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成为历史的主流，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以《新青年》创刊，陈独秀高举“文学革命军”的旗帜为标志，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在那个落后、贫穷、黑暗且任帝国主义宰割蹂躏的时代，开始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命运，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他们纷纷创办刊物、成立社团、撰写文章，研究、介绍和传播国外的各种思潮。1919年，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社团就有281个，全国各地创办的期刊达600多种。

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公开说明自己为什么要“谈政治”。他说：“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甚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我以为谈政治的人当分为三种：一种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职业；他所谈的多半是政治中琐碎行政问题，与我辈青年所谈的政治不同。一种是官场以外他种职业的人，凡是有参政权的国民，一切政治问题，行政问题，都应该谈谈。一种是修学时代之青年，行政问题，本可以不去理会；至于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作哑呢？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

李大钊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

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一下子击碎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中国思想界相当一部分人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以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诚如瞿秋白所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

新思潮来势汹涌，好像“洪水猛兽”，冲破了传统思想的禁锢，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波涛滚滚，泥沙俱下。即使是他们当中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一开始也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无法分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一时间，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等等，雨后春笋，纷然杂陈。当年就有人评论说：“譬如社会主义，近来似觉成了一种口头禅；杂志报章，鼓吹不遗余力；最近，则与社会主义素来不相干的人也到处以社会主义相标榜。”

1919年底，工读互助主义实验活动在北京、天津、上海、长沙、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进步青年中兴起。他们组织互助一类小团体，在“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照耀下，过起了“共产的生活”，希望把这种工读互助团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在中国进行“新村”试验。

然而，在现实面前，这些中国“新村”也是昙花一现。试验的失败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

的确，在那个历史现场，许多人最初对社会主义的讨论，有无限的兴味，但大多数只是抱着一种空泛的理想，认为必须改造现有这个恶浊的社会，建立起一个新社会来。但是，旧社会如何改造？新社会如何建立？新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一切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刘仁静回忆说：“那时，大家正在寻找国家的出路，追求真理，对社会主义还没有明确的认识。研究会的几十个会员中，除部分相信马克思主义以外，有的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有的相信无政府主义。其实，在当时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没有什么研究，只是从杂志上看了一些有关宣传品，认为有道理，合乎自己的胃口，以后看见别的主张更好，有的也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主张。”

谁的青春不迷茫？救亡图存，爱国救国，有志青年也有茫然的时候，一时间失去了方向感。彼时的中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彼时的青年也站在十字路口。

当然，那时候的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确实很少很少。最早零星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到中国的，是清末民初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以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文全译本一本也没有，列宁的文章还没有一篇被译成中文。在这种情况下，谈马克思主义，困难可想而知。李达回忆说：“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译不了。”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时，站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前列的，依然是李大钊。

1889年10月出生于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影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的同学、后来同在《新青年》担任编辑的高一涵说：“他在日本时学的是经济学，但他对那时资本主义经济学总是不感兴趣，一看到河上肇博士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著，就手不释卷。他从 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起，经过十月革命以后，一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1918年至1922年间，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室

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长长的八字胡子，蓝布袍，黑马褂，一副金丝圆框眼镜，这是李大钊留给人们的典型印象。作为北京大学新任图书馆主任、教授，李大钊的月薪在1918年的时候是120元。但他把三分之二的薪水用在公共事业上，剩下三分之一的家庭生活费还拿出来接济贫困学生。夫人赵纫兰经常因生活费不够而发愁。校长蔡元培得知后，曾关照会计科说：“每月发薪时要先扣除李先生一部分，亲手交给李夫人，免得她‘难为无米之炊’。”每天清晨上班，从西城到东城，李大钊都坚持步行，不乘人力车。午饭是一张大饼，或两个馒头，就白开水下肚。人们把他的生活归纳成十六个字：“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陈独秀评价李大钊说：“他对同志的真诚，非一般人可比。寒冬腊月，将自己新制的棉袄送给同志；青年同志到他家去，（他都热情地招待饮食）没有饿着肚子走出来的。”北京朝阳大学学生张尔岩回忆，他曾劝李先生要注意营养，保重身体。李大钊回答他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但时下国难当头，众多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情况，我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告诫青年学子：“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1919年9月，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新青年》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同期，发表了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他写道：“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即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

李大钊手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这是李大钊的座右铭。

和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阐释已经相当完整和确切。尽管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先驱河上肇教授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一书中材料所写，但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更显难得而可贵。此前，还帮助自己曾经就职的《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以连载形式编辑发表过渊泉（陈缚贤）译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氏资本论释义》等文章，前两种也译自河上肇的论著。这个时候，李大钊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他开始了“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人生实践。

像李大钊一样，青年学子杨匏安和李达，因在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回国后也翻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11月至12月，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相当系统的介绍。1919 年，李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紧接着，他又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留学美国的张闻天也发表了《社会问题》，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其中很多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1919年4月6日的《每周评论》在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内容时，编者还加了这样一段按语：“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的11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北方和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

在北京，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红楼发起建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正式公开成立。当时因躲避北洋政府当局的搜查，初名为“马尔柯斯学说研究会”。李大钊还别具匠心地将研究会集体学习的图书馆取名“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 的音译，又叫“康慕尼”，意为“共产主义”）。“亢慕义斋”是中国第一个马列书刊的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个翻译组。发起成立这个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有高崇焕、王有德、邓仲澥、罗章龙、吴汝明、黄绍谷、王复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羹、吴容沧、刘仁静、范鸿劼、宋天放、高尚德、何孟宏、朱务善、范齐韩等。预科德语班学生罗章龙最早翻译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并出版油印本。毛泽东 1920 年到北京时曾经阅读过。

