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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天最近的茶园——云南大理云龙县“兴茶脱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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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夏之交,欣闻当年的国家级贫困县云龙终于整体脱贫了;及至夏秋之交,当年组织我们采风的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又与中国文艺网联合推出一个重大策划:“重走采风路,共谱脱贫曲”。我立即报名参加,并且毫不犹豫地选定了最想重走的目的地——云龙。

这是一次迫不及待的出行,我无数次想象着它们的美景,无数次在梦中穿行于茶垄,如今,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良机。

翌日,我们的茶山之行随即开始。探访的第一个茶厂,是位于团结乡河南村的佬倵茶厂。

“佬倵”本是一个民族的名字,属于彝族的一个分支。佬倵茶,顾名思义,就是佬倵族人种植、采制、出品的茶叶品牌。去团结乡的公路正在整修,有一大段路要绕行山上,山高坡陡,弯急路窄。尽管我们已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头晕耳鸣。

70岁的老厂长早已等候在茶厂门口。稍事寒暄,坐定泡茶。老厂长名叫字学文,早年做过民办教师,20世纪80年代担任村干部。他慢条斯理地跟我们讲述着自己的种茶经历,脸上始终呈现着那种饱经风雨后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这里以前没有种过茶,2001年有专家过来,分析我们这片大山的土壤啦、气候啦、自然条件啦,说是适宜种茶。上级就让愿意种茶的人都来报名,起初报名的有18人,但实际落实的只有两名,其中就有我。刚开始时相当困难,另一户也没坚持下来,最后只剩下我一家了。没有资金,没有技术,种的茶树全死了,那真是哭都哭不出来呀,那段日子太艰难了——我说,砸锅卖铁,把全部家当都砸进去,也要把茶树种活。没有技术,我就找到大栗树茶厂的尹老,说我把儿子派到你那里去学茶,尹老很支持。儿子学了技术回来,再结合我们这里的茶树情况,摸索适合佬倵茶的制茶方法。慢慢的,我们的茶树成活了,成片的茶园可以采摘新芽了,我们的佬倵茶上市以后很受欢迎。

茶厂赚了钱,我就跟孩子们讲,咱是共产党员,过去还是村支书。当初是响应号召出来种茶,想要干一番事业。现在茶种成了,咱要带动全村人都来种茶,共同富裕。周围的乡亲看见我们种茶有了收入,也都想来种茶。我就搞了一个合作社,加入合作社的茶农都按照科学环保的要求种茶,所有茶青都由茶厂收购。这样,他们就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茶厂也有了稳固的茶叶基地。我们的合作社现在吸纳了157户。茶厂的产量增加了,大家的收入也跟着增加。现在我们的产量是一年60吨茶叶,将来要达到100吨;现在一年的总产值是900多万元,我们把700多万元都用于收购茶农的茶青,也就是分散给周围的茶农了,利润只留下100多万元,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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佬倵茶园小景

我们问起佬倵茶是不是也上网销售?老厂长笑了,说那是孩子们搞起来的,从2018年开通了网购,势头挺好。过去,佬倵茶只在大理和省内能买到,现在一上网,全国各地都能买到了。

说着,老人站起身来:“我带你们看看我的库房吧,现在已经没剩多少库存了,说明我们的茶还是供不应求的。”我们随着他查看了各个科室和车间,最后来到成品仓库,确实,已是空空如也!

从茶厂的后门出来,就是一片茶园。傍晚的夕阳斜照下来,如同给茶树镀上一层金光。我随手掐下一片茶芽,放进嘴里轻轻咀嚼着,只觉得一丝苦涩,充溢唇齿。

临行之际,我把主人沏给我的那杯佬倵茶,倒入我的保温杯里,在归途中慢慢品饮。这茶真是很苦,苦得爽直,苦得酷烈,而下咽之后,两颊生津,隐然回甘。这种境界,确实与其他绿茶迥然不同。

我们探访的第二座茶山是宝丰乡黑羊箐茶厂。老板是一对夫妇,一见面就认出他们也是当年茶会上的老茶友,男的叫汪德军,女的叫李艳琴。汪德军给我们泡了一壶绵软醇厚的梅占红茶,他告诉我,黑羊箐是以红茶为主,这样就与大栗树和佬倵的绿茶为主,错开了市场。

大家边喝边聊。原来,他们夫妇是在林场结缘的。李艳琴从林业学校一毕业,就分配到国有林场。那时候靠山吃山,林场以砍伐林木为主营业务。后来,国家政策调整,不能砍树了。可是那么大片的荒山种什么?海拔较低的地方就种核桃,高山上就尝试种茶。汪德军说着,也谈起了尹何春。他说,我本来是跟着尹老办木器加工厂的,起初做得很好,后来木材生意不能做了,尹老辞了村官上山去种茶——那是需要很大勇气和魄力的。我也是早期参与者之一。经历千难万险,大山头上种茶成功了,一举突破了茶树生长的极限海拔,这一下,好多海拔在2000米以上的荒山,都被茶树“盘活”了。我也回到黑羊箐种茶,尹老全力支持我,还把我们茶厂当做大栗树茶厂的一个分厂——在创业最艰难的阶段,如果没有尹老的支持,我们也许早就夭折了。当我们茶厂站稳脚跟之后,尹老又让我们独立出来,这种胸怀真是令人钦佩!

