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炳根，国家一级作家。中国冰心研究会、冰心文学馆创始人，福建省作家协会顾问，中国博物馆学会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评论集《特性与魅力》《逃离惯性》，专著《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爱是一切：冰心传》《郑振铎：狂胪文献铸书魂》，及《雪里萧红》《林徽因》《吴文藻》等三十余种，近期出版有《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冰心年谱长编》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由盟军最高司令部与盟国对日委员会管制。就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夕，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即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官，负责安排和主持日本投降仪式，对日本实行占领。1946年3月31日，以朱世明为团长的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华民国代表团飞抵日本。8月16日，冰心的丈夫吴文藻作为代表团政治组组长、盟国谈判顾问抵东京任职。三个月后，即11月13日，冰心作为眷属，携小女儿吴宗黎也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东京，开始了在日本旅居五年的生活。

胜利后的选择

抗战胜利之后，冰心曾有多方面考虑与选择。胜利时，她在重庆歌乐山上，战争结束，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冰心的心情很复杂。她说，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说胜利来的太突然了，生活的安排与节奏反而被打乱了。歌乐山离重庆有一段路，隔着嘉陵江，生活极不方便。胜利之后，国民政府许多机构回到南京，有些人回到上海，重庆的房子空出来了，冰心一家先从歌乐山搬回到重庆市区。冰心与吴文藻曾考虑回燕京大学继续当老师，或者到上海教书，要么就留在南京，当时吴文藻在最高国防委员会参事室任参事，回到南京也就是继续从政了，最后他们选择去了日本。

1948年，冰心在日本家中

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选择了日本？直接的原因是，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是吴文藻清华的同班同学，后到美国西点军校留学，而朱太太谢文秋则是冰心的好友、留学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同学。当朱世明邀请吴文藻去日本时，他们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做出了决定。吴文藻作为社会学家，很想考察一下日本的天皇制度，战后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这个任职可以提供很多方便。

吴文藻作为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属于公使级的外交官。之前，冰心曾辞去宋美龄主持的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文教组组长的职务，离开了政治旋涡，上了歌乐山，郭沫若说她是“贞静立山头”。因此，在去日本的消息传开后，他们的同学、朋友、读者有些不理解，以为过去清高是假的，终究还是 “红袍加身”。有一位画家画了一幅《朱竹图》送给吴谢二位，题款道：“莫道山中能绝俗，此君今已着绯衣”。

冰心的作品在日本

冰心作为眷属到日本，也就是外交官夫人，但在日本，冰心的到来却引起很大的反响，她是战后来到日本的第一位中国知名作家。

冰心的作品最早翻译到日本是在1921年，大阪的《读卖新闻》8月15-16日，在池田桃川主持的《支那现代小说》中连载周作人（仲密）翻译的冰心小说《爱的实现》。从1922年3月（5日、12日与19日）开始，《北京周报》开始连载译成日文的《繁星》（1-26、27-52、53-81）。1923年1月14日，刊登《晚祷（二）》，周作人翻译。1月24日，刊登周作人翻译的《晚祷》。1931年2月，日本增田文库出版《春水》诗集。1925年4月1日，《日本诗人》5卷4号中田信子写的《支那最近的诗》，有冰心诗的介绍。1929年3月1日，中田信子在《诗神》5卷3号撰文《冰心女士的诗》。这一年的3月，日本《现代支那语讲座》第1卷刊登神谷衡平翻译的冰心小说《寂寞》，同时收入次年出版的《模范支那语讲座》。同年，日本实藤文库出版的由宫越健太郎编的《支那现代短篇小说集》，收入冰心《离家的一年》。1933年12月1日，日本的《中国文学》月报刊出了饭冢朗翻译的《真理外2篇》。1936年，冰心与吴文藻前往欧洲游学时途经日本，《都新闻》《东京日日新闻》《日华学会报》等，都刊登了冰心到访的消息。1938年5月1日，《中国文学》刊登猪俣庄八译的小说《超人》，并附解读。1939年4月，日本《燕京文学》刊登饭冢朗翻译的《繁星（十四）》、深濑龙翻译的小说《第一次宴会》。这年的12月，饭冢朗翻译的《繁星》，伊藤书店收入《增田文库》出版。1940年1月10日，《支那及支那语》2卷1号，收入外村猛译的小说《鱼儿》。这一年，大量的冰心译作在日本面世，主要是仓石武四郎开始翻译冰心的作品，还有中山樵夫翻译的《冬儿姑娘》、奥野信太郎翻译的《第一次宴会》、猪俣庄八译的《两个家庭》《山中杂记》等，包括冰心在重庆生病，日本也发了消息。1941年，冰心的《寄小读者》由仓石武四郎翻译，恒星社油印注音本出版。1942年，《新中国小说集》收入《冬儿姑娘》。1946年6月，饭冢朗译的诗《解脱》《梦》等，分别在《中国文学》与《新日本文学》上发表。

