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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仁心”林可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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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日至10月31日,“烽火仁心——林可胜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主题展览,在福建厦门华侨博物院展出。此展览生动地展示了在祖国处于危难关头,爱国华侨林可胜舍弃优越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毅然奔赴抗日前线,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置身抗战救护事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的无私奉献。 

林可胜祖籍福建海澄县,1897年出生于新加坡。1919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23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父亲是新加坡著名侨领林文庆,母亲是著名同盟会员黄乃裳之女黄端琼,姨父是著名防疫专家伍连德,妻子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的小女儿张茜英。 

林可胜被誉为“中国生命科学之父”,是蜚声国际的生理学家,在消化生理学与痛觉生理学两个领域都成就卓著。他是中国生理学会首任会长,兼任中华医学会会长;他曾担任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1935年至1937年),兼任生理系主任,也是协和医学院首位华人教授。他被称为“中国三大军医先进”之一(另两位为伍连德、刘瑞恒)。作为医学家,他历史性地推动了中国生理科学的进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本文所缅怀的,是林可胜作为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在抗战岁月中的光辉业绩和人道精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国难当头之危局,有着深厚家国情怀的林可胜,为参加抗战救护,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高薪的协和医院;为免除后顾之忧,他含泪将心爱的英国妻子和儿女送到新加坡父亲家,独自返回中国。

1937年底,林可胜临危受命,克服重重困难,在汉口正式组建“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并出任总队长兼总干事,开启了其一生的抗战救护事业。上任伊始,为适应战局变化,他主张放弃以往在大城市设置伤兵医院的做法,在总队下设医疗大队、中队、区队,每个战区配属一个医疗大队,中队、区队均配置到一线作战部队,做到军队到哪里,战场在哪里,救护队就跟进到哪里,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战时救护系统。他带领中国救护队出生入死战斗在淞沪大战时的上海滩,奔波在腥风血雨的南京保卫战的严酷现场以及台儿庄大捷时的战地医院。抗战初期,前线缺医少药,伤兵往往轻伤致重,重伤致死,造成不应有的伤残与死亡,严重影响了士气和战斗力。自救护总队在前线设立战地医院后,情况大为改观,轻伤者医治痊愈即重返战场,重伤员经紧急处置后,转往后方医院。当年《新华日报》称赞道:“此种医疗队特点有四:(1)技术及医疗器械俱极优良;(2)人数少而移动方便;(3)男女分队工作,前后方支配适当;(4)经济而易于举办。”实践证明,林可胜对战地医疗体系的改造是成功的。

林可胜除了在救护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外,在指导战时防疫上也颇有建树。1938年,长沙大火后,因卫生条件极差,大批伤病员患了皮肤病。他将大汽油桶改装成锅炉,在56个后方医院设置灭虱治疥站,为伤病者洗澡、灭虱、治疥,取得极好疗效,大部分伤病员痊愈。1940年,他亲自到各大战区进行实地考察,发现由于水污染问题,导致不少官兵患上传染病和肠胃病,他马上制定了“水与污染物管制计划”,重在预防,从而减少了传染病传播。1941年11月,日军在湖南常德发动细菌战,造成严重鼠疫。他派总队专家携带疫苗对市民免费治疗,从管住传染病源、流动人口入手,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1939年2月,因战局变化,林可胜率救护总队一路辗转,经湖南长沙、祁阳,最后在贵阳东南郊群山环抱的图云关安营扎寨。在此开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医护人员培训基地——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并担任所长(少将)。训练总所先后为军队培养了近2万名基层医疗骨干;救护总队还建起了重伤医院、运输队以及医疗器械厂、汽修厂等。当时救护总队规模之大,人才之众,远远超过国内任何一所医学院,可见,林可胜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组织才能。救护总队得到了海外进步团体、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得到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力支援。爱国侨领陈嘉庚于1940年率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慰问,对林可胜的专心任职及其“努力之精神”颇为赞许,并自动应承逐月由南侨总会捐助一万元给救护总站。林可胜每年都亲赴美国为救护总队募捐,仅美国医药援华会收到的各界捐款,就不低于6500万美元。

抗战期间,救护总队切实发挥了全国抗战救护中心的作用。林可胜利用自己在国外的影响,为救护总队争取到大量国际支援,获得充足的药品及器械,建立了11个卫生材料库,拥有200多辆救护车及各种辅助车辆,有效地保障了伤病员和药品物资的输送。规模最大时,救护总队共有150支战场医疗队(包括医疗、医护、医防、急救、X光等)、3420名医护人员(其中有协和医学院数十人,医疗水平精湛,有“小协和”之美誉)。前线600余所临时医院、后方200余所伤兵医院,遍布中国各大战区。救护总队自成立至抗战胜利,共进行外科手术20余万台,骨折复位4万人次,敷药900万人次,内科门诊、住院248万人次,预防接种463万人次,医治军民600余万人,对保存和恢复抗战军队战斗力作出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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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作家詹姆斯·贝兰特称赞道:“他对中国军医的培训,他的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彪炳于中国不幸的救死扶伤工作的史册上。”

