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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运动的奠基者 ——邓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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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

(1894-1933),原名邓康,字仲澥,湖南宜章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0年,在北京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8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上当选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5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6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8月,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当选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7月,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1932年,任全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解来南京,9月,牺牲于雨花台。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内,存有一份编号为“495-225-528”的卷宗。

卷宗中有一张黑白色的一家三口合影相片,父亲怀中的孩子年纪尚小,母亲站在身后,手握孩子稚嫩的小手。

这是汹涌澎湃的革命年代里,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欢聚时刻,幸福跃然在微微泛黄的相片上,依旧可掬。这种幸福如此永恒,实际又如此短暂。

照片背面,写有一行字迹娟秀的俄文——只给无所畏惧的男人。

这份卷宗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邓中夏,而在照片背面留下字迹的,是他的妻子夏明。


邓中夏,谱名邓隆渤,字仲澥,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的一个官宦人家。在家庭的熏陶下,邓中夏自幼勤勉好学,饱读古书,在传统爱国思想的激励下,培育起救国救民的志向。1917年,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在校初期,爱好研习古文,修身励志。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奉行“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自由开放的环境和诸多思潮的激荡,促使邓中夏开始涉猎新知识、研究新思想、汲取新文化,逐步成长为一名爱国的民主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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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的邓中夏

就读于北大期间,邓中夏结识了在校任教的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倡导者之一的李大钊,率先在北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一科学理论指引的解放工农群众的光明路径,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例证,使邓中夏拳拳服膺。邓中夏逐步认识到,“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走苏俄的道路,中国人民才能得救。”(赵运明:《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试述邓中夏坚定的共产主义观》,纪念邓中夏同志诞辰百周年工作领导小组·研讨会组委会:《邓中夏生平与思想研究论文集》,内部资料未出版,1994年,第198-199页)从那时起,他在发愤研习新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投身社会实践,积极参与各类反帝爱国运动和社会活动。1919年3月,邓中夏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旨在唤醒民心民智,消除社会不公。他和同学们走向街头,登台演讲,听众甚多。1919年5月,邓中夏作为北大学生领袖之一参与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亲身经历了火烧赵家楼的壮举。五四运动后,邓中夏为了深入工人群众的生活,决定搬离北大学生宿舍,并发起组织了“曦园”学生公寓。公寓内部倡导研修新知、躬行实践,罗章龙、张国焘等16人相继报名入住。邓中夏与公寓其他学生尚俭戒奢、勤俭朴素,在刻苦学习的同时,更注重走进工人中间,进行第一线的社会调研。为了发动更多的青年人走向社会,着眼实际,投身实践,邓中夏还于1923年写下过一首昂扬满怀的新体诗:

青年们!

醒来哟!

谁在你们的四周,

虎视鹰瞵的?

磨牙吮血的?

你们是处在一种什么环境?

你们是负了一种什么责任?

春花般的青年们哟!

朝暾般的青年们哟!

烈火般的青年们哟!

新中华的改造只仗你们了,

却不是仗你们几首新诗。

青年们!

醒来哟!

这首诗不仅是一份倡议、一纸宣言,更是邓中夏对于自己思想转变的真实回顾。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那份属于邓中夏的卷宗中,有一纸填写于1928年的个人履历表,职业一栏上,是用俄文手书的“职业革命者”的称谓。这是邓中夏对自己事业的表述,也是邓中夏奋斗一生的身份写照。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邓中夏等十几人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首个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任务是收集海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图书资料,加以编译,并进行宣讲和研讨。1920年10月,邓中夏参加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当时仍是学生身份的邓中夏由此开启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同年秋,邓中夏深入到位于北京城郊的铁路工人集中的长辛店开展工作,与工人群众密切联系,并组织筹建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提升工人们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1921年4月,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建立的中国最早的工会组织之一,《共产党》月刊曾称它“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邓中夏在此期间多次领导工人开展反对工头压迫、要求改善工资待遇的斗争。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深入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也日益成熟。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赴沪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中夏因需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秋,邓中夏应李大钊之邀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和赴重庆讲学,未能参会。但他在一大召开前,曾中途从南京赶赴上海,递交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告》,“与已到会的一大代表共商建党大事,并参与了一大文件的制定。”(《邓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7-128页)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邓中夏在其中担任领导工作。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邓中夏担任书记部主任。同年7月,邓中夏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二大宣言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8月,邓中夏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在此次罢工胜利的鼓舞下,全国各地工人运动此起彼伏。1923年2月7日,书记部组织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向顶点。1925年2月,邓中夏参与发起和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奏响前序。