冰心1946年前的重要作品《繁星》《春水》《超人》《寄小读者》都先后翻译成了日语，二十几年来，每年都有新作品在日本面世，冰心对日本的读者显然是个熟悉的名字，她的到来，在日本的朝野、学界、社会引起大的反响，就是因为她的大量作品先于本人登陆东瀛。

在日本的社会与文学活动

五年的时间，冰心在日本有一系列的社会与文学活动，无论是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还是在日本的社会都留下了印迹。

座谈、演讲、接受访问

冰心刚到日本时，很多的媒体、社会团体邀请她去座谈、演讲、进行专访，目前所看到的、形成完整文字的有近二十篇。这些文章因为都是现场记录，很有意义，可以说最能代表冰心的思想观念。

冰心座谈、演讲、访谈的主题，大都离不开“战争”二字，如何看待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战后对日本采取什么态度，是冰心不能回避的问题。冰心是一位了不起的智者，一位有思想深度与普世价值观，一位呼唤人类的同情与爱的作家与诗人，同时，经历了战争苦难，看到了中国与日本战后的情境，所以，她的观念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仇恨，从人类共存共荣的高度，建构了她在日本战后的基本话语。

冰心在日本与作家座谈的剪报

1946年11月，佐多稻子、林芙美子等女作家与冰心彻夜畅谈了有关中日文学和女性问题。林芙美子说：“说实话，我今天是怀着一种不知该怎样和您交谈的沉重心情来到这儿的。作为日本人，这次战争使我们对中国惭愧不已。”但是冰心说：“这种想法是不可取的。参战的不是所有的日本人，而是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是‘我们’，而是‘他们’。这是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普遍的认识。我们对日本的民众绝没有恨意，这种恨意只是针对一部分军阀。”

冰心这个思想很独特，也很深刻。在来日本的飞机上，她曾想，我不知道要如何来面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因为它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冰心本人在战争中受了很多的磨难，从燕京大学颠沛流离来到云南、重庆，要不断地躲避轰炸；父亲去世，不得奔丧；大弟弟谢为涵因为拒绝出任伪政权的高职而死于狱中。但当她下了飞机，进入东京，大吃了一惊， 东京被轰炸的情景比上海、重庆更严重：遍地瓦砾，行人低头弯腰，衣衫褴褛，行色匆匆。战争不仅对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也带来了深痛的灾难。“发动战争的国家也受到了战争的惩罚，不应以战争制止战争，不应怨怨相报，而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也就是人类之爱，人类之爱可以制止罪恶的战争。”她的想法变得明朗起来。

1947年，冰心在日本

她在发表演说中说：

世界上最大的威力，不是旋风般的飞机，巨雷般的大炮，鲨鱼般的战舰，以及一切摧残毁灭的战器——因为战器是不断的有突飞猛进的新发明。拥有最大威力的，还是飞机大炮后面，沉着的驾驶射击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理智的人类。

机器是无知的，人类是有爱的。

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母亲的爱是慈蔼的，是温柔的，是容忍的，是宽大的；但同时也是最严正的，最强烈的，最抵御的，最富有正义感的！

全人类的母亲，全世界的女性，应当起来了！

我们不能推诿我们的过失，不能逃避我们的责任，在信仰我们的儿女，抬头请示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以大无畏的精神，凛然告诉他们说，战争是不道德的，仇恨是无终止的，暴力和侵略，终久是失败的！

我们是否又慈蔼温柔的对他们说：世界是和平的，人类是自由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爱，只有互助，才能达到永久的安乐与和平！（冰心：《给日本的女性》）

