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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叔叔费孝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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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过得真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样的词语表述真的很准确。一转眼,2020年11月2日到了,这一天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因为这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日子。

费孝通是我五叔。我父亲费振东是大哥,老二是姑姑费达生,三叔费青,四叔费霍,五叔后面还有三位叔叔和三位姑姑,但是由于上苍的安排,在这么多位叔叔、姑姑中,我与孝通叔叔接近的时间最长,享受到的教诲最丰厚。时光流逝,他在天之灵仿佛依然在关怀着我。

孝通叔叔的关怀,得从头说起——10岁前我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叔叔,因为我是抗日战争爆发那年(1937年)在印尼出生的。11岁那年,因为父亲被荷印政府驱逐出境,我们全家来到香港。几天后,母亲把我和哥哥送到上海霍叔叔家,大姐和二姐送到北平的青叔叔和孝通叔叔家。在上海住下后,霍叔叔和婶妈带我们哥俩去了苏州,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还有这么多位叔叔、姑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母亲就把我们哥俩接到北平,这时我和哥哥才见到了青叔叔和孝通叔叔。不久,我进了育才小学读四年级,哥哥进了师大附中二部,我们都成了住校生。1952年,我考上一〇一中学,学校在圆明园遗址,离清华大学不远,那时,孝通叔叔住在清华大学的胜因院,所以,空闲的时候我会跑到那里玩,婶妈会做饭给我吃。但是,时间不很长,孝通叔叔就搬到民族学院了。

1958年我念完了中学的最后一年,此时此刻,恰逢社会上反右运动告一段落,爹爹费振东和叔叔费孝通都成了“右派分子”,两人都被撤销了所有职务,被安置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家里出了这么重大的事件时,我正在学校念书,因为脑子愚钝低下,虽然是个共青团员,却没想到要向团组织交待、表态,更不知道应该怎样与家庭划清界线。

我中学毕业,没考上高一级的学校。后来,接到可以去教育局报到的通知,但我没去,还是走进了“工人阶级”队伍,在北京金属结构厂当了一名锻工,练会了抡大锤、掌钳、烧火,几年后改当磨工。来到工厂我原本想锻炼几年后,再去上学,但是,三四年后,两次申请考学不被批准,我就放弃了“考大学”的梦想。

当上铁匠以后,我回到家里和父母住在一起。这段时期,爹爹和孝通叔叔从社会主义学院“毕业”,爹爹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组当编辑;孝通叔叔还保留民族学院教授的头衔,但不能讲课。爹爹和孝通叔叔每星期要到民盟中央学习几次,学习结束后,孝通叔叔有时会同爹爹一起到我们家来聊天(罗涵先、叶笃义也经常一起来)。工厂是早中晚三班倒,所以我经常可以在家碰见他们。当孝通叔叔知道我进工厂当了工人时,他曾笑着对我说:我们费家还没有当工人的,你是第一个,不简单。有时他还会问我一些问题,了解一些工厂里的情况。就这样我和孝通叔叔越来越熟悉了,也习惯地称他为“五叔”。

转眼到了1966年8月28日,这天一大早,五叔和五婶突然来到我们家,原来,是因为勒令家属一定要离开北京回老家,所以,五叔要我赶快弄张去苏州的火车票,把婶妈送走。这天恰好我上中班,就赶紧去了北京火车站,只见购票大厅里外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购买去苏州火车票的人,一个挨着一个紧紧靠着,都找不到队尾。我正发愁的时候,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肩膀,小声地问我是不是要买去苏州的票?真是苍天保佑,在这样拥挤、紧张、混乱的境况里,我没怎么花力气,居然有位好心人主动卖给我五婶急需要的火车票(还是最后一张卧铺票)!

其实,五叔在这一期间吃尽了苦头,1987年10月,他在与美国人类学教授巴博德谈话时提到了当时的情景。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周边的形势有了缓解,然而,天气已经变冷,我就带了铁丝、钳子等工具去民院,帮五叔安炉子,有时还替他去买粮食、买菜……后来他去了湖北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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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在结构厂的感受依然不舒畅。终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为一家军工厂加工了几件精度极高的检测棒,来取棒的人觉得不容易,提出要谢谢干这个活的工人,当车间书记知道是我干的,就不许班长来叫我。几天后这位班长无意间把这件事向我说了。我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这说明在书记眼里我是“另类”,而且,类似事情已经出现过几次,于是,我决定离开工厂。经过一番“努力”,我换了工作,去护国寺电影院当上一名美工,以画电影广告为生。

