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过得真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样的词语表述真的很准确。一转眼，2020年11月2日到了，这一天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因为这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日子。

费孝通是我五叔。我父亲费振东是大哥，老二是姑姑费达生，三叔费青，四叔费霍，五叔后面还有三位叔叔和三位姑姑，但是由于上苍的安排，在这么多位叔叔、姑姑中，我与孝通叔叔接近的时间最长，享受到的教诲最丰厚。时光流逝，他在天之灵仿佛依然在关怀着我。

孝通叔叔的关怀，得从头说起——10岁前我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叔叔，因为我是抗日战争爆发那年（1937年）在印尼出生的。11岁那年，因为父亲被荷印政府驱逐出境，我们全家来到香港。几天后，母亲把我和哥哥送到上海霍叔叔家，大姐和二姐送到北平的青叔叔和孝通叔叔家。在上海住下后，霍叔叔和婶妈带我们哥俩去了苏州，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还有这么多位叔叔、姑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母亲就把我们哥俩接到北平，这时我和哥哥才见到了青叔叔和孝通叔叔。不久，我进了育才小学读四年级，哥哥进了师大附中二部，我们都成了住校生。1952年，我考上一〇一中学，学校在圆明园遗址，离清华大学不远，那时，孝通叔叔住在清华大学的胜因院，所以，空闲的时候我会跑到那里玩，婶妈会做饭给我吃。但是，时间不很长，孝通叔叔就搬到民族学院了。

1958年我念完了中学的最后一年，此时此刻，恰逢社会上反右运动告一段落，爹爹费振东和叔叔费孝通都成了“右派分子”，两人都被撤销了所有职务，被安置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家里出了这么重大的事件时，我正在学校念书，因为脑子愚钝低下，虽然是个共青团员，却没想到要向团组织交待、表态，更不知道应该怎样与家庭划清界线。

我中学毕业，没考上高一级的学校。后来，接到可以去教育局报到的通知，但我没去，还是走进了“工人阶级”队伍，在北京金属结构厂当了一名锻工，练会了抡大锤、掌钳、烧火，几年后改当磨工。来到工厂我原本想锻炼几年后，再去上学，但是，三四年后，两次申请考学不被批准，我就放弃了“考大学”的梦想。

当上铁匠以后，我回到家里和父母住在一起。这段时期，爹爹和孝通叔叔从社会主义学院“毕业”，爹爹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组当编辑；孝通叔叔还保留民族学院教授的头衔，但不能讲课。爹爹和孝通叔叔每星期要到民盟中央学习几次，学习结束后，孝通叔叔有时会同爹爹一起到我们家来聊天（罗涵先、叶笃义也经常一起来）。工厂是早中晚三班倒，所以我经常可以在家碰见他们。当孝通叔叔知道我进工厂当了工人时，他曾笑着对我说：我们费家还没有当工人的，你是第一个，不简单。有时他还会问我一些问题，了解一些工厂里的情况。就这样我和孝通叔叔越来越熟悉了，也习惯地称他为“五叔”。

转眼到了1966年8月28日,这天一大早，五叔和五婶突然来到我们家，原来,是因为勒令家属一定要离开北京回老家，所以,五叔要我赶快弄张去苏州的火车票，把婶妈送走。这天恰好我上中班，就赶紧去了北京火车站，只见购票大厅里外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购买去苏州火车票的人，一个挨着一个紧紧靠着，都找不到队尾。我正发愁的时候，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肩膀，小声地问我是不是要买去苏州的票？真是苍天保佑，在这样拥挤、紧张、混乱的境况里，我没怎么花力气，居然有位好心人主动卖给我五婶急需要的火车票（还是最后一张卧铺票）！

其实，五叔在这一期间吃尽了苦头，1987年10月，他在与美国人类学教授巴博德谈话时提到了当时的情景。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周边的形势有了缓解，然而，天气已经变冷，我就带了铁丝、钳子等工具去民院，帮五叔安炉子，有时还替他去买粮食、买菜……后来他去了湖北干校。

1976年，我在结构厂的感受依然不舒畅。终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为一家军工厂加工了几件精度极高的检测棒，来取棒的人觉得不容易，提出要谢谢干这个活的工人，当车间书记知道是我干的，就不许班长来叫我。几天后这位班长无意间把这件事向我说了。我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这说明在书记眼里我是“另类”，而且，类似事情已经出现过几次，于是，我决定离开工厂。经过一番“努力”，我换了工作，去护国寺电影院当上一名美工，以画电影广告为生。