当孩子要上战场时，母亲应该严厉地制止他。冰心自己曾经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时在美国接受空军训练，写信给姐姐，告诉她，他要接受轰炸东京的任务，冰心收到信后，非常坚决地制止了他的行为，说，你不应该去，你的炮弹炸向的是无辜的人民。后来，冰心这个弟弟从美国回到北京，途经东京，他对冰心说，姐姐你的话是对的，我没有轰炸东京是值得庆幸的。

冰心的宽容与大爱的观念，在日本影响很大。他们都以为中国作家肯定要愤怒的谴责、控诉日本的战争罪行，没有想到冰心女士，用这样的一种观念来理解日本人民，来对待日本的学者，这让他们非常感动。冰心甚至拿出自己的钱来买当时日本的作家、画家的作品，来救济他们的生活。在日本的学人中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中国有很多作家被介绍到日本，但唯独对谢冰心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个作家给了日本人民生活的勇气。

文学创作

在日本有广泛影响的《妇女公论》第31卷第9号（1947年9月1日），发表了冰心带来的宋美龄的信函，并且有她的附言，这样一来，便将她们之间的关系暴露在媒体的面前了。宋美龄在二战中是位传奇的女性，战后的日本媒体，发表了不少的宋美龄传奇故事，但多是转载，直接邀请到与宋美龄接近的人撰稿，还是相当困难。“宋谢关系”公开之后，媒体便又拥了上来，尤其是女性的刊物。冰心的《我所见到的蒋夫人》与《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便是应《主妇之友》与《淑女》杂志写的专稿。后者在“举世闻名的女中豪杰”专栏中，设立 “宋美龄女士”专题，并在 “前言”说，“我们从来日的谢冰心女士那里得知了举世闻名的宋美龄女士的近况。谢冰心女士是宋美龄女士最好的朋友。”

作为冰心，当然不会以写名人而提高或张扬自己，她对政界重要人物保持着警惕与距离。对于宋美龄，她们曾是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校友，又在重庆共过事，要写的东西很多，甚至可以出书。但冰心相当谨慎，限制自己的笔墨，仅写她与宋美龄的交往、直接的观察、日常的生活，这样便没有离开她的“表现自己”的艺术主张，也与女性杂志的读者接近。《我所见到的蒋夫人》写“我”应邀前往重庆，见到宋美龄的情景与交谈，从中描写了夫人敏捷的思维、机智的谈吐、忙而有序的工作，同时还描写了她作为家庭主妇的热情，亲自下厨煮咖啡、做点心，请客人用餐等，显示了传奇形象的另一个侧影。《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一文，冰心对宋美龄日常的衣食起居做了具体的描述，私人飞机上并排设立的两张夫妻床、身高与体重等等，说“夫人是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她喜欢整洁，衣服的颜色总是那么的协调。她喜欢整齐、清洁，亲手插桌上的花。她喜欢孩子并喜欢干厨房的家务。她还喜欢文学和艺术。”对于这些日常生活的描写，杂志在前言中便点明：“宋女士的社会活动情况非常有名，但有关她身边的事物和日常生活情况我们却完全无从知晓。本刊承蒙谢冰心女士的好意，终于可以初次向读者们详细地介绍宋美龄女士日常生活的全貌。”

关于描写宋美龄的几篇文章，归来之后，冰心出于自我保护，只字不提，而研究者也讳莫如深。直到2005年我应邀到日本关西大学做访问学者，在与旅日学者的接触交谈中，才知道了这一组描写宋美龄的文章，翻译后以佚文的形式，在国内出版发表。

