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丁晓平，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1920 年 2 月 19 日，是农历大年三十。

爆竹声中辞旧岁。本是家家户户过新年的日子，获得保释出狱的陈独秀却在这一天抛妻别子，秘密地从北京抵达上海。谁知，一到上海，陈独秀就生病了，五六天起不了床。身体稍微好转后，老朋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把他接过去，吃住都在五马路（今广东路）棋盘街西首的亚东图书馆。

上海，对于陈独秀来说，可谓是他革命的根据地。

——1903 年 5 月，他在安庆藏书楼组织拒俄运动，发表爱国演说，发出“安徽革命的第一声”，遭安庆知府桂英通缉，逃亡上海。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本刊自今年第1期起，特约著名历史传记作家丁晓平先生撰写系列文章，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全过程，穿越百年时空，回到历史现场，感受百年风云，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再现这一段人们知道却又不完全知道的大历史。

五四运动时期的陈独秀

五四运动时期的李大钊

——1913 年 7 月，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安徽乃至全国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陈独秀在芜湖逃过一劫，再次逃亡上海。随后，应好友章士钊之约前往日本编辑《甲寅》杂志，“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对国家和革命有了新的觉悟。

——1915 年 9 月 15 日，陈独秀经老友汪孟邹牵线搭桥，与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合作，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新青年》）。《新青年》就这样在上海诞生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影响中国历史的新文化运动从此开始。

——1917 年 1 月 11 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致函北洋政府教育部，请派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跟随之去了北京，由他独自主编而改为同人刊物，分别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陶孟和等人轮流编辑，后来又有高一涵、沈尹默加盟。

从白话文开始，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暸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接着，陈独秀又请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来打“孔家店”。陈独秀斩钉截铁地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通过《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就这样，新旧思潮在北京大学这个思想的实验场里加工、制造，成为瓦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催化剂。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站在爱国主义这个起点上，结成统一战线，并在这个大熔炉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开始了自我解放、自我更新、自我革命的新进程。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1919 年 1 月 18 日，一场打着和平名义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在这场长达 180 天的改变世界的国际会议上，中国人以为理所应当地获得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同等的自主权，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结束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毫无收获，不仅没有废除秘密外交，而且操纵者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外交彻底失败。但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全国一片哗然。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和皇帝，拯救我们靠自己。中国人开始觉醒。

1919 年 5 月 4 日，五四运动爆发。青年学子走上街头，为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而战。也就是在这一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号上发表了政论短评《两个和会都无用》，一针见血地揭开了上海和会和巴黎和会的虚伪面纱，公开指出这是“两个分赃会议”：“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经常亲自到事件发生的现场，看望被捕学生，以掌握第一手材料，一个月内在《每周评论》共发表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从 5 月 4 日至 6 月 8 日，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用全部版面报道五四爱国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版了第二十一号（5月11日）、二十二号（18日）、二十三号（26日）三期“山东问题”特号，详细报道 5月 4 日学生游行时悲愤激昂的情绪，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将青岛问题的来龙去脉、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经过、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北京学生被捕情况和各界对学生的支援，在第一时间向全国人民报道，从而掀起拒签和约的斗争。

吹爱国之风，点革命之火。《每周评论》成为新青年们“欢喜无量”的“明灯”，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 5 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因此，北洋政府对它恨之入骨。1919 年 8 月 30 日，《每周评论》出版第三十七号时，被政府当局查封。

当学生被捕、蔡元培被迫辞职秘密离京之后，上海的好友觉得陈独秀处境危险，就函电促其南下。陈独秀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图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学生在北京发起的反帝反侵略示威游行活动

6 月 3 日，当北洋政府出动军警对学生实行大逮捕之后，陈独秀义愤填膺。6 月 8 日，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发表著名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高昂的战斗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五四时代的青年。“研究室和监狱”一时间成为新青年们的爱国诺言和报国实践。

在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罢免后，耀武扬威的皖系军阀仍然掌握着中央政权，五四运动的根本要求依然没有解决。敢说敢做的陈独秀再也坐不住了，作为新青年的导师、中国思想界的先驱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以其特有的无畏和牺牲精神，开始自己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于是，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希望进一步对北洋政府予以“根本之改造”，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

这个宣言指明了五四爱国运动的方向，“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但是，如果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就“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可谓是陈独秀“平民征服政府”的纲领。

《北京市民宣言》印好后，陈独秀就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散发。6 月 11日下午，陈独秀约同乡高一涵、王星拱（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程演生（北京大学预科教授）、邓初（北京大学内务部佥事）四人，一起到香厂附近一个川菜馆子浣花春去吃晚饭。餐后，陈独秀、高一涵和邓初三人前往新世界游艺园去散发传单，王星拱和程演生到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头戴白帽、身着西服的陈独秀，一来到新世界，因其“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踪。当晚 10 时，陈独秀散发传单时，被拘捕。夜 12 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入，妻子高君曼也从梦中惊起，当即被搜检去信札多件。