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纠察委员会委员们的合影(第二部分第5自然段).jpg

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纠察委员会委员们合影

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邓中夏当选执行委员,并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6月,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邓中夏抵达香港,筹备在港发动工人罢工。鉴于香港工人阶级人数庞大却缺乏统一组织的现状,邓中夏等在深入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决定采取“稳住大头,上下两手抓紧,四面八方兼顾”的方针。邓中夏等本着团结的原则,以灵活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激发工人特别是工会领导人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适当照顾他们的自身利益,使得支持罢工的力量慢慢积聚。6月19日,香港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离港返回广州;23日,抵达广州的香港工人会同广州工人、农民、学生等共计10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到7月初,香港、广州罢工人数达25万。省港大罢工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与支持下,历时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最长的大罢工之一,有力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对香港的统治,在当时震惊中外。而此时的邓中夏,早已从一名北大红楼里走出来的学子,成为闻名全国的工运领导人和卓越不凡的职业革命者。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此时距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刚过去半个月的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会后,邓中夏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三个多月后的八七会议上,邓中夏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极端条件下开展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1928年5月,中共中央派邓中夏赴苏联莫斯科,筹备召开中共六大。6月18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的一间乡间别墅内召开。大会系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清算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研究制定了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由邓中夏参与起草的《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在大会上得以通过。中共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中国革命的复兴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从六大的前期筹备、文件起草到会议召开,邓中夏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8年7月,邓中夏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于8月向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加强向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加强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议案,最终基本得以采纳。会议结束后,邓中夏留驻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邓中夏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期间,为加强中国工会组织同世界各国工会的联系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撰写的《白色恐怖下的中国职工运动》等文章在海外引起了广泛反响。1929年秋,邓中夏率团赴海参崴参加第三次太平洋劳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1929年冬,邓中夏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其中的许多观点,使得各国代表深受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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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在莫斯科与妻子、孩子合影

邓中夏旅居莫斯科期间,妻子夏明也陪伴左右,给予了他莫大的支持。邓中夏还在莫斯科的一间照相馆里,留下了与妻子、爱子的唯一一张全家照。

邓中夏之所以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工运领袖,既在于他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丰富实践,又在于他系统总结中国工人运动历史经验的理论成就。暂住莫斯科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了中国工运进程,形成了专门而较为完备的中国工运史理论体系。这是邓中夏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邓中夏留驻莫斯科期间,对同在苏联的同志关怀备至,深受爱戴。在此期间,他为维护原则、保护同志,同米夫、王明等宗派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米夫和王明的关系非同一般。当米夫还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时,作为中山大学学生的王明就因流利的俄语水平而深受米夫的喜爱,成为米夫的亲信。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为整顿校务,采取了王明提议的宗派主义办法,从而全面把持了中山大学的权力。在米夫的大力扶植下,王明掌握了中山大学党支部局。

1927年秋,王明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为打击异己,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王明指控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组织了一个名为“江浙同乡会”的“反革命组织”,并要求中山大学支部局进行彻查。与此同时,为了提升自己在中共内部的地位,王明还向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在苏联筹备中共六大的向忠发汇报了此事。向忠发并未进行深入的调查,便来到中山大学发表讲话,认定“江浙同乡会”就是“反党组织”。向忠发讲话后,学校开除了12名学生的党籍、团籍,甚至有人被捕,另有许多学生受到牵连,引发了留苏中国学生们的极大不安。

党的六大成立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任务之一是领导中国赴苏联学习、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活动。在接到中山大学学生们的申诉后,作为代表团成员的邓中夏受命前往中山大学实地调查,广泛听取了学生们的反映,但校方的拒不配合给调查工作的持续带来了困难。在邓中夏等人的据理力争下,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布)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组成了三方联合审查委员会,对“江浙同乡会”事件进行重新审查,最终作出了不存在名为“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裁定,受牵连的学生也在之后得以平反。在“江浙同乡会”事件的调查过程中,邓中夏坚持原则,不辞辛劳,为之付出了巨大精力,最终使米夫、王明的宗派主义行为落空。

1929年,联共(布)中央展开清党活动,米夫、王明乘机对以瞿秋白、邓中夏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发起攻击。他们收集瞿秋白、邓中夏的文章,从中找出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观点不同”的个别字句加以上纲上线,公开指责他们是中山大学“反党组织”的后台与支持者,是机会主义者,这一指责更是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1930年春,米夫向中共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决议案中“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的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刘功成:《雨花台烈士传丛书——邓中夏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9页),受到了邓中夏的当面反对。随后,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共代表团,瞿秋白、邓中夏等被要求回国。1931年1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一手扶植的王明夺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1930年夏,邓中夏从莫斯科返回国内,先后担任中共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治委员等职务。1931年2月,王明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推行通过了《关于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1931年6月底,他又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两份文件均指责邓中夏“曾在国际上犯有严重错误”,如今又“犯了执行‘立三路线’,带领红二军团‘上山逃跑’”的错误,不应得以重用。1931年9月底,邓中夏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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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被捕后,化名施义

1931年冬,邓中夏回到上海,被安排在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写写传单、刻刻钢版,干些杂务。不久,沪东区委让他和匡亚明编印油印小报——《前锋》,他认真负责、不辞辛劳,亲自撰写文章,将这份小报办得十分出色,影响很大。1932年,上海的白色恐怖愈加深重,邓中夏临危受命,到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的中国革命互济总会担任主任兼党团书记。邓中夏为此不畏艰险,忙碌奔波,及时恢复了中国革命互济总会的各项活动。

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不幸被捕,解来南京。敌人软硬皆施,都不曾让他的意志有半点动摇。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间问他:“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态度?”邓中夏说道:“就是把我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我还是共产党员。”1933年9月21日,邓中夏牺牲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9岁。

邓中夏曾在狱中写下过的一首名为《胜利》的遗诗,它承载着一代革命先烈的殷切期望与光明愿景:

那有斩不除的荆棘?

那有打不乱的豺虎?

那有推不翻的山岳?

你只须奋斗着,

猛勇地奋斗着,

持续着,

永远的持续着。

胜利就是你的了!

胜利就是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