在电影院一呆就是七八年。然而，中国社会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全力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

五叔的女儿宗惠和荣华（小龙）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北京，全家人团聚了。小惠、小龙的回家，大大增添了这家人的温暖，家里的生活恢复了正常，让五叔能够把全身心力投入到重新搭建被毁掉的中国社会学中，承担起重新恢复中国社会学科的重任。除了积极重新组织研究社会学的机构之外，还到各地去做推广社会学的演讲。

1983年，我中学时的一位同学出面，请费孝通去哈尔滨黑龙江省卫生厅讲学，叔叔要我陪他一起去。因为去哈尔滨也要去黑龙江省民盟，所以叔叔要我到民盟中央办点事，这样，民盟中央机关调我从护国寺电影院转到民盟中央工作。

去哈尔滨是我第一次陪五叔出门，听他讲课更是平生首次。出发前，我想试试自己记录听讲的能力，于是，准备了笔记本和笔，听讲的时候真用心，拼命记，但是，回来以后想整理出来，却不知怎么整——五叔讲的内容又多又丰富，不知道该怎么写成文，只好作罢。后来，我看到卫生厅一位先生整理的费孝通讲话的文章，拿这篇文章和我记下的东西作比较，从中学到一些“门道”。我不仅学到了一点东西，更让我觉得有收获的是，听五叔的讲课感觉到了一个新的天地。

我到民盟时，五叔的调查研究重点已经跳出江苏走向全国，研究地域不断扩大，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由于他的引领，各地民盟也纷纷组织力量，为地方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1988年6月，民盟中央成立区域发展研究委员会，我被调入该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所以，有了更多的机会跟随五叔搞调研。这时，叔叔已年近八旬，按照他的习惯，调研时除了开会听取有关人员的叙说之外，必须亲自下到农村、工厂；田间、荒滩……去看、去体会。所以，五叔的出行，对家人来说是件“揪心事”（后来张荣华调到全国人大，担任五叔的秘书，贴身照顾）。记得1988年12月11日，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叔叔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赴南宁参加庆祝活动。民盟中央派我跟随。出发前，小惠提醒我一路上要照顾五叔的生活，要按时服药，路上防止跌跤……特别是到梧州、六巷的时候，因为要去拜谒同惠婶婶的墓地和当年发生事故的地方，怕老人家情绪会过分激动而出现意外。

参加完庆祝会后，我们从南宁出发，走桂东南一路，行程2000余公里，历时半个月。走访了玉林地区、梧州地区、桂林地区，还有涔溪县、贺县、钟山县等地。每到一处，叔叔就下到农村访问农户、参观民建的小工厂，与当地的同志座谈，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出些主意，做些调研。

12月15日，我们抵达梧州，第二天去市郊的白鹤山拜谒同惠姑姑墓地。我想起小惠的嘱托，一出门就注意五叔的神情，感到五叔一路上显得很严肃、庄重，也很沉稳。我想绝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从墓地回到宾馆后，五叔要我拿出笔墨、宣纸。我研好墨，铺好纸，五叔提起笔，略一沉思，挥笔写下了一首五言诗：

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

圣堂山下盟，多经暴雷雨。

坎坷羊肠道，虎豹何所沮；

九州将历遍，肺腑赤心驱。

彼岸自绰约，尘世如蚁聚；

石碑埋又立，荣辱任来去。

白鹤展翼处，落日隈远墟。

写完以后，在空处加了一句：“书赠皖侄”。这是叔叔送给我的唯一的一幅字，弥足珍贵。这天晚上，我阅读了一些关于叔叔和同惠婶婶到瑶山搞调查时的报道，这才知道，当天正是同惠婶婶遇难53周年忌日。

19日，我们乘车进山，中午时抵达六巷。这三四个钟头在蜿蜒曲折的盘山路上颠簸行驶，搞得我头晕目眩，差一点要呕吐。下车时看到五叔却是神采奕奕地走向来欢迎他的蓝妹国（五叔当年搞调查时住家房东的儿媳）……

这次是我到民盟之后第一次随叔叔出门，民盟未交给我具体任务，而且，随同出行的还有他的学生，所以，我很轻松，但是，我还是尽力记录叔叔的讲话（那时没有录音机），虽然没有整理成文，但是，后来看到叔叔写的《南岭行》，让我领会到了不少怎样整理叔叔讲话的要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