冰心作《怎样欣赏中国文学》讲座的东京大学教室

冰心在日本写作的另一组散文，延续了她的美文风格。日本各地风景、房屋建筑、海滨温泉、樱花红叶、花道茶道等等，为冰心的散文写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冰心喜爱红叶：“日本的红叶远比樱花更有旨趣，既热情又壮观！那黄色简直像黄金，红色看上去如同鲜血一般。从浅黄到深红以外搀杂着十几种颜色，豪华致极！”日光的红叶节：“真是太棒了。我们首先去了东照宫，在秋天和煦的阳光的照射下它显得无比豪华、庄严，宛如中国的宫殿一般。”从东照宫去中禅寺湖的途中，红叶美不胜收：“越往上爬红叶的颜色越深，这是因为山高霜强的原因。游走在红叶间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阳光透过金黄色树梢的间隙，仿佛橙色台灯罩反射的灯光一样，令人身感柔和舒适。山中的空气如同被放入红叶的筛子中筛过和净化过一样，给人以格外的清新感。”冰心写到汤本的温泉：“明月高照，月光映照在水中，仿佛像一幅画儿。”奈良的春日神社：“那数百个并排的石灯笼、悬挂在神社走廊里的数列铜灯笼在中国的寺院里是看不到的。”日本最有名的富士山，冰心从自家门前便能看到：“这座山确实庄严、美丽！无论是晴天、月夜抑或是阴天的富士山都各有其美。我在中国从来都没见过像这样被白雪覆盖的火山峰（据我的一个澳大利亚朋友说，被积雪覆盖的这样的山在澳大利亚非常多）。尤其奇妙的是，只有那座峰耸立着，像女神一样有一种超越的气概！”富士山虽美，冰心却未走近过：“我觉得富士山这座山应该看而不应该登。” 而对日本的房屋，冰心认为是：“魅力无穷”“那陈旧的石阶，雅致的拉门以及清洁的榻榻米、灯笼、橱窗柱……所有的一切都是直接用木头精制而成的，给人以优美、清洁的感觉。”（冰心《日本的风景》）

日本是个花的国度，插花艺术盛行，冰心每到日本的旅馆、饭店、家庭，首先注意的便是插在质地光滑、具有光泽的柱子和壁板上或是放在花瓶或水盘里有时是笼里的雅致艳丽、引人注目、情趣十足的花草：“花瓶古朴精致，而且花并不那么多，三支、两支，有时只有一支。日本人选用外国人连想都想不到的材料，自由自在、运用自如。插花的构成往往使人惊喜，令人叫绝。”冰心认为，中国也讲究插花，但进入到花道的境界，却是日本。冰心有很高的欣赏雅趣，她能从中国花鸟绘画中，从诸如《北平笺谱》中，读到日本插花艺术渊源。所以她认为，中国人学花道不会太难。有一段时间，她便腾出时间，专门跟随插花艺术大师敕使河原苍风先生学插花。曾经在她的遗物中看到一个学习花道的笔记本，敕使河原苍风先生用日语讲解，助手们便将老师的话翻成英语，并进行具体指导。冰心的插花绘图，简洁明了，从一支花到多支花的插法，都有图记，英语与汉语并行。日本的花道有各种流派，冰心学的是“草月流派：属于一种新的艺术流派，从形式上看，具有浓厚的现代化、国际化色彩。”冰心认为，“外国人学花道时，这个流派最适合。”（冰心《日本的花道》）

讲授中国文学

仓石武四郎因翻译冰心作品，遂由文而友。先前在京都大学任教，冰心到京都旅游，曾邀作中国文学的演讲。后应聘东京大学教授，与冰心往来更多。他提议冰心到东大作中国文学的专题演讲，不是讲一次，可以做成系列讲座，可以让日本的学生了解中国文学。这也是冰心自己所主张的，让日本了解中国，就是要多读中国的书，而读中国的书首先要从文学作品入手。于是，爽快答应，但随之就发现，自己身边连一本参考书也没有。于是，讲座内容完全得靠记忆。再就是语言问题，用日语肯定不行，用英语是不是可以？也不行，学生听不懂。最后商量冰心用汉语讲，仓石先生现场翻译。冰心演讲的总题目为“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前后共5讲。6月21、23日（1950年），讲“中国文学的背景”，6月25日，讲“中国旧文学的特征”，6月28日，讲“中国新文学的诞生”，6月30日，讲“中国新文学的特征”。从这个内容可以看出，演讲带有文学史的性质，旧文学与新文学的区分，以胡适提倡新文学为界。在讲到中国文学的背景时，讲到了国民性、讲到了自古反战的态度，这里列举了许多古代诗人的作品来证明她的观点，比如《乐府》《左传》《论语》，六朝的鲍照、陈琳，李益的《从军北征》、李华的《吊古战场文》、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班超、范仲淹、陆游，直到康有为的《中国歌》、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等等，因为有爱好和平、反对战争预设前提，因而所选诗人、作家与作品都不能从众，在没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能作此演讲者，大概只有冰心吧！新文学一直讲到胡适、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丁玲、苏雪林、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田汉、曹禺。这些在1949年后的文学史上才有定论的作家，在冰心的演讲中就给了文学地位。至于冰心讲到了旧文学与新文学的特点，概括性极强，富有建设性与独创性，一部上百万字的文学史，未必有如此独到的见地，这是值得研究的。

