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的《李娃传》中，唐代白行简写过这样一个情节：荥阳公之子自见李娃一面以后，念念不忘，经打听，知道住在鸣珂曲的这位女郎乃倡家，遂携重金造访。小婢见客人叩门，急忙走告李娃，说上次假装丢失马鞭，故意逗留不走的公子上门来了。自那次邂逅之后，李娃对这位来京应试的举子，有着堪称一见钟情的印象，显然也一直期盼着他的再出现。于是，可想而知，这一对青年男女，该是多么情投意合，心心相印了。谈笑间不觉天色“日暮”而街坊“鼓声四动”。这是唐朝的规矩，也是唐朝以前历代的规矩，禁夜，中国人到了晚间就失去行动自由。每晚，军士以鼓声周知百姓，禁夜即将开始，这也就是“暮鼓晨钟”的来历。

李娃的母亲，也许是养母，用时下的话说，即“妈妈桑”，便关心地问起来，公子你住在哪里？远近如何？是不是应该动身回去？可这位公子怎么舍得离开这位明眸皓齿，艳美娇媚的李娃呢？一位漂亮的小姐，对年青异性来说，就是一块磁铁。他不想走，至少不想马上走，便编了一个谎，“生绐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因为鸣珂曲在平康里（坊）内，邻近东市，延平门则在西市之西，这之间，应该相距10公里以上。荥阳公之子“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李娃也愿意他留下来，便说：“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目姥，姥曰：‘唯唯。’”于是，他达到目的，得以留宿。

据此，可以看到唐朝之实施禁夜令，最为坚决彻底，天子脚下的都城长安当然更是严格。唐·韦述的《西都杂记》称：“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当代人读至此，大概无不一身冷汗。试想，一年之中，只有三天不“禁夜”，其余三百六十二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这实在是很痛苦的限制。在《太平广记》卷一百的《张无是》中，就有因怕犯夜而有家归不得的情节：“唐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蜷。”现在可以估计，《李娃传》中的“鼓声四动”，大概是即将禁夜的准备信号，《张无是》中的“夜鼓绝”，则是禁夜令生效之时。鼓声刚起时，这位公子马上离开鸣珂曲，回到其骗老太太所说的住处，“延平门外数里”，大概是来得及的。何况他骑的是马，只要紧赶两鞭，也就不至于犯夜了。而张无是所以“蜷”在桥下，不能回家，因为夜鼓已经敲过，随而“门闭”；城门或是坊门一关。他只能露宿街头，那后果很可怕，必然要被巡逻的“执金吾”（类似警察或城管的执法人员）抓住，反倒不如躲在桥洞底下将就一宵为妥。

犯夜的处罚，据《大清律例·夜禁》：“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据说北京前门大街的宵禁，晚清还在断续施行，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彻底去除。可见禁夜令在中国，至少有三千年历史，也就是说，中国人在这三千年中，大部分时间里，夜晚无行动自由，只有憋在家里自我闭关一途。如果走出家门，必被逮治。而犯夜，是要受笞的，晾出屁屁吃板子，又羞又痛，随后还得贴棒疮膏药。在《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五的《温庭筠》中，这位晚唐风流人物，知名诗人，就因“醉而犯夜，为虞侯所系，败面折齿”。一般来讲，受笞，打的是屁股，不知为什么他们专打诗人的脸。估计温庭筠自视甚高，不会太买账；而局子里的人并非文学爱好者，也不想参加诗协或者作协。于是乎，温庭筠很吃了些苦头，以致“败面折齿”，弄得牙都掉了，十分狼狈。

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市场之茂盛，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过唐朝。就因为一个禁夜，一个不禁夜，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这才开始中国人的全日制中国。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全部属于你自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讲，绝对不会将其当一回事的。然而，对唐朝人而言，对宋朝人而言，却是一个获得全部自由和失去部分自由的大问题。日本历史学家内滕虎次郎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唐朝为中世纪的结束，宋朝为近世的开始。我认为，取消禁夜令是这次划时代变革的分界线。如果说，唐朝是中国游牧社会的最后腾起，那么宋朝，则是中国农业社会过渡到商业资本社会的最早辉煌。

