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包野

（1900-1935），又名许鸿藻，广东澄海人，出生于泰国华侨家庭。1920年起，先后赴法国、德国、奥地利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共旅欧支部。1926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1932年5月，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10月，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1934年7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同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35年2月，在河南开封被捕，解来南京，不久牺牲。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在法国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其短短几年的光辉历程中，曾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革命人才，为开创党的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许包野，这位雨花英烈中知识精英的代表，就是当年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之一。许包野在欧洲学习、工作达11年之久，由一名爱国青年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在那个需要鲜血与生命守护信仰的年代，以彻底的自觉和豪迈，以身殉“道”，谱写了最为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之歌。

一

1900年5月31日，许包野出生于暹罗（今泰国）华富里一位侨商家里。父亲许锡昌，自小离家赴暹谋生，是一个思想开明、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的华侨。许包野7岁时随父母回国，先在家乡念私塾，11岁进县立凤山小学，15岁进澄海县立中学，因勤奋又聪颖，考试常名列前茅。平时爱读古书，孔子、老子、墨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他都啃过；《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他也潜心进行研究。17岁那年，母亲逝世，父亲按家乡“娶孝妇”的习俗，给他物色了一位贤良却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叫叶巧珍的为妻。婚后，他给妻子改名叫叶雁萍。

许包野与弟弟许泽藻合影

1919年上半年，许包野中学毕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1919年冬，他抱着“输世界文明于国内”、“造成新社会、新国民”的思想和成为一名“研究高深学问”的学者志向，参加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组织的赴法官费留学的招生考试，以广东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

1920年4月，他辞别故乡，前往法国里昂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

二

里昂，位于法国东南部，长期为法国政治中心。里昂中法大学坐落在里昂富尔的维耶尔山丘上，校园由一座昔日的军事要塞改造而成，环境清幽。初来乍到，老牌资本主义法国的工业、科技水平令许包野赞叹，但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和激烈的劳资对立更令他震惊。里昂，作为法国主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工人罢工的事时有发生。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他心目中曾经所拥有的光环一天天变得暗淡。法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快也打乱了他原来的留学计划。

这年冬，他写信给在暹罗的父亲，告诉他法国社会动荡，法郎贬值，生活费用太高，而德国的生活费用较低，科学较发达，打算转到德国留学，要求寄给2000块银元，作为转学的准备。父亲经过设法筹措，满足了他的要求。

1921年，许包野从法国转到德国的哥廷根，进入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继续学哲学，并学习军事学。

哥廷根位于德国中部，是著名的大学城，城市很小，当时人口只有40000人。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培养了许多知名的学者，当时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在此学习。

1923年春，许包野在一次中国留学生聚会中，结识了宽厚和蔼，有兄长风范的朱德。当时，朱德已由周恩来介绍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朱德的关心影响下，许包野结合专业大量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结合资本主义制度下德国的社会现实，许包野摆脱改良主义的束缚，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救不了中国，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敬仰，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久，许包野在朱德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一名成员。 

当时，在哥廷根的中共旅欧支部的党员，每星期三在朱德的主持下召开一次会议。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就在哥廷根朱德的住处。大家一起学习研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梅林的《唯物史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还就《向导》《国际通讯》等刊物上登载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进行讨论。通过这些学习活动，许包野的政治视野日益开阔，革命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1923年10月许包野（后排右二）与朱德（前排右三）等人在德国哥廷根合影

1920年，许包野在法国写给父母的信

1925年1月3日，在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召开的常年大会上，朱德当选为执行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朱德离开哥廷根，回到柏林，专门从事党务活动，朱德还主持创办了《明星》刊物，向留学生宣传新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的政策，许包野配合朱德做了许多这方面的工作。 

1925年6月，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德国。中共旅欧支部立即动员全体党员，全力以赴，组织广大旅欧华人，反对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声援国内五卅运动。许包野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运动。他在朱德的带领下，同旅德的中共党员，到一些城市和工业区讲演，组织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举行示威集会。“五卅惨案”的发生，也得到了德国人民的强烈同情。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中国的活动前后延续了一个来月。6月18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的广场上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带领在柏林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应邀参加集会。数千名来自许多国家的留学生集结在广场上，不少人走上讲台发表演说。尽管当时下起了大雨，但是，整个会场的气氛却十分热烈。当集会就要结束时，柏林警察当局突然出动大批警察冲入会场，朱德、许包野等20多人遭到逮捕，被押上敞篷汽车，关进亚历山大广场旁的警察监狱，被带到牢房的第三层，一人一间被单独监禁。

第二天，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就此事刊发了声明，向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提出强烈抗议。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朱德、许包野等中国留学生三天后被释放，但同时，他们也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

1925年7月，在中共旅欧支部的安排下，朱德离开柏林，乘船前往苏联。许包野来到奥地利的维也纳，继续学哲学。离开时，他已经获得博士学位。

1926年下半年，许包野抵达向往已久的十月革命的圣地——苏联，来到急需东方教师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教，向中共派往苏联学习革命之道的留学生传授马列主义理论。他把从德国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学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些留学生大多是共产党员，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在许包野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黄励，宣传部长的陈原道。许包野学识渊博，精通德、法、奥、俄等多国语言。在苏联的5年时间里，他还兼任过莫斯科市的地方法官，不遗余力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自己的智慧。他在莫斯科时一直使用俄文名字——保尔。

