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夏之交，欣闻当年的国家级贫困县云龙终于整体脱贫了；及至夏秋之交，当年组织我们采风的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又与中国文艺网联合推出一个重大策划：“重走采风路，共谱脱贫曲”。我立即报名参加，并且毫不犹豫地选定了最想重走的目的地——云龙。

这是一次迫不及待的出行，我无数次想象着它们的美景，无数次在梦中穿行于茶垄，如今，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良机。

翌日，我们的茶山之行随即开始。探访的第一个茶厂，是位于团结乡河南村的佬倵茶厂。

“佬倵”本是一个民族的名字，属于彝族的一个分支。佬倵茶，顾名思义，就是佬倵族人种植、采制、出品的茶叶品牌。去团结乡的公路正在整修，有一大段路要绕行山上，山高坡陡，弯急路窄。尽管我们已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头晕耳鸣。

70岁的老厂长早已等候在茶厂门口。稍事寒暄，坐定泡茶。老厂长名叫字学文，早年做过民办教师，20世纪80年代担任村干部。他慢条斯理地跟我们讲述着自己的种茶经历，脸上始终呈现着那种饱经风雨后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这里以前没有种过茶，2001年有专家过来，分析我们这片大山的土壤啦、气候啦、自然条件啦，说是适宜种茶。上级就让愿意种茶的人都来报名，起初报名的有18人，但实际落实的只有两名，其中就有我。刚开始时相当困难，另一户也没坚持下来，最后只剩下我一家了。没有资金，没有技术，种的茶树全死了，那真是哭都哭不出来呀，那段日子太艰难了——我说，砸锅卖铁，把全部家当都砸进去，也要把茶树种活。没有技术，我就找到大栗树茶厂的尹老，说我把儿子派到你那里去学茶，尹老很支持。儿子学了技术回来，再结合我们这里的茶树情况，摸索适合佬倵茶的制茶方法。慢慢的，我们的茶树成活了，成片的茶园可以采摘新芽了，我们的佬倵茶上市以后很受欢迎。

茶厂赚了钱，我就跟孩子们讲，咱是共产党员，过去还是村支书。当初是响应号召出来种茶，想要干一番事业。现在茶种成了，咱要带动全村人都来种茶，共同富裕。周围的乡亲看见我们种茶有了收入，也都想来种茶。我就搞了一个合作社，加入合作社的茶农都按照科学环保的要求种茶，所有茶青都由茶厂收购。这样，他们就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茶厂也有了稳固的茶叶基地。我们的合作社现在吸纳了157户。茶厂的产量增加了，大家的收入也跟着增加。现在我们的产量是一年60吨茶叶，将来要达到100吨；现在一年的总产值是900多万元，我们把700多万元都用于收购茶农的茶青，也就是分散给周围的茶农了，利润只留下100多万元，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

佬倵茶园小景

我们问起佬倵茶是不是也上网销售？老厂长笑了，说那是孩子们搞起来的，从2018年开通了网购，势头挺好。过去，佬倵茶只在大理和省内能买到，现在一上网，全国各地都能买到了。

说着，老人站起身来：“我带你们看看我的库房吧，现在已经没剩多少库存了，说明我们的茶还是供不应求的。”我们随着他查看了各个科室和车间，最后来到成品仓库，确实，已是空空如也！

从茶厂的后门出来，就是一片茶园。傍晚的夕阳斜照下来，如同给茶树镀上一层金光。我随手掐下一片茶芽，放进嘴里轻轻咀嚼着，只觉得一丝苦涩，充溢唇齿。

临行之际，我把主人沏给我的那杯佬倵茶，倒入我的保温杯里，在归途中慢慢品饮。这茶真是很苦，苦得爽直，苦得酷烈，而下咽之后，两颊生津，隐然回甘。这种境界，确实与其他绿茶迥然不同。

我们探访的第二座茶山是宝丰乡黑羊箐茶厂。老板是一对夫妇，一见面就认出他们也是当年茶会上的老茶友，男的叫汪德军，女的叫李艳琴。汪德军给我们泡了一壶绵软醇厚的梅占红茶，他告诉我，黑羊箐是以红茶为主，这样就与大栗树和佬倵的绿茶为主，错开了市场。