在电影院一呆就是七八年。然而,中国社会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全力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

五叔的女儿宗惠和荣华(小龙)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北京,全家人团聚了。小惠、小龙的回家,大大增添了这家人的温暖,家里的生活恢复了正常,让五叔能够把全身心力投入到重新搭建被毁掉的中国社会学中,承担起重新恢复中国社会学科的重任。除了积极重新组织研究社会学的机构之外,还到各地去做推广社会学的演讲。

1983年,我中学时的一位同学出面,请费孝通去哈尔滨黑龙江省卫生厅讲学,叔叔要我陪他一起去。因为去哈尔滨也要去黑龙江省民盟,所以叔叔要我到民盟中央办点事,这样,民盟中央机关调我从护国寺电影院转到民盟中央工作。

去哈尔滨是我第一次陪五叔出门,听他讲课更是平生首次。出发前,我想试试自己记录听讲的能力,于是,准备了笔记本和笔,听讲的时候真用心,拼命记,但是,回来以后想整理出来,却不知怎么整——五叔讲的内容又多又丰富,不知道该怎么写成文,只好作罢。后来,我看到卫生厅一位先生整理的费孝通讲话的文章,拿这篇文章和我记下的东西作比较,从中学到一些“门道”。我不仅学到了一点东西,更让我觉得有收获的是,听五叔的讲课感觉到了一个新的天地。

我到民盟时,五叔的调查研究重点已经跳出江苏走向全国,研究地域不断扩大,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由于他的引领,各地民盟也纷纷组织力量,为地方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1988年6月,民盟中央成立区域发展研究委员会,我被调入该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所以,有了更多的机会跟随五叔搞调研。这时,叔叔已年近八旬,按照他的习惯,调研时除了开会听取有关人员的叙说之外,必须亲自下到农村、工厂;田间、荒滩……去看、去体会。所以,五叔的出行,对家人来说是件“揪心事”(后来张荣华调到全国人大,担任五叔的秘书,贴身照顾)。记得1988年12月11日,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叔叔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赴南宁参加庆祝活动。民盟中央派我跟随。出发前,小惠提醒我一路上要照顾五叔的生活,要按时服药,路上防止跌跤……特别是到梧州、六巷的时候,因为要去拜谒同惠婶婶的墓地和当年发生事故的地方,怕老人家情绪会过分激动而出现意外。

参加完庆祝会后,我们从南宁出发,走桂东南一路,行程2000余公里,历时半个月。走访了玉林地区、梧州地区、桂林地区,还有涔溪县、贺县、钟山县等地。每到一处,叔叔就下到农村访问农户、参观民建的小工厂,与当地的同志座谈,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出些主意,做些调研。

12月15日,我们抵达梧州,第二天去市郊的白鹤山拜谒同惠姑姑墓地。我想起小惠的嘱托,一出门就注意五叔的神情,感到五叔一路上显得很严肃、庄重,也很沉稳。我想绝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从墓地回到宾馆后,五叔要我拿出笔墨、宣纸。我研好墨,铺好纸,五叔提起笔,略一沉思,挥笔写下了一首五言诗:

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

圣堂山下盟,多经暴雷雨。

坎坷羊肠道,虎豹何所沮;

九州将历遍,肺腑赤心驱。

彼岸自绰约,尘世如蚁聚;

石碑埋又立,荣辱任来去。

白鹤展翼处,落日隈远墟。

写完以后,在空处加了一句:“书赠皖侄”。这是叔叔送给我的唯一的一幅字,弥足珍贵。这天晚上,我阅读了一些关于叔叔和同惠婶婶到瑶山搞调查时的报道,这才知道,当天正是同惠婶婶遇难53周年忌日。

19日,我们乘车进山,中午时抵达六巷。这三四个钟头在蜿蜒曲折的盘山路上颠簸行驶,搞得我头晕目眩,差一点要呕吐。下车时看到五叔却是神采奕奕地走向来欢迎他的蓝妹国(五叔当年搞调查时住家房东的儿媳)……

这次是我到民盟之后第一次随叔叔出门,民盟未交给我具体任务,而且,随同出行的还有他的学生,所以,我很轻松,但是,我还是尽力记录叔叔的讲话(那时没有录音机),虽然没有整理成文,但是,后来看到叔叔写的《南岭行》,让我领会到了不少怎样整理叔叔讲话的要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