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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难为水(上)

曾经沧海难为水.jpg


中国文人最值钱的地方,是他的才华;

中国文人最不值钱的地方,是他的人格。

当然,也并非悉皆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文人基本如此。这也是我们翻开那部厚厚的文学史,常常为之不禁掩卷,扼腕叹息的缘故。

在唐代,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的双子星座之一,创“元和体”新诗风,为中唐诗坛扛鼎人物之一的诗人元稹,恰巧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遗憾的典型。他的诗,写得非常之美妙,他的人,做得却是相当之糟糕。

这种两面性,复杂性,不光为舞文弄墨之人的通病,大概也是人类概莫能免的劣根本质。因此,卑鄙与崇高,苟且与正直,污秽与完美,邪恶与良善,同时聚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百分之百的伟大光荣,百分之百的不可救药,实际上是不会存在的。只是可能在两种对立成份的配合比上,有此多彼少,或此少彼多的区别罢了。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在陕西凤翔长大。生于公元779年,死于公元831年,与其好友白居易相比,是个短命文人。他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正史是这样称他的:《旧唐书》载,“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新唐书》载,“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见斥废十年,信道不坚,乃丧所守。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节弥沮丧,加廉节不饰云。”这些评价,相当负面,也就是说,诗人急于成名,而不择手段;忙于投机,而罔顾操守;欲望强烈,而贪得无厌;攀附中贵,为人不齿。总而言之,他这一生,够折腾的。相比之白居易,活得比较劳累,活得比较糟糕。有什么办法呢?性格决定命运,他太想成功了,为了成功,他可以不顾一切。

他的诗歌,可分两体,各有成就,讽谕诗极其深刻,艳情诗极其浪漫,历经顺、宪、穆、敬诸朝的他,时属中唐,但他的创作,却仍是盛唐景象;无论在他生之时,还是在他死之后,都得承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也有对他相当不以为然的。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谈到公元七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时,就把他列在不齿之徒排行榜的末尾:“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更有一位李戡,宗室子弟,对他尤为咬牙切齿:“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肤,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这种恨不得杀了元稹才解恨的刽子手面孔,对我们来讲,倒也不陌生。这些年来,每当文学新潮流出现,也是断不了看到雷电风霜压顶而来的风景。正统派,主流派,所以有一种天塌地陷,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感觉,就是他们眼中视之为“淫靡”的作品,产生了他们认为的“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后果。实际上,这些文学原教旨主义者,根本不了解“元和体”的出现,对于陈腐的,僵化的,教条的,唯上为意旨的文学,所起到的否定作用,所带来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所形成的“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的广大读者市场,这是毫无办法的历史选择,也是谁都抵挡不了的潮流。

文学这东西,如潮之汹涌,来时,势不可当,去时,无法挽回。可以影响,不可以左右,可以乘势,不可以逆转。这也是所有帝国统治者压根儿没弄清楚的艺术规律,总以为握有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就可以扬之在我,抑之也在我,其实,大谬不然的,就在于这些帝国统治者不了解,在其一生中,能够操弄权柄的时间,顶多三十年、五十年。而文学时代的运动周期,常常要延续两代或三代文人,在陛下驾崩以后,又怎能奈何那些死在你以后的文人呢?那时,恐怕就是如刘禹锡的诗《石头城》所写:“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那样,潮流依旧沿着它的规律,该来就来,该走就走。

尽管我们可以鄙薄元稹的为人,但他的诗歌,却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儿。

所以他的诗歌,“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这种广泛的影响,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好运。

据《旧唐书》:“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辞诰所出,夐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

对元稹这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像他写的诗那样尽善尽美了,以文章曲事太监,以诗词阿附权贵,只要能带来好处,低声下气,谄媚逢迎,又有何妨?脸皮一抹,也就无所谓做人的道德底线了。而后来,又经阉寺援手,奸佞保荐,能给皇帝拍马屁,那更使诗人感到无上荣光,为使龙颜大悦,我估计,那些日子里,元才子恨不能一天到晚,十二个时辰,不寐不歇,歌功颂德,万寿无疆,大唱赞歌的。

中国文人之没出息,就是见了皇帝,忍不住要磕头的那一份贱。

何况,他有磕头的本钱,你想磕还未必能磕得上呢!“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为第一”(《旧唐书》)。是一个“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的诗坛领袖,是一个“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的风流人物。据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还统治着紫禁城的时候,曾经召见胡适进宫,与博士面谈半小时。看来,皇帝作为读者而不是屠夫时,也具有追星族的好奇之心。

很快,这位才子,以马屁为敲门之砖,以奸佞为进身之阶,现身在帝王的视线半径之中,一步登天;声闻于帝王的听觉范围之内,直达丹墀。中国文人能混到如此春风得意,不可一世的地步,还真是屈指可数。

