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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居”小谈

刚撂下电话,闪过一个念头——我怎么对编者约稿答应得如此快速?是呀,“我的书斋”这文章还不好作吗?书斋与我,我与书斋,不比最熟悉的朋友还要熟悉吗?可是再想,我的书斋到底在哪里?什么是我的书斋的形象?这一想,对自己允诺的快速真有点怀疑起来了。

知识分子哪有不爱恋自己书斋的?知识分子之于书斋,好比农民之于土地,工人之于机器。窗明几净、图籍满架,手捧奇书,一支笔,一杯茶,有的还添上一支烟,思想的天地借以驰骋,美好的灵感汩汩流出。知识分子有了这个自在场所,便与众不同,特立独行,大有作为。拥有书斋,是知识分子的幸运、骄傲,几乎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吧!

书斋既名日“斋”,那房舍便有独立的意义。自古文人穷的居多,可彼时不像现今人口爆炸,哪怕穷得赊酒的文人,也总有一间小屋存放经史子集,摆开文房四宝。文人虽穷,却也不乏书童,平日帮忙磨墨、理纸,外出时陪读随宿。但是像我这样的年龄,就我所看到的情形来说,至少在前些年,知识分子名副其实地拥有书斋的不多。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只有住宿、存书、读书、写作以至于会客的“多功能室”。一张书桌,夫妻、子女合用,兼做餐桌和他用也是常事。我认识颇有成就的书法家、画家,有的到晚上在那书桌铺上被褥,做床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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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三十多年前,我练习书法颇勤,利用废旧报纸写了又写,时而将积攒的稿费买点宣纸做“实战”。有一回出示作品供友人赏评,一位直率的朋友赞扬之余批评说:“你的书法为什么总写横式?书法家只擅一种格局可算个弱点呀!”这话引起我的一番思索,我觉得写横式而不写竖式可以说是一种习惯,那么这习惯是如何养成的呢?

终于,我从自己的“书斋”找到了原因。原来我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没有专用“书斋”。一家两代人住两间小平房,我同妻子、女儿(当时儿子还没有出生)住在靠里边一间9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橱、一书架之外,进门靠左手边是一张大床,一边挨着门口,一边紧顶窗户,那紧顶窗户的另一侧尚余大约两米宽的位置,刚好放一张书桌,供全家使用。桌子的宽度,不过半米余,写毛笔字时先要将桌上的杂物搬到床上,写橫幅还是过得去的。写竖幅呢,就无可裕如了。我曾尝试跪在床上利用桌子的竖面,总觉得不舒畅。久而久之,便养成了一个“擅长”横幅的习惯。所幸有人指出,也就注意改进。这里还要提到我爱好通过书画作品观察人,一个作者的书画作品看多了,即使未曾见面,对他的学养、气度、个性以至于健康状况都能大致有数。从我写横幅被人指出后,我又时常从别人的书画中联想他的书写环境、居住条件等,暗中以此当作乐趣。这种推测屡试不爽。记得有次老画家何海霞对我说,他从未到过某画家家里,可是由这位画家的作品感到他的住宅一定窄小,这样的观察也正合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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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影响思维方式嘛!书斋的狭窄,是不是也窒息了不少有才能的艺术家?算是个未知数吧!西方米罗从年轻时开始,最大的梦想便是有一间很大的工作室。我的“书斋”,几经周折,到10年前总算有了改进,有了比原先功能略少的“多功能室”,我名之曰“介居”,像给子女起名字一般认真。

有位书法家写文章,说“介居”是耿介、忠介之意。我担当得起“孑不群而立”吗?姑且不论。其实“介”无非作庐舍解释。《诗经》有“攸介攸止”的句子,“介”为止息之地。人介于天地之间,有个止息之地总比“地无立锥”好得多。“介”又可解释为大,也是《诗经》上的句子:“报以介福。”介福,洪福也。后面还有一句“万寿无疆”,原为民间互相祝福之语,后来被作为专用语了。“介”还可与“芥”通,“芥子”被用来比喻小,著名的《芥子园画传》,编者取“芥子园”三字便极言其小。但“芥子园”为清初名士李笠翁的金陵别墅的名号,堂堂別墅还能小到哪里去?可见“大”“小”真是相对而言了。再说一个“介”字如此多义,倒也有趣。至于今日的我,坐在“介居”,虽然觉得拥塞,也颇感宽广,默诵严复译的《天演论》首句“赫胥黎独处室”,真有点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了。知识分子对书斋爱恋之深,真有点像“狗不嫌家贫”哩!

前些日子读到一篇文章,说书斋有“治”“乱”之分,有人写作很勤,可是书桌上的什物井井有条,就像很久没有动过一样;有人思维很有条理,可是书籍杂陈,古今不分,良莠并列,甚至以此为乐。我到过许多书斋,有的很宽敞、充实,也有的居室条件分外好,架上一溜儿齐的精装书,可是那崭新的程度使我斗胆怀疑是否真正翻阅过。我羨慕别人优越的物质条件,却绝不嫉妒。我回到自己的天地,在又小又大、可大可小的“介居”,因有不低的“单位面积产量”而自慰,而怡然、恬然。■

(作者为原中国文联副主席、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