一般而言，对唐朝，人必称盛唐，对宋朝，人必称弱宋，唐之盛，盛在其武功雄伟，军威将强，征服藩属，拓土开疆的光荣上；宋之弱，弱在其国土仄狭，强邻压境，纳贡求存，苟且偷活的猥琐上。盛唐，是收保护费的，弱宋，则是交保护费的，一收一交，强弱立见。不过，从治和乱的角度来评价，唐朝的乱世之长，治世之短，适与宋朝的治世之长，乱世之短相反。“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所以，唐诗人元稹的《行宫》诗，才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憧憬太平往事之语。而宋朝，“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当神宗朝发动对西夏的战事，大宋臣民已经过了百十年的和平岁月，根本不知兵戈为何物？

治世与乱世的差别，不用多长时间，就能看出分晓，一，打仗要死人，人口必缩减；二，战争要破坏，城市必完蛋。唐承隋末大乱，宋继五代战火，两朝所接的烂摊子，基本相似。唐初人口为2500万，宋初人口为3000万，两朝人口总量大致相同。从唐初到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载（755年），用了106年，人口达到5300万。宋初到靖康之变前的大观四年（1100年），用了104年，境内人口竟超过1亿，前者翻了一番，后者翻了两番。唐朝经安史之战，节度之祸，藩镇之争，黄巢之乱后，国家残破之极，靖康之变以后，国土锐减的南宋，其人口总数仍与鼎盛时期的唐朝持平。

唐朝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为17座，宋朝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为52座，显然，治世长的宋，其人口繁殖速度，其城市建设规模，要大于快于乱世长的唐。宋朝的首都开封，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过百万。唐朝的首都长安，占地面积大于开封，人口也过百万，但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坊和市分开，实施封闭式管理，日暮鼓动，户户关门，坊市禁闭，路人绝迹，唯有逻卒。黑夜是真正意义的黑夜。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不夜之城，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

有一幅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画的是鼎盛时期的开封，立刻给你一种生气勃勃的视觉感受。在这幅画上，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雄伟，堂皇，气派，大度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物质繁荣，经济发达。

在中原地区称帝为王的朝代，以宋朝的面积最小，而小到最不堪时，宋高宗只剩下浙东和东海几个岛屿。即使其最大时，北宋的国土面积也只有唐朝的一半。长江以南的南宋就很可怜了，只有明朝的三分之一，或清朝的五分之一。而这个王朝却能每年给北方恶霸邻邦，交数十万两银子，数十万匹绢为保护费免遭战火。居然这项花费，只不过整个国家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西夏，党项，辽，金，元理直气壮地要这批银、绢，因为是纳贡。宋王朝虽然也不大愿意掏，因为名义不好听，你在下，他在上，不过想到老子有钱，掏出一点打发这些穷要饭的花子，也还是一种精神的胜利。

如果没有精耕细作，如果没有农业改良，如果没有市场竞争，如果没有全心全力，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填饱这翻了两番的人口肚皮。唐之粮食亩产量很低，仅为一石。唐末黄巢之乱，所以不得不以人为食，因为整个社会财富积累极少，经不起这些蝗虫般的流寇，拉锯式的消耗，吃尽耗光，神州也就只有陆沉一途；而靖康之变后，北方沦落，中原人口，背井离乡，大量流亡，不但王侯卿相，豪门望族，富商巨贾，文武百官，举家南渡，就连州县吏胥，生员举子，乃至升斗小民，寻常百姓，也想尽一切办法，南逃求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以后，又一次人口大迁徙，然而被金人追得走投无路的南宋政权，却能依靠物阜民康的江浙地区，接纳了数十万北来同胞，并逐步安顿下来，发展起来，营造出一个再度辉煌的局面，就是因为宋之粮食亩产量为二至三石，加之套种小麦，加之开垦荒地，加之农业改良，产量陡增。

