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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仁心”林可胜(下)

林可胜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也是一名人道主义者,他奉行“不分党派、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工作宗旨。他十分认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面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早在救护总队筹办之初,他就密切关注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的医疗救援工作,并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找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希望双方建立联系。

1937年底,林可胜应周恩来的请求,首批派出第7、第23、第39三支医疗队,带着药品和器械奔赴陕北和山西,协助八路军开展战地医疗救护工作。尤其是第23医疗队贡献突出,在陕北工作的800天中,完成各类大小手术3000余台,无一死亡病例,得到了边区政府的高度称赞。当该队奉命调往第五战区时,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前往送行。

1938年初,林可胜又派齐清心率两个医疗队、一个医护队和一个X光队到延安,为八路军开展战地救护服务。

1938年夏,为加强对救护总队的统战工作,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指示在救护总队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支部(以下简称“红会支部”),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动员医务人员积极投入抗战救护工作,组织医务人员及时输送医药物资到解放区。在林可胜的支持下,党支部工作开展顺利,发展党员十余人。是年秋,红会支部随救护总队撤至桂林,在叶剑英、李涛、李克农领导下继续开展工作。后随救护总队迁至贵阳图云关,红会支部转归中共南方局领导。

更为可贵的是,1938年秋,林可胜在长沙组成四个医疗队,亲自带队到延安、晋东南等地指导救护工作,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称赞。

1939年底,八路军急需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求助于林可胜,林可胜同意从红十字会拨出一部分医疗物资给八路军。为躲避国民党检查站的搜查,林可胜派红十字总会的车队把这批物资护送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最终平安转运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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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林可胜率队入缅甸参与远征军救护工作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林可胜先后组织和派遣了20余支医疗队以及大批外籍医生,去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医疗、救护工作,有效地改善了八路军、新四军救护条件。

周恩来虽然对林可胜积极、无私地援助中共抗日队伍表示感谢与赞赏,但也十分注重卫生战线的统战工作。国际援华医疗队作为林可胜救护总队成员在华开展医疗救助工作。这支医疗队一到国民党统治区,便立即投入到战场的救护工作。不久,他们却发现:尽管国民党地区缺乏大批医务人员,但医疗队并不受国民党当局的欢迎。国民党不拨给医疗队必要的经费,而且还切断了医疗队与国外救济组织的联系,不给他们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支医疗队队员便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要求去解放区工作。1941年,医疗队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员达维徳·杨固医生和另外两名医生,强烈要求去延安。周恩来曾三次会见杨固,建议他们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工作,这本身就可影响国民党士兵的抗战行动。杨固等人听从周恩来的建议,在国民党地区默默工作达六年之久:救护总队第52队负责人波兰医生傅拉都希望能像他的战友——加拿大医生白求恩那样,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周恩来向他解释,只要和中国军民在一起,在哪里都是帮助中国人民抗战。周恩来的一番劝说令他心悦诚服:另一位救护队负责人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也提出想去解放区工作,在周恩来的反复劝说下,他最终继续留在救护总队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带着妻儿回到保加利亚。

林可胜还积极援助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1937年10月,刚刚成立的新四军缺少医务人员,担任新四军军医处长的沈其震想到了他在协和医院工作时的导师林可胜。得知沈其震的来意,林可胜便将参加战地救护工作的医生名单交给他,沈其震从志愿报名投奔抗日前线的医生名单中,着重挑选了战伤救治急需的医生,如奉天医科大学的宫乃泉,上海医学院的吴之理等,亲赴他们的住处探望。在他的感召下,一批教授、医务人员先后参加了新四军,成为新四军的第一批医务人员。而后,林可胜、宋庆龄、史沫特莱等人为新四军募捐到大量的医药器材,沈其震以此为基础,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泾县云岭创办了小河口医院、云岭医院,为新四军伤病员和当地百姓提供医疗服务。

1939年秋,已是新四军卫生部长的沈其震来到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部,希望林可胜能提供医药支援,林可胜按照沈其震递交的申请单的药品数量加倍发货,尤其是奎宁片(抗疟疾药)。林可胜还先后派遣了两支医疗队支援新四军,这两支医疗队的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医疗卫生战线的骨干力量。

1946年,沈其震随叶剑英赴北京参加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时逢担任国民政府军医署署长(中将)的林可胜从重庆飞抵北京视察军医工作。叶剑英和沈其震主动看望了林可胜,并对林可胜抗战时期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力支援表示真诚的感谢。