为了找到房子，罗章龙专门去找校长蔡元培。没想到，蔡校长非常痛快，立即答应，在北大西斋离校长室不远的地方给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两间房子，一间做图书馆，一间当办公室。当时，也有人反对把房子给“激进分子”，蔡元培说：“给他们房子，把他们安置好，学校才会太平。”分得房子，大家欢天喜地，连日聚会。一位名叫宋天放的会员手书了一副莫名其妙的对联：“出实验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上联出自陈独秀五四运动时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录：“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下联则出自李大钊的手笔。今天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还收藏有“亢慕尼斋”印戳的图书。

人间芳菲四月天。北京的四月天，春风送暖，柳树儿也才冒出嫩绿的鹅黄芽叶儿。

1920年4月的一天，王府井大街的外国公寓来了五位客人，声称是俄文《生活报》的记者团，准备来北京筹办一家“华俄通信社”。带队的这位风度翩翩、文质彬彬、中等身材的青年人，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名叫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时年27岁。与他随行的有旅俄华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员、翻译杨明斋，两名助手季托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朝鲜人金万谦），以及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

出身贫寒的维经斯基，小学毕业后当过排字工人，做过会计，20岁的时候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在美国，他参加了社会主义政党，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他返回俄国。1918 年，他在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加入了俄国共产党。1919 年遭到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流放到萨哈林岛（库页岛）服苦役。后来，他凭着出色的组织才能，领导政治犯成功地举行了暴动，一举成名。1920年4月，受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派遣，在俄共（布）西北利亚局远东州委海参崴分局负责远东事务的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到中国后，维经斯基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吴廷康。1920年9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立，维经斯基是书记处委员，开始以全权代表身份在中国工作。

作为翻译的杨明斋，原名杨好德，山东平度人，人生也不平凡。1901年，19岁的他“闯关东”“下崴子”，靠当苦工兼记账员度日，学会了俄语。1908年，在西伯利亚当矿工时，杨明斋参加了俄共（布），并在十月革命后被保送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列主义。毕业后，他受派返回海参崴，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身份做地下工作。这次作为维经斯基使华小组的重要成员，发挥翻译、参谋和向导的作用。后来李大钊称赞他是“万里投荒，一身是胆”。

第一次来中国，人生地不熟，维经斯基还是先找俄罗斯老乡熟悉情况。在北京大学，他见到了被誉为“中国通”的汉学家、俄籍教授波列伏依，他的中文名字叫柏烈伟，也叫鲍立维。柏烈伟倾向革命，与俄共（布）的许多人士保持友谊，在北京、天津、上海结交了许多进步文化人士。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文化运动报刊，他也是热心读者。就这样，柏烈伟给维经斯基推荐了陈独秀、李大钊。因为陈独秀已经离京，维经斯基就和李大钊见面了。这一年，李大钊31岁，比维经斯基大4岁。

1920年，因为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废除沙俄政府时期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对苏联人的好感油然而生。当维经斯基提议召开一个进步人士的座谈会时，李大钊一呼百应，门庭若市，一些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积极报名参加，主要成员是张国焘、罗章龙、李梅羹、刘仁静。

第一次见面座谈是在北京大学红楼的图书馆举行的。座谈会一开始，维经斯基给大家分发他带来的《国际》《震撼世界的十日》等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这些书刊，既有俄文版、英文版，也有德文版。接着，他向大家介绍了十月革命的经过和意义，讲解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还讲到了俄国当前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为了克服困难而采取的措施，比如，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度等等。

维经斯基说：“中俄两国的国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帝俄时代的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 50 年到 100年，工业生产尤为落后，汽车、拖拉机、飞机、电气设备都不能制造。钢铁工业的产量比美国少7倍，比德国少3倍；燃料比美国少17倍，比英国少10倍。外国资本占全俄一半，外资工业占5%，外国银行占全俄金融资本⅓。当前追赶上去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正在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有理有据的分析，合情合理的介绍，让罗章龙、张国焘等年轻人大开眼界，他们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对苏维埃制度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

维经斯基英文和德文的水平都很高，可以用英语直接对话。座谈会上，他在回答了中国朋友们的提问之后，还有针对性地询问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颇有研究，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的情况也看得十分清楚，对五四运动的情况问得非常仔细。

通过集体的座谈交流，能言善辩、目光深邃的维经斯基一下子征服了中国年轻的学子。年轻学子们感觉他是一个具有煽动力的人，思想感情奔放，说辞新颖动人，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也更加有信心了。

交谈中，维经斯基带有暗示意味地说：“在座的同学们都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你们都应该好好学习，要了解十月革命，中国也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

会上会下，维经斯基与李大钊谈得十分融洽，相互间的印象很好。根据苏俄革命经验和了解到的中国实际，维经斯基对李大钊说：“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接着，他进一步分析说：“北京是军阀统治的中心，又没有什么工业，工人阶级的数量太小；广州的工业也不发达，又是各派斗争的焦点，太引人注目。只有上海，既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无产阶级众多、集中，又是先进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在那里建立党团组织的中心，比较适宜。”

李大钊对维经斯基的观点深表赞同，并建议他尽快去上海找陈独秀商议，因为在这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的旗帜、新思想的明星，没有人能够比他更有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在上海，1920年5月，陈独秀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成员有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沈雁冰、施存统、陈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马克思主义传播就这样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南方由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大钊负责，时称“南陈北李”。就这样，以北京、上海为中心，他们先后与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的日本、法国一批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了联系，辐射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发起建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11月17日，公开正式成立。图为该会活动场所“亢慕义斋”旧址

正是在这个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在新思潮、新学说争鸣斗胜的形势中，经过反复比较、推求，殊途同归，最终历史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到了这个时候，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当年，就有人对此情形作了这样形象生动的描述：“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

事实上，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认识国家命运的工具来接受的。诚如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他进一步分析道：“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