可以断言，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其臣民不可能会全心全力。尽管禁夜令不枷不锁不系绳索，然而这种精神上的枷锁，心灵上的绳索，即使剥夺部分自由，那也无从谈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宋王朝能够以突飞猛进的姿态，创造出比其前朝，比其后代的巨大财富，应该说，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还给老百姓的结果。某种程度上类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调动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现的改革奇迹那样。人心齐，泰山移，人的能动性，要是激发出来，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从国家年度财政收入来观察，盛唐不如弱宋远甚。在平常年景下，北宋岁入为8000-9000万贯文，南宋岁入为10000万贯文，唐朝岁入为3000余万贯文，不过是宋朝的一个零头。宋不仅强于前朝的唐，与后朝明、清相较，也不逊色。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国家收入为250万两，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国家收入为400万两，按通常1贯铜钱兑换1两白银换算，那么，北宋岁入折合800-900万两，南宋岁入折合1000万两。明朝的岁入，不过为北宋的二分之一，为南宋的三分之一，不免相形见绌，更何况明朝领土和人口均大于宋朝，尤其南宋，只有半壁江山，看来，明朝臣民，真是很丢脸，从皇帝直到平民，干劲都不如两宋。清朝顺治七年（1650年），岁入为1485万两，离宋朝最高年收入1600万两，尚有差距。一直到道光、咸丰年间（1850左右），经济总量才稍稍超过两宋。可清朝的人口总数此时已达三亿，比之宋徽宗时期的一亿，多出两倍。一亿人和三亿人所创造出来的财富相等，夫复何言？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南宋以5500万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百分之十五，创造了世界财富百分之七十五。而1700年到1820年清朝康雍乾所谓“盛世”，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的比重，也只有百分之三十二，而人口却是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三十六，这就是大宋王朝的老百姓，在走出“禁夜令”以后的经济奇迹。

因此，宋朝绝非我们印象中积贫积弱的耻辱王朝：积贫积弱是事实，耻辱蒙羞也是事实，北宋最后两个皇帝被敌国捉走当了俘虏，死在异国他乡；南宋第一个皇帝被打败只能逃到海上存身，倒数第三个皇帝被元人抓走，最后一个皇帝逃到海上也不得不被大臣背负着跳海，在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上，再没有比两宋王朝更让人泄气的了。然而在强敌压境，战乱频仍，俯首服低，花钱买和平的三百年间，宋朝人却创造出经济上的极大丰足，文化上的极度辉煌，却是他朝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国人的三大发明：罗盘、火药、印刷术，就是这个积贫积弱的耻辱王朝，对于历史作出的伟大贡献。人称盛唐的李氏王朝，却在这方面交了白卷。

取消禁夜令，释放出来的区区生产力，也许很有限，但人们拥有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的完全自由，那产生出来的精神能量，却是无限的。美国历史学家墨菲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年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他认为宋朝：“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亚洲史》）

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说：唐代“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加藤繁所说的“北宋末年”，准确地说应为唐朝末年，直至五代，禁夜令流于形式，渐渐式微，民众也不太在乎了。《花间集》中张泌那首《浣溪沙》，就是一个例证，其首句“晚逐香车入凤城”，明显犯了夜禁。可同为晚唐诗人的张泌（842-914），要比温庭筠（812-870）幸运得多，毕竟小30岁，加之又逢乱世，显然，已不大坚持夜禁，他这才敢放心大胆地盯梢泡妞，也不必担心受到“败面折齿”的笞责。

