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谢老

我有幸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一个普通中学生，被选调进中央机关，就在短暂的起步阶段，高山仰止般地接触到几位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们身边工作，不能不说是我一生的幸运。

1963年12月冬至这天，晚饭后是我在前厅值班。忙碌了一周的翠明庄此刻安静下来，我正准备写日记，大堂门被一位身穿蓝制服的青年人拉开了，门启处，一位个头不高，短发齐肩的老大姐搀扶着一位体态丰满，留着八字花白胡须，头戴皮帽，戴着一幅深色框眼镜的长者缓缓走来，长者腿脚略显不便，见状，我赶忙迎上前去询问客人，只见老大姐答道：“找湖南省委张书记。”我知道张书记平日在中央党校学习，只有周六回来，平时只有夫人闫文大姐在。我很熟络地把两位老人引到105室，轻声敲门，闫文大姐开门迎客，老大姐用川音向我说了声：“谢谢你！”此刻长者已摘去皮帽，慈眉善目地向我笑了笑。当晚，我和张书记夫妇一起送两位长者到直通院门的甬道台阶下，只见一辆吉斯轿车停在院门内，警卫员早已打开车门，一手搀扶长者，一手放到车门上檐，老大姐已从另一侧上了车，伸手帮长者扶稳坐好。轿车启动，车帘拉开，长者和老大姐向我们挥手致意。闫文大姐悄声告诉我：留八字胡须的长者就是毛主席敬重的“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老首长，陪同他的是夫人王定国大姐。

没想到这一次短暂的相见，竟把我与革命老前辈的缘份延续了那样久，那样深，长达半个世纪……

1947年，谢老和毛主席在陕北佳县神泉堡

1963年，谢老夫妇与王维舟（右一）偕夫人马奎宣（后立者）等在北京圆恩寺家中

时隔半年，1964年初春，17岁的我加入了青年团，离开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启航地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被人事保卫处调派到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八大中央委员王维舟老身边做公务员。

我曾陪首长去圆恩寺7号谢老驻地探望谢老，亲见二老相敬相携的深情厚谊。也曾坐着吉斯轿车为谢老和王定国大姐带路重回翠明庄，去会见湖南省委来京开会的同志。而且就是在这次带路的车中，王定国大姐向我亲述了谢老为祝王维舟老78寿辰的贺诗：“永是车头不落尘，反清反帝到如今；爱民爱党心如火，名将从来多善人。”并嘱我先转告王维老，不日再当面详述。随着接触的增多，才知道了王定国大姐是1932年投奔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才走上革命道路的，进而对谢老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从偏僻山乡走出的“秀才”革命家

1884年4月27日（清光绪甲申十年农历四月初三），谢觉哉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沩山区沙田的偏僻山乡萧家湾。他学名维鋆，字焕南，别号觉斋，觉哉是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活动时的用名。谢觉哉生在山林，对山乡人文风物十分热爱。父亲务农，家境自给有余，四岁即入家塾发蒙，11岁就把四书五经读完了，小小年纪，在乡亲们眼里，成了个了不起的“儒者”。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谢觉哉考中秀才。由于他对家乡豪绅们深恶痛绝，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追求革命真理。1921年1月，谢觉哉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了“新民学会”，主编《通俗日报》和《湖南民报》，以笔作刀枪，大力宣传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运动迅猛发展。1921年6月29日傍晚，夕阳斜照的湘江岸畔橘子洲头，三个身影伫立江畔，许久许久，难舍难分。步入中年的谢觉哉送作为湖南代表的毛泽东、何叔衡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三人深情地依依话别。1925年，谢老经何叔衡、姜梦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五十来岁的谢觉哉，做过时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秘书、中央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1934年10月，谢觉哉跟随毛主席踏上了震惊中外、充满艰难险阻的万里长征之路。

1937年7月，谢老作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驻甘肃代表去兰州，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年9月，谢老与童养媳出身的女红军王定国缔结了姻缘。他回到陕甘宁边区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边区政府秘书长和参议会副议长。谢老和毛主席、周恩来电报频繁，书信交往甚密，文韬武略，交相辉映，彪炳史册，成为镌刻共和国百年丰碑上的宝贵文献。毛主席在和谢老探讨边区大政方针的信中表露出的诚挚与谦恭实在感人肺腑。

李鼎铭先生本来是个中医，与谢老颇有交往。由于环境的艰苦，长期战争生活使毛主席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吃了许多西药也不见效。谢老知道后，就把李鼎铭介绍给毛主席。久而久之，他们之间便无话不说了。李鼎铭大胆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毛主席非常重视，把整个提案抄在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了起来，还加了批语。后来经毛主席提议，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每每提到李鼎铭，谢老总是说：“毛主席是个爱才、重才、惜才、用才的人。”