大家边喝边聊。原来，他们夫妇是在林场结缘的。李艳琴从林业学校一毕业，就分配到国有林场。那时候靠山吃山，林场以砍伐林木为主营业务。后来，国家政策调整，不能砍树了。可是那么大片的荒山种什么？海拔较低的地方就种核桃，高山上就尝试种茶。汪德军说着，也谈起了尹何春。他说，我本来是跟着尹老办木器加工厂的，起初做得很好，后来木材生意不能做了，尹老辞了村官上山去种茶——那是需要很大勇气和魄力的。我也是早期参与者之一。经历千难万险，大山头上种茶成功了，一举突破了茶树生长的极限海拔，这一下，好多海拔在2000米以上的荒山，都被茶树“盘活”了。我也回到黑羊箐种茶，尹老全力支持我，还把我们茶厂当做大栗树茶厂的一个分厂——在创业最艰难的阶段，如果没有尹老的支持，我们也许早就夭折了。当我们茶厂站稳脚跟之后，尹老又让我们独立出来，这种胸怀真是令人钦佩！

“你们茶厂站稳了，对黑羊箐周边民众的脱贫，起到什么作用呢？”我问。汪德军说：“黑羊箐这个小组（自然村），因为有了我们这个茶厂，村民都开始种茶了，采摘的茶叶全都由茶厂收购，单是这一项每年就有60多万元。我们的员工也是周边的乡亲。现在全村种茶户有30多户，只有4户没种茶，他们种核桃，收入也不错。应该说，我们村已经都脱贫了。”

汪德军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与当地白族人明显不同。一问才知他是傈僳族；李艳琴是白族人，长得小巧而精致。他们的茶厂周围长满了高大的栗子树，他们说，大栗树村就是因这些栗子树而得名的。后来，“大栗树”被尹老用作他们茶厂的名字。如今，“大栗树”作为一个名茶品牌，已经是名声在外了。

云龙成为高海拔地区茶叶品种的试验场

黑羊箐与大栗树茶厂处于同一座大山的阴阳两面。黑羊箐这个自然村也隶属于大栗树村管辖。乘车转过一个山坳，就到了大栗树茶厂。

大栗树茶厂是云龙县茶叶生产的龙头老大，也是这一片片绿色茶山的发祥地。1987年，时任大栗树村支书的尹何春，为了给全村人找到一条稳定的生路，毅然辞掉村官，带着几个人上山种茶，成为“敢吃螃蟹的第一人。”这些故事，在云龙早已流传开了；而这类艰苦创业取得成功的“励志故事”，在全国各地也并不鲜见。然而，在我看来，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位老茶人就在茶厂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而来之时，又突然决定辞去厂长之职，回过头来“竞选”大栗树的村官。所有人都被尹何春的决定惊呆了，先是他的子女们大惑不解：您已是花甲之年，别人到了这个年纪都要退休了，您怎么放着清福不享，却要去争一个小小的村官？茶厂的人们也不理解：大栗树茶厂已然成了规模，实力雄厚，具备了走向全省乃至全国的条件，再努一把力，就可跻身全国一流茶企之列，偏偏这个时候，老厂长却选择去管理一个尚未脱贫的穷村子，这不是自找苦吃么？

当然，人们也知道，尹何春每次做出的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定的事情任何人也休想改变。他对子女们说：“当初辞掉村官办茶厂，就是为了闯出一条生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如今，我们茶厂的日子好过了，可大栗树还有不少村民生活艰难，所以，我要回村上为乡亲们办点事。”

抱着这样的信念，尹何春于2003年参加了大栗树村的村官竞选，并高票当选为大栗树村主任。从此，在大栗树各个自然村的高山深谷间，就出现了一道特异的景观：一个开着自己的保时捷靓车的村官，日夜奔波在崎岖颠簸的山路上，走村串户、修路架桥、访贫问苦、嘘寒问暖……有时，甚至还要“花钱挨骂”——修路是大栗树村的当务之急，但资金极度匮乏。尹何春在政策性资金尚未拨付的情况下，为让工程早日开工，多次垫付资金。可是，村路每推进一步都异常艰难。在大栗树海口公路修建过程中，农户阿建平的老母亲，为护住自家水田，死活不让推土机进场施工，还指着尹何春的鼻子大骂：“你没良心！你有几个钱就了不起啦……”尹何春的女婿闻知赶到现场，苦苦相劝：“爹呀，求求您别在村上干了，这么大年纪还在这里挨骂受罪，何苦呢？咱回茶厂吧……”尹何春没回去，继续苦口婆心做工作。后来，路修通了，阿建平家买了汽车，办起酒厂，盖起新房，生活大变样。他跑去给尹何春赔礼道歉，还要请他尝尝自家的好酒，尹何春笑着谢绝了。在他眼里，共产党就是给老百姓办事的，能办成事就是最大的满足——受点委屈，那算个啥！

