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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叔叔费孝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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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4年开始,五叔就开始把注意力投向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这些西部地区,希望能够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他有了一个设想:在共同规划,有无相济,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原则下,建设一个大的经济中心,带动整个西北地区生产力的提高。

1988年4月,“两会”期间,五叔和甘肃省的领导座位相邻,两人交谈时那位领导请五叔去甘肃调研,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出些主意、想些办法(后来宁夏、青海也加入)。这一来,我所在的区域发展研究委员会事就多了,由副主席冯之浚带领他的几位学生,去甘肃、宁夏、青海做调查,我也跟随。他们写的调查报告,我阅读后,增长了不少见识……这年的7月,在甘肃兰州召开了“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建设研讨会”。会后,五叔和钱伟长联名上书中共中央,希望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这一建议得到批复和支持。

五叔每年都用⅓以上的时间到农村、小城镇调查、观察,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碰到重大问题就及时向中共中央领导或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和意见。我知道的除了上述有关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建议之外,还有《关于正式批准昆山开发区的建议》、《关于加快黄河三角洲开发的建议》、《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的设想》、《关于给与珲春市出口粮食指标的建议》等30多项。这些建议与意见都得到中共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

此后,我就经常跟随五叔出行,我的任务里有一项就是整理他的讲话。起初整理的不好,写的稿子常常被改成“大花脸”。叔叔告诫我:把台上的讲话写成文章,不是原封不动把讲的记录下来就算了,一定要“加工、整理”。我讲的时候可能“跳来跳去”,想到什么说什么,写成文章就不能这样了,要有“取舍”,不然人家会看不懂。写东西要“调皮”一点,不要什么都讲出来,那样就没意思了,要“留有余地”……在他的教导下,再通过用心阅读每次退回来,经过删改的稿子,多读几遍,细细琢磨……逐渐地,我整理叔叔讲话稿的能力有了长进。

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一件让我永远难忘的事——五叔从小就喜好写作,很多报刊登载过他的文章;他为改善中国老百姓生活设想出的路子、出的主意,也通过报刊连续发表。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文章还没有收集整理起来,这时,宗惠和荣华担起了这个重担,开始搜集五叔的文章。当收集到一定数量后,宗惠要我负责整理,把这些文章,能剪贴的剪贴,不能剪贴的就抄录,再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这些稿子都要仔细阅读,看有没有错的地方。记得我接到过一叠用相机拍下的五叔写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文章,字迹很小,只得拿放大镜看,有的还模糊不清,誊写起来非常费劲儿,实在看不清的段落只好请五叔修正,因为年代久远,五叔也想不起来了,就干脆划掉……因为干这个活儿,让我把五叔的文章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一字不落,认认真真地读了几遍。这个工作历经好几年,《费孝通文集》终于在1999年10月正式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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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编辑出版《费孝通文集》,小惠、小龙启动这项工作,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他们花费了多少精力才能收集到五叔发表过的文章,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报刊上登载的文章,能收集到这么多篇,真不容易。还有群言出版社《费孝通文集》的责任编辑吴志实先生,他要写“编者的话”,要确定版面,还要做整体文章的审定等等,这些工作都得由他负责,责任重大。在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文集终于问世了。能为出版文集贡献力量,我感到很高兴。

2003年4月,我随五叔去上海参加了“世博会与上海城市文化精神座谈会”,原本还要到杭州主持一个研讨会。没想到“非典”突然凶猛袭来,杭州会议暂停,我们困在上海近两个月。五叔住在宾馆里不出门,也很少有人来看望,为了活动身体,他每天要在楼道中走走,有时会走到我房间跟我聊天,这段时间里,他给我讲了好多“故事”。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把五叔讲的故事认真地记录下来。

回京后,从6月30日开始至7月21日,叔叔给他的几位学生讲了六次课,我也去听了,并且录了音。课后,我把他讲的有关自己一生经历,整理成《暮年漫谈》。

听完课后,我随叔叔去了大庆。如今的大庆已不是往年的大庆了,这一地区的石油资源已逐年减少,地质结构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大庆正承受着整治生态环境和发展替代产业、调整产业结构的巨大压力。大庆领导请五叔去,就是要请他向中央提出重视大庆今后发展,并给予一定扶助的建议。

回京后,五叔给中央有关领导提交了两份建议:《大庆市利用俄罗斯原油发展化工产业的建议》、《大庆地质灾害治理的建议》。据我所知,这两份报告应该是他提交给中央有关领导最后的建议了。 

从大庆回京后,没休息几天叔叔又动身去了太原;8月底访问甘肃定西;9月南下深圳、东莞、广州;10月1日才回到北京。年逾九旬的五叔这么长时间在外,太累了!年底住进了医院。

孝通叔叔一生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想让中国老百姓生活能过得好一点,然而,他的这个愿望却没那么容易实现 ——出生时,满清王朝垮台;年轻上学时,军阀混战;走出校门时,抗战爆发,接着国共争斗;壮年时期,戴上右派帽子……五叔的一生就像“过山车”那样,上上下下跌宕起伏。他一生就是希望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呕心沥血几十年。

费孝通在学生时代就下决心要为中国老百姓效力。在英国留学毕业时,中国境内已是战火连天,他没有留在英国却匆匆回到祖国,立即投入到中国农村搞调研。1946年费孝通重访英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邀请他留下来搞研究工作;又介绍他去香港大学任教,他都谢绝了,他认为自己在国内有许多事情可做,他的志愿是研究中国,而在国外研究中国社会是很困难的。后来孝通叔叔回忆:“(费正清)1948年11月前后,他给我来了个电报,哈佛大学决定请我为客座教授,速即去美。我这时已决定在北平等待解放,没有接受,也没有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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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留在了祖国。孝通叔叔就是想为中国农民生活过得好一点效力,“不论结果怎样”他是“决心不离开中国的”。

费孝通利用重获工作的机会,又投入到紧张工作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1982年春节前夕,刚从吴江县调查回来的孝通叔叔,在人大会堂的春节团拜会上讲述了在家乡调查看到的情景,提出了他一贯的主张——发展乡村工业。若干年后,这个“乡村工业”竟然长成了“参天大树”,为中国农民开辟出一条越来越宽广的道路。

1987年,他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在一次谈话中叔叔说: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意外地得到了重新工作的机会,要抓住它不浪费掉。现在看我过去的路子和讲的道理有不少是对的,但是有点超前。他还说:我老了,什么都干不动了,不过还好,这20年里我还是做了一些事——是我一生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些事够我做的,做都做不完,而且都是对国家、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