毛主席在非正式场合，总是亲切自然地称谢老为“谢胡子”。1948年，在陕北佳县神泉堡，虽然从延安撤离还没多久，他俩却像是几年没见面了，兴致勃勃地一直交谈到深夜。第二天清晨，二人在窑洞门前合了一张影。照片上毛主席和谢老，沐浴着朝霞，分别坐在条凳上。毛主席翘着左腿，踌躇满志，胸有成竹，笑得怡然；谢老两手揣袖，憨厚质朴，满目慈祥，融融情意尽在不言中。记不清多少个促膝交谈的愉快夜晚，也记不清多少次谢老陪同毛主席游览白云山。在敌人大兵压境，频繁转战的岁月中，他们度过了少有的轻松愉快时刻，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风土民俗，军机政治，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

毛主席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地工作，却没有任何索取，他只对谢老这样的知己和兄长才泄露点点疲累。毛主席对谢老是无话不谈的，并且只对谢老有所求。他曾对谢老说：“你是真秀才，不抽烟，不喝酒。把分给你的烟，都给我留着啊！”于是，以后的许多年中，谢老总是将他得到的或者分给他待客的烟，细心地收留起来，每过些日子就给毛主席送去。参议会的工作人员种了烟叶送给谢老，谢老便像个道地抽烟人一样，熟练地捻碎烟叶，用碎纸条将烟叶卷起来，舔湿纸边再用手抚平，卷成一支支“大炮”，给毛主席送去。

1965年，谢老在北京中南海选区选举投票

1949年10月，晚秋的北京，来自中南海的一张请条送到谢老手上，请条上写着：“岸英要结婚了，为了节约，只请你们夫妇俩作客吧!”毛主席的亲笔字条写得遒劲洒脱，让谢老倍感亲切。在简朴的婚礼宴席上，毛主席把一块腊肉夹到谢老碗里说：“尝尝，比你在延安送给我的腊肉怎么样？”饭后，毛主席嘱咐岸英夫妇领王定国去看新房，一起分享喜悦。

1956年，谢老与周恩来合影

新中国成立前后，谢老参与起草和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法规，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谢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长；1959年，谢觉哉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成为中国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杰出奠基者。

“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

1963年元旦，政协全国委员会为70岁以上的老人举办了一个集体祝寿宴会。周总理坐在谢老同桌，总理关切地问谢老：“最近身体怎么样？还吃药吗？”王定国大姐答道：“还吃，总理身体好，您能活百岁。”总理说：“我还没有发现什么病，但活不到百岁的。谢老是能活到百岁的，您是做工作的人，我是跑腿的。”谢老说：“活动多的人才更能长寿啊！”周总理在即席致词中说：“不久前，60岁算老人，去年升格为70岁，以后可能升到80、90。要争取百岁为老……”总理的开朗谈笑和美好愿望使参会的七旬老人们都倍感快活，仿佛变得年轻了！

就在祝寿宴召开的五个月后，1963年5月26日，由于积劳成疾，谢老患上脑血栓，半身瘫痪了。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稍有恢复后，一天又去政协开会，周总理一见谢老来了，好像多年没见似的紧紧握着谢老瘫痪的右手问：“能走路吗？可要注意不能跌倒，有些场合就不要去了……”谢老说：“我在吃补阳还五汤，还有效。”总理说：“这是袓国医学宝库的名方，要用心坚持着吃……”总理的话，谢老一直念叨在心。

1967年11月，谢老和王维舟老在周总理的格外关照下，不约而同地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元帅楼“检查身体”住院疗养。当时还有董老、叶剑英、王震、舒同、蔡畅、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越南国会副主席黄文欢。

谢老养病期间，始终没有间断学习，心中一直惦念着工作。他常说，一个人身子下了班，脑子不能下班。他除了配合医生的治疗，坚持每天阅读中央文件，坚持写作，还坚持听读文件和报纸，浏览各种书报杂志，看累了就让我们读给他听。文件由王定国主任每天给谢老读，谢老不能坐着看书，王定国大姐就设法买来乐谱架，把书放在架子上，让他可以头靠着椅子，用左手自己翻读。右手不能写字，谢老就练习用左手写，写日记，吟诗作词，苦中作乐，乐此不疲。

最有趣的是，在病中谢老也不忘作诗。每逢谢老一招呼：“拿笔来！”准知道他诗兴大发了，警卫员就急忙喊我，用笔记录下来。每逢这时，我们就围在病床旁，听谢老用含混的湘音一字一句地吟诵，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猜，猜准了，谢老笑笑不言语；猜错了，谢老摇摇头，表示重新猜。有时一个字猜上几遍也猜不对，谢老就坐起身，用手在被单上写，直到认清猜准为止。有时正为难时，王定国大姐恰巧碰到，就当上翻译，说到逗笑处，大家捧腹大笑，好像忘了自己的年龄。