对于毛泽东来说，陈独秀不仅是他的革命引路人，还是他的精神导师。

陈独秀被捕后，胡适、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邓初非常着急，因他们都参与了行动无法出面，于是就和李大钊等人商量，最后决定首先通过媒体，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透露出去，造成强大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6 月 13 日，《北京日报》和《晨报》首先披露了陈独秀被捕消息。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就经北京和上海的报刊宣传出去，给北京当局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尤其对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来说，压力更大。北洋政府逮捕陈独秀，再一次在中国文化界、教育界和政界以及青年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舆论一片震惊，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他辩白、鸣不平，孙中山、章士钊等社会名流也吁请政府当局立予开释。全中国各界各业各派人士齐声营救陈独秀，以“笔杆子”对“枪杆子”，不可谓不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奇观。

7 月 14 日，身在长沙的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长篇评论《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不仅简单叙说了陈独秀的被捕经过，还全文抄录了中美通讯社发布的《北京市民宣言》、北京学联呈送京师警察厅的公函、章士钊致南北和会北方代表王克敏的信函，对陈独秀的被捕给予了高度关注，极度崇拜并称赞陈是“思想界的明星”，高呼陈独秀万岁。对于毛泽东来说，陈独秀不仅是他的革命引路人，还是他的精神导师。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曾多次说过，五四运动时期的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并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9 月 16 日，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再次提讯陈独秀。经过短暂的问讯之后，陈具结：“前因为人散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问学，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北洋政府当局不得不作出妥协，“照豫戒法办理”，于 9 月 16 日下午 4 时，准予以安徽同乡保释的名义释放了陈独秀。这天晚上，高一涵、王星拱、邓初、程演生、胡适等安徽同乡，就在陈独秀被捕那天和他们一起聚餐的浣花春饭馆，预备了两桌酒席，请陈独秀、高君曼夫妇两个一块儿去，开了一个大宴会。

1919 年这一次在北京被捕入狱，是陈独秀生平第一次坐牢。96 天的牢狱生活，是陈独秀人生的又一个重大分水岭，陈独秀的理想、信仰和随后的人生道路再次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真正开始从启蒙转向救亡——如果国家不独立富强，就根本谈不上个人的民主与自由。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1916年，陈独秀将《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

出狱后的陈独秀，一方面继续主编他的《新青年》，坚守思想启蒙与革命的阵地；一方面继续拿起笔与旧思想旧文化战斗。在此期间，他还先后与蔡元培、李大钊等参加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这个时候，陈独秀的革命思想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从资产阶级民主观转向无产阶级民主观，从无政府空想社会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就在这个时候，广东军政府拟从广东关税中拨出 100 万元，筹办西南大学。筹办负责人汪精卫、章士钊力邀陈独秀加盟。处于保释监视居住的陈独秀已做好准备，前往上海共商筹办西南大学事宜。临行前夕，经胡适力荐，陈独秀接到湖北省教育厅的邀请，希望他参加武昌文华大学的毕业典礼，发表演讲。

2 月 2 日，陈独秀抵达武汉。在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陈独秀的演讲活动火爆，既讲教育问题，也讲政治思想；既讲文字改革，也大谈改造社会，其中以《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演说最为轰动。陈独秀认为，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是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主义；二是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三是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

陈独秀的演讲活动深受武汉青年学子的欢迎，被誉为“卓识谠论”。 但“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之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压迫言论之自由”，遂于2月7日在汉口大智门车站乘京汉铁路火车返京。

因陈独秀在武汉的演讲活动经媒体报道后，很快引起警方的注意，加紧对其进行监视。为了避免陈独秀“二进宫”，安徽同乡王星拱、高一涵、刘文典（字叔雅）、程演生、胡适及北京大学同事李大钊、马叙伦、沈士远等均参与了这次秘密的保护行动。

陈独秀回到北京，当即就被朋友们从火车站接到了安徽怀宁同乡王星拱的家中暂避，随后又转移到刘叔雅家里暂住。在箭杆胡同陈宅附近蹲守的警察白等了半天，最后扑了个空。但警探并不罢休，四处打听，终于探明陈独秀转移到了刘叔雅家中。所幸的是，此事迅速被马叙伦获悉，“乃借电话机语沈士远，士远时寓什坊院，距叔雅家较近，然无以措词，仓促语以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盖不得露其姓名也。……故士远往告独秀，即时逸避。翌晨由李守常乔装乡佬，独秀为病者，乘骡车出德胜门离平”。

从此，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他的同志们一道，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开始了开天辟地的雄伟大业——创建中国共产党。

对“南陈北李”离京之事，高一涵的记述则更加生动：“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渍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前往上海。”

2 月 14 日，北京下起了大雪。陈独秀在转移到李大钊家躲了一天后，化装成商人模样，由李大钊亲自驾着一辆破旧的骡车，走小路秘密赶往天津。党史学界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即源于此。

2 月 19 日，陈独秀抵达上海。从此，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他的同志们一道，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开始了开天辟地的雄伟大业——创建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