“你们茶厂站稳了,对黑羊箐周边民众的脱贫,起到什么作用呢?”我问。汪德军说:“黑羊箐这个小组(自然村),因为有了我们这个茶厂,村民都开始种茶了,采摘的茶叶全都由茶厂收购,单是这一项每年就有60多万元。我们的员工也是周边的乡亲。现在全村种茶户有30多户,只有4户没种茶,他们种核桃,收入也不错。应该说,我们村已经都脱贫了。”

汪德军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与当地白族人明显不同。一问才知他是傈僳族;李艳琴是白族人,长得小巧而精致。他们的茶厂周围长满了高大的栗子树,他们说,大栗树村就是因这些栗子树而得名的。后来,“大栗树”被尹老用作他们茶厂的名字。如今,“大栗树”作为一个名茶品牌,已经是名声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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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成为高海拔地区茶叶品种的试验场

黑羊箐与大栗树茶厂处于同一座大山的阴阳两面。黑羊箐这个自然村也隶属于大栗树村管辖。乘车转过一个山坳,就到了大栗树茶厂。

大栗树茶厂是云龙县茶叶生产的龙头老大,也是这一片片绿色茶山的发祥地。1987年,时任大栗树村支书的尹何春,为了给全村人找到一条稳定的生路,毅然辞掉村官,带着几个人上山种茶,成为“敢吃螃蟹的第一人。”这些故事,在云龙早已流传开了;而这类艰苦创业取得成功的“励志故事”,在全国各地也并不鲜见。然而,在我看来,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位老茶人就在茶厂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而来之时,又突然决定辞去厂长之职,回过头来“竞选”大栗树的村官。所有人都被尹何春的决定惊呆了,先是他的子女们大惑不解:您已是花甲之年,别人到了这个年纪都要退休了,您怎么放着清福不享,却要去争一个小小的村官?茶厂的人们也不理解:大栗树茶厂已然成了规模,实力雄厚,具备了走向全省乃至全国的条件,再努一把力,就可跻身全国一流茶企之列,偏偏这个时候,老厂长却选择去管理一个尚未脱贫的穷村子,这不是自找苦吃么?

当然,人们也知道,尹何春每次做出的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定的事情任何人也休想改变。他对子女们说:“当初辞掉村官办茶厂,就是为了闯出一条生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如今,我们茶厂的日子好过了,可大栗树还有不少村民生活艰难,所以,我要回村上为乡亲们办点事。”

抱着这样的信念,尹何春于2003年参加了大栗树村的村官竞选,并高票当选为大栗树村主任。从此,在大栗树各个自然村的高山深谷间,就出现了一道特异的景观:一个开着自己的保时捷靓车的村官,日夜奔波在崎岖颠簸的山路上,走村串户、修路架桥、访贫问苦、嘘寒问暖……有时,甚至还要“花钱挨骂”——修路是大栗树村的当务之急,但资金极度匮乏。尹何春在政策性资金尚未拨付的情况下,为让工程早日开工,多次垫付资金。可是,村路每推进一步都异常艰难。在大栗树海口公路修建过程中,农户阿建平的老母亲,为护住自家水田,死活不让推土机进场施工,还指着尹何春的鼻子大骂:“你没良心!你有几个钱就了不起啦……”尹何春的女婿闻知赶到现场,苦苦相劝:“爹呀,求求您别在村上干了,这么大年纪还在这里挨骂受罪,何苦呢?咱回茶厂吧……”尹何春没回去,继续苦口婆心做工作。后来,路修通了,阿建平家买了汽车,办起酒厂,盖起新房,生活大变样。他跑去给尹何春赔礼道歉,还要请他尝尝自家的好酒,尹何春笑着谢绝了。在他眼里,共产党就是给老百姓办事的,能办成事就是最大的满足——受点委屈,那算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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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栗树茶厂巧遇前来交茶青的茶农