谢觉哉博学多才，才思敏捷，精于文墨，笔力遒劲，是文章大家，尤以古诗文功底深厚。董老曾在谢老60诞辰时赠诗云：“传家绝业诗千首，报国多方笔一支；屡有文章惊海内，从无渣滓扰襟期。”毛主席在难得的战斗间隙和百忙之余，总爱和谢老切磋探究古典诗词，一有心得之作，便相互赠阅，作为共同消遣的乐趣，一直延续到进城以后，谢老和毛主席之间的革命友情日深一日。

1964年，谢老与夫人王定国合影

谢老生前常说的“养生之道”是：当勤厌惰，宜成习惯；不急于成功，又不喧噪；心中经常满足，勿生不平之念。正如1962年4月25日他《在解放军总医院透视戏占》的诗句写道：“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是谢老一生“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共产党人宽阔胸怀和人格风范的真实写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的年轻人。

1968年12月24日，84岁的谢老已病痛缠身几年了，右手不能拿笔，可他还坚持给毛主席写信，祝贺毛主席75岁生日，诗中写道：“正是从心所欲年，名传环宇德齐天。一池春水无心皱，万古云霄着意旋。算定帝修反必败，眼看亚非拉争先。今朝万岁欢呼遍，雨露阳光在眼前。”这是谢老一生中最后写给毛主席的诗和信。

1969年2月6日，王定国大姐被“四人帮”以“叛徒”罪名关进私设的囚牢，一关42天，炊事员也被撤走，连喝水也成了困难。可怜谢老瘫痪在家中的长沙发上无助地苦捱岁月。实在撑不下去了，万般无奈之际，谢老咬着牙，拼着命，艰难地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又怕别人送信会出事，便拖着半瘫痪的身子，亲自将信送到中南海收发室。三天后，王定国大姐才被释放回圆恩寺家里，与谢老劫后重逢。经霜犹茂，受到精神折磨的谢老幸运地多活了两年零三个月。

1971年6月15日，老一代革命家谢觉哉老溘然长逝，享年87岁。当时正值“四人帮”猖獗之时，不准向遗体告别，不准开追悼会，不准送花圈。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知道了，从病床爬起，赶到北京医院太平间，拿起一支毛笔，墨泪俱下地写下挽词：“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写完，董老来到谢老遗体跟前，亲自把挽词放在遗体上，凝视着挂满冰珠的谢老遗容，一串串热泪滴落在遗体上，融化在一起……

谢老病逝的噩耗传到了周总理那里，总理毫不迟疑地抵制了“四人帮”的无理禁令，明确、果决、坚定地下达指示：“要写悼词，要发消息，要登照片！”周总理的决断像刺破寒冬的暖流一般，暖透送谢老最后一程吊唁的人们。6月19日，举行了告别仪式，由叶剑英主持，郭沫若致悼词，李先念、张鼎丞、曾山、邓子恢等参加。九泉有知，冰珠覆面的谢老也会倍感亲切、感激和欣慰。

从1919年到1968年，整整半个世纪，谢老有幸站在历史的峰巅之上，俯视一个民族在长达半个世纪中的兴亡浮沉，激荡演化，洞若观火，且能够在血火搏杀中戎马倥偬，流离辗转，笔耕不辍，以日记、书信、诗词的形式，把亲历目睹的历史传给后人，殊为不易。常人难以做到的，谢老做到了，以一个共产党人忠贞、光明、磊落、正直、豁达、无私、坚毅、仁厚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高尚气节和风范，用毕生的心血凝结出一曲负载着高度民族使命感、历史责任感的划时代《风雅颂》。

薪火相传  砥砺著书祭先贤

1978年，谢老去世7周年，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见到王定国大姐，对她说：“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从那时起，王定国大姐便开始清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和能找回的文史资料。6年之后，她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评传》、《谢觉哉文集》、《谢觉哉》画册等多部历史文献，近300万字，把谢老用一生心血凝结的宝贵结晶奉献给了党和人民。邓小平为《谢觉哉》画册书写了“怀念谢觉哉同志”，王震为画册和文集撰写了序言，以寄托哀思。

1984年，在首都各界人士纪念谢觉哉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亲切接见了谢老夫人王定国大姐，一起深切缅怀开国元老谢觉哉。1990年7月29日，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习仲勋还为王定国大姐撰写的回忆录题写了书名：《留在昨天的情思》。

1991年4月14日，我回到了久违的翠明庄，拜访了久违的王定国大姐。这一次是她打电话把我邀来的。原来，她要从圆恩寺搬家到灯市口的新住处，暂时借住在翠明庄。这次故地重逢太富戏剧性了。