据说,有一次早朝过后,他只是便中对穆宗抱怨一声,陛下,昨天傍晚,首都警察局竟派了便衣,在我居家老宅的靖安坊,巡逻出没,尾随跟踪,不知是何用意?当天,京兆尹主管公安的首长,二话不说,就把刑侦队长免职,连机构也奉旨撤销。一干人马,失业下岗,到底也没搞清楚,因何精兵简政?真是头掉了,不知是谁砍的,诗人的声势威风,可想而知。

因此,一,你不得不佩服他在中国文人中间,这种出类拔萃的能量;二,你若为他想,要是不很糟糕的话,或者,不那么卑鄙的话,也难达到这种京师为之侧目的地位。

元稹加速度的成功之路,我以为原因有三:一,从人种学角度考量,与他家族的鲜卑后裔,血管里流动着的野性基因有关,野,什么都敢伸手;二,从地域学角度考量,与他长期生活在陕西凤翔,在那僻壤荒域里求生谋存的艰难有关,饿,什么都敢张嘴;三,从进化学角度考量,与他出身于卑微的一个寒族子弟,拼命想出人头地,拼命想改变局面有关,爬,攀,附,靠,也就不择手段,不问是非。

所以,公元822年(长庆二年),他到底当上了宰相,这是元稹风头最健的一年。也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钻营投机,攀附巴结,效忠纳诚,紧跟高举的结果。尽管他奔走的是旁门左道,投靠的是太监佞臣,颇“为士类訾薄”,以致“朝野杂然轻笑”。但昏庸的穆宗李恒在诏书中,却对他褒扬备至:“劲气尝励于风霜,敏识颇知于今古”,可见其被宠幸,被倚重,被高看,被优渥的程度。

连他老婆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宫廷贵妇沙龙的领袖,“予在中书日,妻以郡君朝太后于兴庆宫,猥为班首。”小人得志,喜不自胜,那时的他,肯定飞扬跋扈,面目可憎,也使得他的反对派联手起来,抓他的把柄,找他的不是,要把他扳倒。唐穆宗将其拔擢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决策中枢的宰相地位,固然是其昏庸悃懦之故,但也足以证明诗人吹到巧舌生簧,拍到炉火纯青,哄到不露马脚,骗到天衣无缝的功力。

文人混迹官场,能爬到这么高的位置,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两位,确是非同小可。然而,幸运之神,来得匆匆,去得匆匆,短命的“同平章事”,从二月到五月,连一百天也没熬到,就被人排挤出局。

到同州当刺史后,元稹声泪俱下地给穆宗上书:“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对延英。此时不解泣血,仰辞天颜,乃至今日窜逐。臣自离京国,目断魂销。每至五更朝谒之时,实制泪不已。臣若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还梦想着有朝一日,“制诰侍宿南郊斋宫”,再沐天恩。

可哪知道穆宗只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长生不老药驾崩了。诗人在《题长庆四年历日尾》诗中写道,“残历半张余十四,灰心雪鬓两凄然。定知新岁御楼后,从此不名长庆年。”那无望失落之情,溢于纸面。看来,他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说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再富心机,再小心谨慎,再心明眼亮,永远不是那些职业政客的对手。政治家玩文学家,如猫搏鼠,让你死,你就死,而文学家玩政治家,则如羊驱虎,你让人家死,死不成,反过来,你倒可能搭上一条命。要知道,为文是一门学问,做官更是一门学问,两者通常不能得兼。做得一份好官者,未必写得一手好文,同样,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为得一份好官。所以,没才气的文人,才热衷做官,没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风雅。打草搂兔子,一举两得。

而历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从屈原起,到司马迁,到谢灵运,到李白,在官场无不混得很失败,归根结底,他们压根不是当官的料。也许,一开始就不应该搅到政治的浑水中来,老百姓的一句民谚:“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没有为官秉赋,而且你心不狠,手不辣,千万别求仕进。总结元稹的一生,成功快,失败更快,问题全出在他“见事风生”的性格上。太急功近利,太短期行为,太随风使舵,太容易转向。这种性格悲剧,决定了他一生的结局。

然而,中国文人,很不幸,似乎是胎里带,都有做官的冲动。我认识的一些同行,削尖脑袋,热恋乌纱,做到了官,很高兴,做不到官,很沮丧。当然也不能完全怪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为从他们入塾启蒙那天,朝至圣先师磕头开始,孔夫子就教导“学而优则仕”这五字真言,已经种下了病根。然而,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是一个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极其凶险所在,一个诗人,一个作家,要混个一官半职,谈何容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