在大栗树茶厂巧遇前来交茶青的茶农

在大栗树村，我们专门走访了两户普通村民，听他们讲述自家的脱贫故事。

在菖蒲塘村民小组，我们推开了茶农阿文聪的家门。这个农家院子里，一面并排盖着三栋小楼，另一面则种着鲜花、水果和蔬菜，干干净净，生机盎然。阿文聪一副憨憨厚厚的样子，把我们让到小板凳上坐下。闻着扑鼻的花香，吃着现摘的葡萄，喝着自制的清茶，让人顿时坐忘尘世的喧嚣。阿文聪今年48岁，有两个儿子。他说：“十多年前，孩子还小，生活特别艰难。尹老当上村主任，就来动员我种茶，我说，我没钱买茶苗，也不懂技术。尹老说，我给你茶苗，教给你技术，采了茶叶，茶厂全部收购，你就放心种吧！有了尹老给我托底，我就大着胆子，种了20多亩茶树。起初每亩茶叶只能卖300元，2011年后亩产值年年增加，现在每亩能卖3000多元了。后来，孩子也长大了，两个儿子先后进了茶厂，娶了媳妇也在茶厂——没有茶厂，没有尹老，哪有我们家的好日子呀……所以，尹老出殡时，我们全家人都去了，要送送他老人家，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

另一家农户是阿文聪的邻居，我们以为步行即可到达，谁知陪同的当地朋友说，这里的“邻居”也要乘车翻过一个山梁才能到达。居住分散是云龙的一大特色。4400平方公里的县域（在大理州面积最大），只有20.8万人口，全都分散在各大山岭之间，这成为云龙脱贫的最大难点。比如修路，别的地方投资1000万元修的路，受益人群可能是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在云龙投同样多的钱修路，受益面只有十户八户，甚至一户两户……

靠茶脱贫的茶农阿文聪在接受媒体采访

说话间，“邻居家”就到了。停车进门，一个宽敞的院落，一个小个子汉子，还有一群鸡两只狗。一排房舍显然是新盖的，屋顶上覆盖的合成瓦片，在阳光照射下还闪着亮光。主人叫杨和军，今年43岁，家中五口人，夫妻俩赡养着老父亲和两个孩子。杨和军不善言谈，把我们让进他家的“饭堂”，说这是他们家平常聊天喝茶的地方，屋子一边儿是做饭的地方，中间是吃饭的地方，另一边就是一个火塘。火塘上一把大铝壶烧得满身黑灰，我摸一摸，尚有余温，说明不久前这火塘还烧着火。我说：“咱们就围着火塘聊天吧。”杨和军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只怕你们城里人不习惯呢！”他告诉我，早晨起来，天气还有点凉，他父亲就在这里烤火吃茶。直到太阳升高了，暖和了，他就跑去茶园除草了。我问：“老父亲多大年纪了？”他答：“78了，在家里坐不住，每天都要去茶园干活儿！”

我们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我说：“老杨，你这房子不错呀，很宽敞，也很漂亮。”杨和军呵呵笑着说：“这真是没想到啊！前几年，我家特别困难，老的老小的小，太‘老火’了。那天，尹主任来我家，看到我家的老房子柱子都歪了，就说这个房子不能住了，太危险！我说，我不住这儿又能住哪儿呢？我没钱盖新房子呀。尹主任又看看我家的地形，说你这个山坡也不行，还是移居到安全地方去吧！我更为难了，移居，我上哪里去找宅地呀？尹主任说，我来想想办法。他想的办法就是，从他自家的茶园里划出一块地方，无偿给我盖新房。你们看，那山坡上的茶园就是尹主任家的，这块平坝就是从茶园里硬切下来的。房子盖好了，没水没电。尹主任说，我有的你都会有。很快就把水电都接通了。然后就教我种茶，我种了20亩茶园，现在每年能收入4万多元。我还养了100多只黑山羊。尹主任关照我，茶厂来了客人需要羊肉，就指定到我家来买，他这是在帮我呢！（我插话：‘这就叫消费扶贫’）去年卖了50多只羊，收入5万多元。再加上卖核桃的收入，一年差不多有10万元的收入，现在的日子好过多了。”杨和军顿了顿说，“都是因为遇上了好人，尹主任是共产党的村支书，他对我这么好，我就要念共产党的好——没有党和政府，我能住上这么好的新房子吗？”

杨和军眼里闪着晶莹的光，沉默了。我问：“那你现在还‘恼火’吗？”他赶忙解释说：“不是恼火，是老火。这是我们这里的土话，就是特别难受、特别困难的意思。我现在还‘老火’什么？成天就想笑，干活儿浑身都是劲儿。”我问他每天都有什么娱乐活动？他说老父亲和老婆、孩子就爱看电视。我追问：“那你自己的呢？”杨和军脱口即出：“我的娱乐，放羊呀！”一句话，引得满屋人都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