室内陈放着谢老遗像，几盆君子兰、文殊兰、吊兰置于桌角柜端，案头上码放着书籍资料，桌旁报架上放满报刊，一只广口大玻璃瓶里插满各色信函。王定国大姐拉着我的手，老妈妈似的上下打量着我，极力辨认着旧日的模样：“哦，王老家的小吴！现在是大记者了，好，好！”

我端详着她，鬓发虽斑白，精神却矍铄。她告诉我，她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还在中国老龄基金会、中国长城学会、中国法学会等好几个机构中任有职务。虽年逾古稀，却顾不上颐养天年，到祖国各地老少边穷地区，特别是过去战斗过的故地考察调研，反映民情，整理出提案，供有关部门参考，建言献策。当她知道我从中组部五七干校返京后，又去工厂当了十几年工人，当上厂报主编，又自学参加中宣部命题的新闻专业高考成为新闻记者后，特别高兴，夸奖我勤奋有成，没辜负王维舟老的期望，终于当上了人民的记者。她深情地说：“你别搞记者采访，我们是认识二十多年的老熟人了，你们可以常来我这里，用你自己的眼睛看，看我变化了没有？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实事求是。”王大姐留我和她吃了家常便饭，临走，让我带上她写的三本打印的诗稿，“这些诗不是我关在屋子里憋出来的，全是有感而发的。你帮我看看通顺不，提提意见。”诗言志，情似海。当我细细拜读了她的诗稿，感慨万端，从1947年告别边区写起，洋洋洒洒，激情洋溢，时间跨度40余年！

那以后，我在工作之余，经常带妻子一起去大姐那里，帮她校对即将付梓出版的书稿；有时大姐让我读稿给她听，读到动人处，我含着泪花，大姐也用纸巾揩着眼角的泪水……

捧读着王定国大姐先后赠送给我的《一得书》《谢觉哉书信选》《谢觉哉评传》《后乐先忧斯世事》《女红军在雪山草地》《留在昨天的情思》等谢老著述和相关文著，如沐春风，受到灵魂的洗礼。谢老和王定国大姐成为我在人生道路上不可多得的导师和楷模。在谢老高尚品德和严谨文风的濡染下，我终于在新闻采访之余，大胆以纪实文学样式写作，为纪念谢觉哉诞辰110周年，先后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发了专访文章《踏遍青山人未老》《让铜墙铁壁更坚固》《一路风尘一路歌》《消费得当莫浪费》等；1991年1月21日，陪王定国大姐出席《北京日报》“晚霞的奉献”获奖征文发奖大会；以红色文脉为魂、践行薪火相传的宝贵探索，告慰先贤，无愧后哲，成为我文学写作生涯的主旋律，伴我跻身纪实文学作家行列，激励我持之以恒，笔耕不辍。

1992年5月，新华社《中国记者》杂志社和报社承办首届京城酒文化节，我作为副秘书长负责开幕式和闭幕式暨文艺演出的策划与现场总指挥，杨成武总长出席开幕式，王定国大姐听了，主动帮我们邀请了著名营养学家、陈云夫人于若木和几位德高望重的部队首长一起出席，为弘扬悠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助威。

1991年，作者与王定国大姐重逢翠明庄

1994年6月30日，细雨初歇，草木葱茏。我接到大姐寄来的请柬，到中央政法大学参加谢老诞辰110周年谢觉哉铜像安放揭幕仪式。在《国际歌》声中，谢老的半身铜像在校园绿地上巍然矗立。王大姐肃立铜像前，心事浩茫，情系云天。她让我和她一起合影，留下了难忘的瞬间。

1996年10月23日，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长征女红军签旗聚会”上，在王定国大姐的引见下，我又见到了更多久违的长征老大姐，像罗荣恒夫人林月琴、郑位三夫人蒲云、萧华夫人王新兰等，我拍摄了整两卷照片，为王定国大姐这些女红军留下了不忘革命初心，暮年壮心不已，飒爽英姿再长征的珍贵影像。

2012年春节，习近平亲切地牵着王定国老妈妈的手，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团拜会，接受新时代对长征精神的礼赞和传续，成为百岁女红军人生最温暖、最珍贵、最崇高的革命殊荣。

云烟过往六十载，沧海变迁人间梦。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历史已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温故而知新，见微而知著。缅怀过往，内心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敬畏之感。虽然时间把这其间的“交情”拉扯得渐行渐远，但那其中蕴含的情之深、思之切，特别是生活中他们身上所特有的革命家的高尚品德、高风亮节、人格气质、音容秉性、博大情怀，让我的心为之倾慕，受益终身，魂牵梦绕，挥之不去；那段岁月，一幕一幕，印证着初心化为恒心、使命化作担当的心路历程，为我引领一生……

（历史图片均选自王定国主编、辽宁画报社出版《谢觉哉》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