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潮汕侨批的研究主要分为侨汇、侨批业和侨批资料本身等几个方面。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学术界针对有关侨汇和侨批业的研究较多。近年来，随着侨批档案的进一步整理和出版，有一些学者逐渐开始关注侨批中的书信本身。目前，学术界对于侨批资料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对侨批的文献价值和文化内涵加以论述肯定；对一个家族家书进行解读的个案研究比较盛行；也有学者尝试以家书中的内容为资料研究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

一

对侨批的价值和文化内涵进行阐述

杜桂芳的《潮汕侨批》（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称侨批为“照亮潮汕经济历史之奇观”，对侨批的产生、“水客”的出现、侨批局的发展历史作了介绍，并将侨批中蕴含的潮人文化心态，概括为强烈的家族观念和难以抗拒的故土情结等两个方面。她认为潮汕侨批的重大历史作用，在于既是潮汕地区不可或缺的经济大动脉，也对潮汕地区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影响。郑松辉所写的《口述历史：侨批研究的新视角——以潮汕侨批文化研究为例》（《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认为口述历史具有让侨批历史“往事的再现”、文献多样化和弥补历史断层的价值、保护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作用。王付兵的《侨批档案文献的价值》（《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7期）一文，认为侨批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反映华侨对侨乡的贡献、侨汇在金融方面的重要作用、民间传统文化、华侨真实生活以及中外邮政等方面。

侨批所记载的并非仅仅是侨民个人的记忆，而是整个中国移民群体的创伤记忆。

徐云的《华侨华人民间文献多重价值初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一文，将侨批与口供纸等文献一起归入海外移民文献之中，并认为这些文献有多元性、分散性、延续性、世界性等特点，拥有很强的历史凭证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思想教育价值。曹亚明的《文化创伤与侨批记忆》（《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一文，认为侨批档案正是一种具有意味的民间“文化形式”，也是保存侨民生存经验和情感体验的“储存器”；侨批所记载的并非仅仅是侨民个人的记忆，而是整个中国移民群体的创伤记忆。 

陈春声的《侨批档案对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挑战》（《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一文，认为侨批是一种无意识的材料，理解和研究侨批有三大挑战：如何从民间历史文献学角度去解读和研究；如何有意义地叙述普通人的生活；如何回应历史学的核心问题即在制度史的研究上有所贡献。这篇短文可以说在对侨批研究作了精确定位的同时，也为如何从事侨批档案研究作出了很好的指引。舒习龙、温建钦则在《开启广东华侨史研究的密钥：侨批史料价值的多维透视》（《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一文中，将侨批的研究价值分为经济史、日常生活史和对小人物的描摹等几个方面。

二

针对某一家族的家书进行个案研究

李福光的《试析潮汕侨批例俗——兼以陈集允家批为例》（《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印）一文，主要介绍了潮汕侨批在地址写法、亲属称谓和寄批时间、平安批和顺风批、逐月捷寄和过年厚寄等方面所遵循的惯例。陈嘉顺的《务实、谦谨、崇礼的潮人民性——潮安东凤博士林乡林氏一家侨批所见》（《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印）一文，先是以信中主人公不断要求家人来南洋协助做生意，而后又因生活所需在南洋另娶家室为例，说明潮人一向务实，再以信中所记载的主人公的言行为例，证明潮人普遍内心谦谨崇礼。他的《亲情与礼仪：冷战时代的南洋华人家庭关系——潮安林氏一家批信所见》（《潮青学刊》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一文，以定居马来西亚的潮安林来福家族的数百封侨批为资料，再现了1946—1984年一个分隔两地的家族成员之间的悲欢离合，既有父子失和、丈夫另娶，也有婆媳矛盾和经济纠纷。全文同时还以侨批中出现的较多与礼节性往来有关的汇款为例，凸显潮人对礼仪的重视。

陈瑛珣的《潮汕移民家庭中的女性生存心态——以旅泰潮侨许柔金寄澄海弟媳的一批侨批为据》（《第二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一文，深度剖析了一种特有的关系：大姑姐与弟媳之间的往来。作者在文中认为，以许氏大姑姐为代表的妇女，因为年长加上持家有道，故始终在家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借此可以以一家之主的姿态要求弟媳，但同时因为都是侨乡人家的女眷，二者之间的女性情感互动尤为特别。吴贤俊的《从侨批看潮人对传统家庭观念之固守及其窘境——以潮安陈集允大家庭为例》（《第二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一文，以一个妯娌不和的家庭所发生的纠纷为例，展示了这样一个现象：一方面出于传统的观念，男性都会要求家中女眷以和为贵，但当矛盾不可调和之时，一旦有一方不再坚持，这个大家庭便会土崩瓦解，导致分裂。