位于贵阳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旧址

救护队在缅甸的战地救护

林可胜如此支持和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是顶着巨大压力的。从一开始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救护援助起,就伴随着各种闲言碎语。林可胜曾在香港接受一批国外左翼人士捐赠的药品、器械,然后运送给白求恩医院,为此,受到“亲共”的指责。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对林可胜的怀疑、指责和排斥不断升级。就连本该持中立态度的中国红十字总会某些要员也为难林可胜。1940年9月7日,林可胜被蒋介石召到重庆面谈,在林可胜眼里,这是一场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战争,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不应该有门派之间。但是,蒋介石在赞赏了他的工作能力后指出,这里首先是中国,其次必须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责怪他“左倾颇甚,阴助延安”。从重庆回到贵阳,林可胜又被军统特务抓走,后经陈诚说情才得以保释出来。蒋介石既敬重林可胜又恼恨他的不合作,于是,派人进驻到救护总队,成立“政治部”,专事“整顿”和“清洗”,导致正常工作无法开展。在这种情形下,林可胜愤然提出辞职。虽然一度被挽留,但最终于1942年离开救护总队。


1942年4月初,日军向缅甸展开攻势,国民政府应盟军的请求,派遣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印度作战。救护总队奉命抽调医护人员随军服务。此时,林可胜已辞职,且刚刚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收到美国某大学的聘任书,许多同事和学生都劝他去美国就任,但他认为,抗战还没有结束,自己不能离开战场,他执意要加入中国远征军,飞赴缅甸参加对日作战的救护工作。

林可胜率领50名医生、10名司机组成的救护队来到缅甸后,迅速建立起野战医院,及时开展战场救护,部署伤员运输,安排医疗物资分发。当时,走水路没有船只做运输工具,运送大批伤员只得利用铁路,因沿途铁路桥梁受损,用铁路运送伤员已非常艰难。于是,救护队员自己当水手,把伤兵从开泰向八莫输送,途中多次遭遇敌机的狂轰乱炸。救护队抵达八莫后,可以改乘火车来运送,却又一时找不到开火车的司机,林可胜就亲自充当司机。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十分频繁,源源不断的伤员被送到后方治疗,当时,林可胜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常感身心交瘁。在缅甸的密林中,林可胜指导救护队员用降落伞搭起简易救护站,在担架上做手术,由于作战时正逢缅甸的雨季,这支救护队被称为“水陆两栖救护队”。中国远征军作战半年时间,负伤的官兵有75% 经过救护队的医治后重返前线,而且,有很多是三次负伤痊愈归队的。再从救护时间来说,中国远征军的伤兵,最快的在三小时内就从火线运到后方医院,最慢的也不超过六七个小时。这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战场也毫不逊色。仁安羌大捷之后,林可胜率领救护队跟随先遣队护送400多名伤病员,他们冒着枪林弹雨,穿越了被称为“魔鬼之地”的胡康河谷和恐怖险恶的野人山无人区,历尽千辛万苦和种种磨难到达印度。此后,林可胜又在印度组织了中国远征军医护卫生训练工作,并被任命为中缅印战区司令官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医药总监。

第一次远征结束,林可胜与救护队回到国内休整,但很快又接到参加第二次远征的命令。林可胜领命后,将救护总队300名医护人员组成15个救护队和10个运输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收复滇西和驻印军反攻缅甸的一系列作战。中国远征军的野战医院,都设在距前线较近的地带,目的是使伤兵便于愈合再战。林可胜和救护队总共救治了数万名伤员。仅在1944年6月的松山攻坚战中,治疗的重伤官兵就达7000余人,为鼓舞士气、巩固战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林可胜在印缅战场开展的军事医疗救护工作,多次得到中国政府的嘉奖,以及英、美政府的授勋。仅美国就为他授勋两次:1943年获罗斯福总统授荣誉勋章、1946年获自由勋章。中国远征军赴缅战斗之惨烈,非常人可以忍受,而林可胜一直随军队坚持到最后……


1944年底,功勋卓著的林可胜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政部军医署署长。

抗战胜利后,中国红十字总会举行了授勋仪式,几乎所有的救护队员都得到了红十字勋章,但令人意外的是,林可胜这位最应该上军功榜的英雄,却被国民政府有意忽略了,没有被授予红十字勋章,救护队员们为此感到忿忿不平,要林可胜向国民政府申诉,拿回属于自己的荣誉,林可胜却没当回事儿,还说:“顺其自然吧!”

此后,他以救护总队、卫训总所和安顺军医学校等机构为基础改组合并后建立了国防医学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并担任院长,同时,筹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

1948年,蒋介石拟任命林可胜为国民政府卫生部长,他坚辞不就。

1949年5月,林可胜移居美国继续从事医学研究。1955年,林可胜正式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67年,林可胜退休后到牙买加与其长子詹姆斯·林一起居住。1969年7月8日,林可胜在异国他乡走完人生的最后历程,因食道癌逝世于牙买加金斯敦,享年72岁。

台湾红十字总会前会长陈长文先生在《中国时报》撰文写道:“如果南丁格尔被誉为克里米亚战争的‘提灯天使’,那么,林可胜可谓是抗日战争的‘提灯天使’,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医师与红十字会志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