从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的“州桥夜市”一节，我们约略知道北宋鼎盛时期的汴京夜晚，市面之繁华，商铺之稠密，钱财之富裕，物品之丰足，恐怕连当下的开封，也无法相比。“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接下来，从朱雀门的曹家从食，“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而“东角楼街巷”一节里，从夜到明，从天亮到天黑，宋朝的首都简直就是一个不眠之城。“自宣德东去，东角楼，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耍闹。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平明，羊头、肚肺、赤白腰子、奶房、肚胘、鹑兔、鸠鸽、野味、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饭后饮食上市，如酥蜜食、枣糕、澄沙团子、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类。向晚卖河娄头面、冠梳领抹、珍玩动使之类。东去则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在“会仙酒楼”一节中，汴京人的夜生活，其阔绰，其挥霍，也令人惊叹咋舌。“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当时酒楼饭店所用餐具，悉以纯银打造，若不富得流油，岂敢如此奢华。在“民俗”一节中，“其正店酒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供送，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

在“潘楼东街巷”一节中，“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茶房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又投东，则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而“马行街铺席”一节，那夜市游人之稠密，店铺生意之红火，仕女簪戴之亮丽，车来马往之喧闹，也许只有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堪与一比了。马行街在新旧封丘门之间，长约十里，“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食物，不置家蔬。北食则矾楼前李四家、段家爊物、石逢巴子。南食则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燋酸豏、猪胰、胡饼和菜饼、獾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抹脏、红丝水晶脍、煎肝脏、蛤蜊、螃蟹、胡桃、泽州汤、奇豆、鹅梨、石榴、查子、榅桲、糍糕、团子、盐豉汤之类。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

宋人蔡絛在《铁围山丛谈》里，专门谈到了马行街。“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马行街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上元五夜，马行南北数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声伎非常，烧灯尤壮观。故诗人多道马行街灯火。”马行街之富，只是汴京一角，由此可见宋朝的都城汴京，尽管面积小于唐朝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不但其发达富足的程度，远胜前朝，而在社会公平方面，如进学之不计贫富，如科举之不问家世，如土地之不抑兼并，如用人之不限士庶；如经商之不受限制，如贸易之不禁海运，如消费之不约奢华，如文化之不计雅俗，因此，在相对和平时期里，宋朝居民的自由程度，幸福指数，绝非前朝所能企及。

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时已南宋，对于他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况，既是难以磨灭的记忆，也是割舍不去的隐痛。在他笔下，无不美轮美奂，无不弥足珍贵，这也是曹雪芹在黄叶村写《石头记》的心情，凡失去的，都是最美好的，凡再也得不着，见不到的一切，唯有悔恨而已。所以，他说当年的汴京，倾注着怀旧之情。“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意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虽然，“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但是，“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孜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其实，据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和宋周密的《武林旧事》，南宋的都城临安，其城郭之美，其街市之繁，其店铺之密，其物品之丰，其人烟之盛，其商贾之富，其仕女之靓，其娱乐之盛，并不亚于汴京。而“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的夜市规模，也远超过开封。汴京最鼎盛时，拥有一百万人口，而杭州的常驻人口为一百五十万，加上流动人口，加上不断从北方逃奔故国的遗民，当超过此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固然，林升的那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讽刺了醉生梦死的杭城人，但生于斯，死于斯的二百万甚至更多的百姓，却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然而这个好的开端，却被身后的辽、金、元，以及西夏、党项等强邻扼杀。正如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一样，文明永远屈服于野蛮。一个满腹诗书，体单力薄的文弱书生，绝对打不过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赳赳武夫。这也是汉化得多一点的辽国，败于汉化得少一点的金国，而汉化得少一点的女真人，却败于完全没有汉化的蒙古人的道理。

可这个“黄金时代，”无论北宋，无论南宋，都是坚决不实施禁夜令的朝代，也许这是最值得记住的一点。

因此，这个朝代商业之发达，贸易之兴隆，资本市场之出现，商品经济之形成，上层建筑之松动，政治体制之变化，文化生活之多样，消费模式之趋奢……这一切，都来自于宋朝人一天得以掌握自己的二十四个小时，不视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约，不求人保护的自由之果。

这也就是陈寅恪的名言：“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义远不止此，严复曾经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这才是我们认识宋朝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