三

1931年1月，共产国际派许包野回国工作，他从苏联的西伯利亚经黑龙江秘密回国。

许包野一踏进国门，就被国民党特务监视、跟踪。为了摆脱敌特的盯梢，许包野绕道新加坡，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许包野踏进家门时，日夜思念他的家人特别是妻子惊喜万分。当年那个带有乡土气息、略显稚嫩的中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洋博士了。但许包野只在家里住了10天，当他得悉二弟许泽藻在厦门搞地下工作时（许泽藻当时化名许依华，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因急于同党中央联系，便匆匆辞别亲人奔赴厦门。为瞒过敌人耳目，他在香港停留了一个多月，才化装成海员乘船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到达厦门。

许包野回国时不能随身携带组织介绍信，只记下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约好的联络暗号，所以，他虽在厦门找到了党组织，却没有正式组织关系。直到厦门中心市委把许包野写的回国详情报告党中央之后，党中央才把许包野的组织关系转到厦门。在这之前，许包野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服从中心市委的工作安排。他接受中心市委派遣，巡视安溪。他认真听取安溪县委汇报，帮助整顿游击队，帮助建立农会、赤卫队和少先队等组织。在厦门，他化名阿宝、宝霞。 

1934年5月31日，许包野写给党中央的信

1932年8月，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不幸被捕牺牲；9月，代理市委书记的许泽藻也遭逮捕，不久牺牲。10月，党中央任命许包野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从此，他挑起了领导厦门和闽南十几个县开展革命斗争的重任。

在极为艰险复杂的白区斗争环境中，许包野领导党的组织坚持地下革命斗争，恢复和发展了所属县、区的地下党组织。在许包野的领导下，厦门中心市委及各县党组织，领导工人建立失业工人委员会，动员工人和闽南农民赤卫队员参加游击队，领导和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开展土地革命，发起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进行抗日救国宣传，逐步开辟了新的工作局面。他十分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和理论建设，亲自领导厦门文化协会，秘密出版《发动机》《战斗》《群众报》等杂志和报纸，发挥着传播知识、鼓舞士气的作用，还把中共中央文件汇编成《革命丛书》，供党员、干部学习，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曾任厦门中心市委机要秘书的谢飞回忆，当时，许包野经常用潮汕话和她交谈，在学习和革命斗争中教育和鼓励她。谢飞还记得有一次，有个同志问：“为什么外国人能造出许多现代化的东西，我们中国为什么造不出来？” 许包野回答：“那是由于那些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鼓励发展经济，生产发展了，资本家便可以获得利润。资本家为了得到更多利润，便要生产许多现代化的商品。而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经济落后。” 半个世纪过后，谢飞还清晰的记得许包野对她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人不笨，外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中国工业不发达是因为封建制度时间太长，尤其是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后，中国更穷了，更显得落后了。革命成功后，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会快起来。”

在许包野的出色领导下，厦门中心市委所属闽南地区10多个县、市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党员发展到近1000人，厦门地区的“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会”、“赤色工会”等群众组织纷纷建立，漳州、泉州、安溪的游击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4年7月，因中共江苏省委连遭国民党当局破坏，中共中央决定将许包野调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组建新的省委领导班子。当时上海地下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许包野到任后， 使用在苏联时曾使用过的名字“保尔”开展工作，采取“一个人只知道一个地方”的严密组织措施，积极组建党组织。不久，他就被叛徒盯住，敌人想方设法诱捕这个名为“保尔”的中共重要人物。许包野发现敌情后，机智沉着，勇敢果断地与敌人周旋，以其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及时配合中共中央处决了叛徒老龚，纯洁了革命队伍，保护了革命同志，使重建的新省委很快恢复了组织活动。对国民党特务机关来说，“保尔”始终是一个谜团，直至他调离江苏省委，敌人最终也没能掌握他的行踪。

同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党中央安排许包野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他到河南工作时，适逢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也开始西征，白区地下党的工作遇到更大的困难，斗争环境更加险恶，许包野不顾个人安危，每天早出晚归，为恢复发展党的力量，发展武装队伍和建立革命群众组织而四处奔走。 

1935年2月，由于组织内部出现叛徒，许包野在河南郑州不幸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在各种刑具的折磨下，许包野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严守党的机密，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不久，他在雨花台被敌人酷刑至死，时年35岁。

许包野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贡献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半个世纪却无人知晓。许包野的亲人、战友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许包野在厦门期间，妻子叶雁萍曾到厦门找过他，往后就再也没有许包野的音讯。20世纪80年代，在谢飞等革命老同志的关心下，在广东澄海、福建厦门、江苏、河南地方党史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辗转多地，多次化名的“许包野”终于有了下落。1987年3月，在烈士牺牲52年后，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许包野为革命烈士。遗憾的是，许包野烈士的遗孀叶雁萍老人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已于1985年12月27日去世了。从此，这位湮没了50多年的为理想而献身的留德哲学博士——许包野的革命事迹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