林可胜和救护总队卓有成效的工作,彻底惹怒了日军。日军违反国际公约,多次惨无人道地疯狂轰炸救护总队驻地。美国著名作家、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女士记述了日寇的残暴行径:“我天天看到从泥土污染的红十字会救护车上卸下乱七八糟的载货,听司机们讲敌机沿路扫射轰炸红十字会车辆的情况。弄到后来,不得不把顶篷上的红十字标记用泥抹掉,没有一个伤兵愿意乘车。”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把林可胜的父亲、妻子和儿女全部抓进集中营,威逼利诱,并通过电台劝降林可胜,但林可胜不为所动。残忍的日军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地将他的英国妻子、女儿相继杀害。噩耗传来,林可胜痛苦不堪,但他顶住巨大压力,继续坚守岗位。

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美国《时代》周刊写道:“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对抗日本帝国的血腥战争中,有许多的医生和护士走向战场,在战壕里为受伤官兵裹伤。请先记住两个伟大的名字,中国的林可胜先生和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先生。”


林可胜以其声望为救护总队吸引来了世界各国的30多名援华医生来华支援抗战,他们被林可胜混合编入救护总队各医疗队中,与中国同仁一道开赴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这其中,史沫特莱功不可没。史沫特莱是继埃德加·斯诺之后第二个进入苏区的美国记者。在延安,她从“不把自己当外人”,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与理查德·布朗、印度外科医生柯棣华等人,正是响应她的呼吁来中国投入救护总队工作的。

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史沫特莱叙述了她与林可胜相识的过程。1938年1月,史沫特莱在武汉拜会南斯拉夫公共卫生专家 、国际联盟派到中国担任政府卫生顾问的鲍西格博士时巧遇林可胜,当得知“他不惜牺牲他的医学研究工作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希望,欲筹办新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事宜”时,史沫特莱敬佩不已,深受感染的她加盟了救护总队部。她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一面为红十字会筹款募捐,一面敦促外国医务人员前来中国,成为林可胜的得力干将。她在武汉度过了不平凡的十个月。

史沫特莱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她在美国驻华武官约瑟夫·史迪威上校、陈纳德上校等的支持下,说服日内瓦红十字会的官员,同意供应中国军队部分急需药品,并说服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为救护总队捐赠大量的医疗用品和款项。

在延安,史沫特莱与毛泽东联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呼吁,希望美国红十字会向八路军派遣外科医生。不久,一个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三人医疗组抵达汉口,领队是加拿大著名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他们到达当天,就见到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经协商,这支医疗队被派往晋察冀边区实施医护救援。经过三个月漫长跋涉,白求恩和同伴们终于到达晋察冀边区,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白求恩成为八路军医院院长。到达之后,白求恩立即投入到紧张工作中,后因手术感染而牺牲。

离开延安前,史沫特莱与朱德总司令联名写信给印度国大党,请他们派医生来华,为抗日的中国军队服务。印度国大党随即派出了以著名外科医生柯棣华为首,由5位外科医生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疗队翻过帕米尔高原,经长途跋涉,来到武汉参加了救护总队。几经周折,他们最后辗转到达山西八路军部队,在那里工作得非常出色。

1939年9月14日,日本飞机在重庆狂轰滥炸,史沫特莱见到正在瓦砾中进行救护工作的林可胜后,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描绘:“敌机对准我们飞来时,我们才找地方隐蔽。林博士一直不停地说,如果为空袭而停步,中国就会一事无成。这位个子不高的医生,战前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如今已经变得像钢铁一般强硬。”在史沫特莱林眼中,林可胜虽然“矮而瘦小”,却是她心目中的“巨人”,是抗战救护事业的“顶梁柱”。

1940年夏,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安家落户,林可胜到重庆述职,顺便看望了病中的老朋友史沫特莱。而后,史沫特莱随林可胜去图云关养病。在图云关,林可胜把自己的小茅屋腾出一间,供史沫特莱养病。林可胜总是忙里偷闲来看她,关心备至,她也“把学习点滴心得向他请教”。当时,林可胜除行政事务外,一直“专心致志于写作一套供战地军医参考的医疗手册”。史沫特莱发现,林可胜“办公室里的灯光经常很晚很晚才熄灭”。令她欣慰的是,救护总队“在他的领导下成长壮大,情况喜人”。9月初,史沫特莱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林可胜安排汽车送她去桂林转往香港治疗。她依依不舍地与林可胜挥手告别。此次相见,史沫特莱发现,林可胜“已经锤炼成为钢铁式的人物”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