批党员之一,“超桃”成员也先后参加美共。美共秘密成立了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在中国局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施滉被选为中国局书记。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的美国,部分昔日革命者开始游离于革命阵营,徘徊和观望成为一部分人的政治态度。刚入党不久的施滉则显现了革命者的执著:根据形势需要,他以个人名义先后撰写并发表10篇宣言,揭露和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周培源回忆说:“施滉是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蒋介石的。”对此,国民党反动政府三次通缉施滉,并在美国对他跟踪、监视,还搜查了他的洱源老家。面对日益艰险的环境,施滉的革命意志愈加坚定,他领导美共中国局围绕促进中国革命这一中心任务积极有效地发展组织、开展活动,他的革命足迹遍及美国东西部各大城市。

未命名-3.jpg

1949年4月29日,清华大学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日,清华校友为施滉所建的纪念壁碑

1927年2月,施滉收获了人生的爱情,他与1925年来美的“超桃”成员罗静宜结婚了。在施滉看来,新婚的甜蜜只是属于个人的,而革命的努力却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甜蜜。与施滉志同道合的罗静宜于3月亦参加美国共产党并担任美共中央中国局妇女组织委员。由于他俩将微薄生活费的大部分用作中国局的活动经费,他们的生活异常艰辛。罗静宜回忆婚后生活时说:“记得我们有一次快要绝粮了(这是我们的常事),钱早就完了,家里只剩下了两个洋芋、四个洋葱和一小点面包;正好一个穷同志来了,没有吃饭,于是施同志就把洋芋和面包请了客,剩下四个洋葱就做了我们两人第二天的全部粮食。那时我们真穷得可以,可是我们很快乐,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取得比‘饱食’更大的快乐。”这对身处异国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现实的苦难窘迫:1927年12月,由于施滉已将全月的生活费用于革命活动,罗静宜不得不推迟产后出院,以等待施滉下个月的津贴;出院后他们夫妇又差点遭到房东的驱赶,幸好有同志施以援手。

磨难从来不能动摇革命者。施滉还奉命在美洲的古巴、加拿大华侨中进行了诸多革命活动,尤其是不畏艰险扩建了党的组织。1929年秋,施滉到向往已久的苏联首都莫斯科担任翻译工作,并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


1930年秋,正当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异常严峻之时,施滉又毅然选择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他先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秘书处、中共中央翻译科工作,在翻译时,他展现了学者严谨的风范:先通读全文,掌握其思想和内容后方才下笔。

1931年4月,组织派施滉去香港海员工会任秘书,在蔡和森领导下开展工作。6月,施滉与蔡和森等同志一同被捕,蔡和森不久牺牲,施滉仍被关在香港监狱里,这是他第一次入狱。罗静宜回忆经过牢狱之灾的施滉曾以诙谐的语调向她谈起被捕坐牢的情况:“你若被捕,打你,你不理他,他自然没有办法;请你吃好东西只管吃,吃完后还是不理他,他更没有办法。”后来,党组织利用施父在香港一富人家做家庭教师的关系设法营救,施滉才得以出狱。

出狱后的施滉在上海做工会工作,不久又被派往北平。1931年4月,河北省委遭到破坏,多人被捕。施滉临危受命,于1932年5月,担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翌年1月,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期间,施滉以北平艺专教员身份积极从事地下工作。由于罗静宜被捕入狱,他们的女儿由施父照顾,施滉与施父在北平有一次相见,并有如下父子对话——施父说:你还是返乡任职吧。施滉答曰:我回家乡工作,只对二老有好处,我在外面工作,将对全国人民有用。最早告诉施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理的父亲,依从了儿子。1933年冬,施滉与其他13位同志在北平艺专开会,因为叛徒出卖被反动军警包围,不幸被捕。施滉坚贞不屈,被解来南京,次年初,在雨花台壮烈就义。

1949年4月29日,清华大学解放后第一个校庆日,施滉的1924级北平校友,为纪念早已将满腔青春热血抛洒在南京雨花台下的他,聚集到清华图书馆缅怀追思,并在该馆大厅北壁上,留下了一面白底金字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镶嵌着施滉的铜像,刻有他的简历,还镌刻如下铭文:

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

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

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