陈丽园的《从侨批看跨国华人的教育与社会传承 (1911—1949)》（《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以陈遗恩家族的侨批为资料，从跨国的家庭教养与跨国认同、南洋经验与教育实践、对女子教育的倡导等三个方面，显示了华侨对教育的全方位重视，并认为，教育是跨国华人社会传承中重要的文化机制。同样出自她之手的《情系家计——以澄邑山边乡陈宅家批为例论侨批的本质》（《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印）一文，主要围绕旅居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陈遗恩家族两代人于1910—1940年的感情交流和经济转移展开讨论。而她的《社会变迁与跨国华人家庭的建立——以陈遗恩家庭为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一文，则一方面详细对比了战前与战后侨批中反映的生活水平的起落，另一方面证明跨国主义理论适用于千千万万为南洋经济发展做贡献的同时不断向侨乡输血的华侨。陈子在其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以来泰国华侨华人与澄海侨乡互动研究》（暨南大学，2015年）的部分章节中，以隆都陈氏家族的侨批为例，展示了侨眷对侨汇的依赖和索求无度，以及由此引发的家族矛盾，同时，也展现了海外华人在背负赡养故乡亲人的巨大压力下，只能予取予求以尽责任的无奈。

三

利用侨批为资料研究有关的社会文化问题

杜桂芳在《潮汕侨批：义务与权利——以强烈的心理需求为特征的家族观念》（《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中，对潮汕华侨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众多行为进行了分析，如：初抵南洋后即使借钱，也要尽快寄钱回乡赡养家人、面对家人的索取无度大多隐忍、不能常寄批款回乡时会感到内疚等，同时也指出，华侨虽然在外倍尝艰辛，但谋生却较家乡为易的现实。杜式敏的《从潮汕侨批看海外潮人的女性观》（《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一文，认为潮汕侨批中既有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也有提倡教育、追求自立的女性观，证明这时的潮汕社会的习俗和风气既有传统的一面，也有逐渐开放不断走向现代的趋势。谢静的《潮汕侨批中的亲属称谓研究》（《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一文，则强调了侨批中的称谓语在来源和构词方面的特点，用翔实的例子展现了潮汕地方文化特色。

侨批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家乡社会面貌，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思想。

蔡焕钦的《侨批见证国家的侨汇物资供应政策》（《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印）一文，回顾了建国初期国家对侨汇的保护，以及施行侨汇物资供应政策的有关情况和作用。陈景熙的《潮汕侨批与近现代汕头货币史》（《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印）一文，以侨批中的货币为例，介绍了近代以来汕头通行的货币由银元到中央法币再到金元券最后到港币的变迁。许秀莹的《侨批，维系侨眷婚姻生活的纽带》（《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印）一文，主要关注侨乡妇女依赖侨批与分隔两地的丈夫维系感情的现象。她认为，侨批中展现出的侨乡妇女的内心世界充满了苦闷，既要饱受相思之苦，还要担心丈夫另结新欢，独守空房的同时，还必须恪守妇道，夫妻团圆遥遥无期。邓达宏的《侨批与闽粤侨乡教育探略》（《东南学术》2013年第6期）一文，认为侨批一方面对华侨子弟进行了读书、思想和生活方面的教育，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侨汇为促进侨乡教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还认为，侨批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家乡社会面貌，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对侨批中的家书进行解读和分析的成果，大多是近几年问世的，主要以家族个案研究和解读背后蕴含的民风文化特色为主，极少关注信中所反映的华侨在外的日常社会生活。这些成果基本上都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呈现于世，目前极少有一部大部头的以解读和分析家书内容为主的学术成果问世。事实上，由于侨批中的家书往往反映了那个年代普通底层华侨的日常生活和心路历程，内容丰富，牵涉面广，因此，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面积地阅读批信，来对这些底层华侨各方面的生活情况进行深入的剖析，以期对这一群体产生更为直观和具体的认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部资料详实、分析深入的有关侨批研究的著作问世，嘉惠学林，为社会各界对侨批的研究价值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