冰心、吴文藻在日本住宅前合影（1947年）

旅日学者虞萍女士再现了当年演讲的现场情景：

冰心每次演讲从下午3点开始，大约进行1个小时，原定地点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但由于前来听讲的学生人数比预想的要多，所以只能临时更换教室，最终定在36号大教室。许多妇女也积极参加，其盛况在其他中国人演讲会上前所未有。会上仓石做口译，东京大学文学部研究室的山井湧、副手小野泽精一、大学院特别研究生（一期生）山下龙二做笔记。（虞萍《日本冰心研究之概观》）

未遂的起义与回国

到日本之后，国内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7年5月，冰心曾从日本回到南京参加国民参政会议，当时蒋介石放话三个月之内国内就会太平，共产党的军队将被消灭，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到了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11月淮海战役，12月平津战役，到了1949年2月，渡江战役胜利，国民政府最后退到了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时冰心与吴文藻在日本，他们都在观察国内发生的巨变，考虑自己的归宿。

当然，除台湾外，还可以去美国、欧洲教书，要不就留在日本，另一个就是可以考虑回到大陆。身处东京的选择，比上一次重庆选择更为严峻。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接触并通过听收音机了解国内的情况，阅读毛泽东的书。吴文藻细读过《新民主主义论》，冰心还读过《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代表团地下党的影响下，最后偏重考虑回大陆，并开始做准备。当然从个人的情况出发，冰心的主要读者在大陆。

冰心、吴文藻在日本的家中（1947年）

1948年底，三大战役之后，驻日代表团开始考虑出路问题，他们经常在地下党员谢南光家开座谈会，有时也在吴文藻的寓所，冰心自然参加，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驻日代表团的东京起义。有的说是“二吴二谢”曾经动议起义，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升过五星红旗等。所谓“二吴二谢”，二吴是吴文藻，吴半农（代表团另一组的组长）；二谢是谢冰心，谢南光（代表团政治组副组长）。1949年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也参加座谈会，主动提出亲自拉拢宪兵队长等，并与日共领导野阪参三等建立了联系。1949年9月27日，谢南光还代表朱世明与苏联代表团团长德列维思科进行了接洽。他表示愿意在经费方面与国内联系方面提供帮助。当时与国内的联系，由日共通过苏联的电台进行。但是，朱世明在关键时刻举棋不定，而特务已经发现了他们起义的计划，报告了台湾，台湾知道后十分震惊、恼怒，先是停止了经费的提供，并且调走了朱世明，另外派了团长。在这种情况下，日共主张立即通电起义，不成就躲到苏联代表团，乘苏联的船回国。大家认为这样不现实，参加动议起义的人员开始离开代表团，1950年6月吴文藻辞去了职务，脱离代表团，成了《星槟日报》的记者（胡文虎的报系集团），以这个身份在日本进行社会活动，受到日本共产党的保护。谢南光等地下党员经常来到冰心家中，关起门窗拉上窗帘稠密商议，以致邻居认为他们是做黑市生意的。此时，他们已与国内取得联系，决定先送儿子吴平（吴宗生）回国，在儿子的衣服中缝上了日共的信函，吴平一到天津就被接走，先是上了北京大学后又转到清华大学学习建筑。

有关这些，晚年的冰心在回忆文章中，有这样的文字：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据说有五个之多。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一九五○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冰心《我的老伴——吴文藻》）

1951年8月23日，横滨港码头，吴文藻、冰心、吴宗远、吴宗黎一家4人，登上一艘印度的轮船，悄然离开了日本。他们在香港稍做停留，便由有关部门安排，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