在大栗树村,我们专门走访了两户普通村民,听他们讲述自家的脱贫故事。

在菖蒲塘村民小组,我们推开了茶农阿文聪的家门。这个农家院子里,一面并排盖着三栋小楼,另一面则种着鲜花、水果和蔬菜,干干净净,生机盎然。阿文聪一副憨憨厚厚的样子,把我们让到小板凳上坐下。闻着扑鼻的花香,吃着现摘的葡萄,喝着自制的清茶,让人顿时坐忘尘世的喧嚣。阿文聪今年48岁,有两个儿子。他说:“十多年前,孩子还小,生活特别艰难。尹老当上村主任,就来动员我种茶,我说,我没钱买茶苗,也不懂技术。尹老说,我给你茶苗,教给你技术,采了茶叶,茶厂全部收购,你就放心种吧!有了尹老给我托底,我就大着胆子,种了20多亩茶树。起初每亩茶叶只能卖300元,2011年后亩产值年年增加,现在每亩能卖3000多元了。后来,孩子也长大了,两个儿子先后进了茶厂,娶了媳妇也在茶厂——没有茶厂,没有尹老,哪有我们家的好日子呀……所以,尹老出殡时,我们全家人都去了,要送送他老人家,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

另一家农户是阿文聪的邻居,我们以为步行即可到达,谁知陪同的当地朋友说,这里的“邻居”也要乘车翻过一个山梁才能到达。居住分散是云龙的一大特色。4400平方公里的县域(在大理州面积最大),只有20.8万人口,全都分散在各大山岭之间,这成为云龙脱贫的最大难点。比如修路,别的地方投资1000万元修的路,受益人群可能是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在云龙投同样多的钱修路,受益面只有十户八户,甚至一户两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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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茶脱贫的茶农阿文聪在接受媒体采访

说话间,“邻居家”就到了。停车进门,一个宽敞的院落,一个小个子汉子,还有一群鸡两只狗。一排房舍显然是新盖的,屋顶上覆盖的合成瓦片,在阳光照射下还闪着亮光。主人叫杨和军,今年43岁,家中五口人,夫妻俩赡养着老父亲和两个孩子。杨和军不善言谈,把我们让进他家的“饭堂”,说这是他们家平常聊天喝茶的地方,屋子一边儿是做饭的地方,中间是吃饭的地方,另一边就是一个火塘。火塘上一把大铝壶烧得满身黑灰,我摸一摸,尚有余温,说明不久前这火塘还烧着火。我说:“咱们就围着火塘聊天吧。”杨和军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只怕你们城里人不习惯呢!”他告诉我,早晨起来,天气还有点凉,他父亲就在这里烤火吃茶。直到太阳升高了,暖和了,他就跑去茶园除草了。我问:“老父亲多大年纪了?”他答:“78了,在家里坐不住,每天都要去茶园干活儿!”

我们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我说:“老杨,你这房子不错呀,很宽敞,也很漂亮。”杨和军呵呵笑着说:“这真是没想到啊!前几年,我家特别困难,老的老小的小,太‘老火’了。那天,尹主任来我家,看到我家的老房子柱子都歪了,就说这个房子不能住了,太危险!我说,我不住这儿又能住哪儿呢?我没钱盖新房子呀。尹主任又看看我家的地形,说你这个山坡也不行,还是移居到安全地方去吧!我更为难了,移居,我上哪里去找宅地呀?尹主任说,我来想想办法。他想的办法就是,从他自家的茶园里划出一块地方,无偿给我盖新房。你们看,那山坡上的茶园就是尹主任家的,这块平坝就是从茶园里硬切下来的。房子盖好了,没水没电。尹主任说,我有的你都会有。很快就把水电都接通了。然后就教我种茶,我种了20亩茶园,现在每年能收入4万多元。我还养了100多只黑山羊。尹主任关照我,茶厂来了客人需要羊肉,就指定到我家来买,他这是在帮我呢!(我插话:‘这就叫消费扶贫’)去年卖了50多只羊,收入5万多元。再加上卖核桃的收入,一年差不多有10万元的收入,现在的日子好过多了。”杨和军顿了顿说,“都是因为遇上了好人,尹主任是共产党的村支书,他对我这么好,我就要念共产党的好——没有党和政府,我能住上这么好的新房子吗?”

杨和军眼里闪着晶莹的光,沉默了。我问:“那你现在还‘恼火’吗?”他赶忙解释说:“不是恼火,是老火。这是我们这里的土话,就是特别难受、特别困难的意思。我现在还‘老火’什么?成天就想笑,干活儿浑身都是劲儿。”我问他每天都有什么娱乐活动?他说老父亲和老婆、孩子就爱看电视。我追问:“那你自己的呢?”杨和军脱口即出:“我的娱乐,放羊呀!”一句话,引得满屋人都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