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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归侨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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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初,我人生旅途中发生了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发生得很突然: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了一个专门为国内归侨、侨眷,国外华侨华人服务的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希望我能“归队”去当副社长。我在部队正工作很对口,而且部队也没让我转业。何况,我在军队已待了27年,是军队把我从一个普通华侨青年培养成了有专业水平的中层干部。我对这一身绿军装有深深的感情。但是,这个突然的“希望”却像一块石头砸进我的心湖,泛起了阵阵涟漪。因为它触及了我埋在内心深处的侨的情节。我在马来西亚整整生活了10年。抗日战争期间,我的大哥为保卫马来西亚的国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父母更为开发与建设马来西亚奉献了一辈子。1951年,父亲因支持马来西亚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受迫害而逃回祖国,只留下母亲一人仍在异国挣扎。因此,我的心总牵挂着那片蕉风椰雨的国土。这是我作为军旅作家,还热衷于写华侨生活作品的原因。1962年我参军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与孤身一人留在马来西亚的母亲失去了联系。随后,母亲因代笔写信的中间人去世,也与哥哥和父亲失去联系。然而,母亲的音容笑貌一直萦回在我的心中。我曾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母亲的下落。打倒“四人帮”后,党的侨务政策得到了逐步的落实。从1981年至1985年间,在广东省大埔县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帮助下,我终于在马来西亚彭亨州直凉埠,找到了失散24年的已经82岁的老母亲。1986年母亲回到了祖国。她给我讲了许多华侨华人帮助她这个孤老婆子的故事。想到这些,我的心激动不已。我想:我是个归侨,我的前半生已献给了部队,后半生能否像大埔县侨联那样献给归侨侨眷、华侨华人呢?我说服了有关部门和领导,他们终于答应让我脱下军装。27年的军旅感情压不住啊,我是含着热泪摘下我的帽徽和军衔的。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座革命大学校对我的培养,永远不会忘记我曾经是一个兵。

我是1989年5月到中国侨联报到的。我在中国侨联工作了11年,直到退休,先后任中国华侨出版社副社长、社长,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海内与海外》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不管在哪个岗位,我都坚持一个宗旨,为归侨侨眷、华侨华人服务。为此,我结识了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日本、美国、加拿大、巴西、意大利、法国、荷兰、芬兰等十几个国家的华人作家,为他们出版了一批华文作品。特别应当提到的是,1991年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丛书,是由我创意,由新加坡两大华文作家协会之一——新加坡文艺协会主编的。这套丛书分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共四大部总计100多万字。收集了活跃在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坛的47名小说家、83名散文家、80名诗人的代表作,可以说80%的当代新加坡华文作家的代表作都收集在这套“大系”里了。这套丛书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了新加坡华文作家的阵容,在中新文化交流史上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它是新加坡华文文学第一次在中国这个华文文学的大本营亮相。为此,我专程到新加坡举行首发式,此事受到了新加坡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的广泛好评。

为了更好地为侨服务,必须尽快地使自己从军人到“侨人”的角色转变。我除了广交归侨作家与海外华人作家外,还利用编余时间深入研究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华侨史是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旧中国,华侨史实际上是一部苦难史、血泪史,也是一部奋斗史、创业史,其中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华侨对祖国的革命与建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所以孙中山先生把华侨称为“革命之母”。他们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太多了。1992年3月至7月,我利用上中央党校哲学读书班的课余时间,选择了6个典型的帝国主义残酷剥削欺压华侨、惨无人道对华侨进行大屠杀,以及腐败无能的晚清和民国政府对华侨迫害的事件,写成了17万字的纪实文学。此稿于1993年12月由济南出版社出版。其中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报复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对新加坡华侨进行大屠杀的《星洲屠城录》就有8万多字。所以此书取名为《星洲屠城录》。

到中国侨联工作后,使我有机会回到我的第二故乡——马来西亚。每次回马来西亚,我一定要回马六甲,除了寻找故居和母校外,就是去拜谒三宝山下的马六甲抗日殉难纪念碑。高大矗立的纪念碑正面刻有“忠贞足式”四个大字,是当时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所书。这座纪念碑是1947年马六甲华侨为纪念1942年1月15日日寇对马六甲华侨进行大屠杀而牺牲的几千名华侨英烈所建。碑文说:“然其就死也或笑傲,示不屈或慷慨罯敌不绝口、或始终默不一语、盖绝鲜悔吝求饶免者。呜呼,又何其壮也。”我的大哥正是这些被杀害者之一。他当年17岁,因为积极参加华侨抗日宣传活动,被汉奸告密而被捕,随后被秘密杀害。我不知大哥的遗骨是否埋在纪念碑下,但我知道大哥的英魂一定在那里。我记得大哥被捕后,父母怕遭连累带着全家逃到深山老林里,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非人生活。年年大哥的忌日,父母都会以泪洗面,焚香烧纸,以慰大哥的冤魂。父亲活到百岁去世,母亲活到88岁去世,他们生前经常告诫我们,毋忘这笔血泪仇。《星洲屠城录》中描写的新加坡大屠杀只是对马来亚华侨大屠杀的序曲。日本侵略者随后又在吉隆坡、槟城、马六甲、新山等华侨集中的城市,实行“检证大屠杀”。所杀的人数不亚于新加坡大屠杀。因此,区区8万字的《星洲屠城录》难消我心中的块垒。我决心写一部全面反映马来亚及新加坡华侨积极参与抗日救国斗争,以及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报复的全景性的纪实文学。

新加坡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进行的三大屠杀之一(其余两次大屠杀为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大屠杀),杀的基本上都是华侨,人数多达10万至15万之多。这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而且其有关资料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及香港地区,因此收集起来十分困难。于是,我便利用我与海外华人有比较广泛联系的优势,争取海外朋友的帮助。他们听说我要写这一段华人心头之痛的血泪史,拍手欢迎,积极给予协助。

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千方百计帮我找到了一本《大战与南侨》的最早版本,并帮我全文复印装订成册,趁带新加坡华文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之际,带给了我。此书编成于1947年,是当年东南亚华侨抗战最高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主编的。这本书加上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撰写人都是事件亲历者,而且编撰出版时间离事件发生不久,是了解南洋华侨积极支持祖国抗战、支持侨居国抗击日寇侵略,在日军铁蹄下华侨遭受生命与财产巨大损失的最真实可靠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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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小说作家流军,虽然是新加坡作家,却生长在马来西亚。他家乡原是马来亚共产党抗日时期的游击区,他对马来亚共产党有一定的了解。1998年6月间,他在《星洲日报》上发现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第一次公开露面,谈及抗日战争中马共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活动情况。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马来亚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流军认为陈平的访谈对我的创作很重要,便把有关报纸复印了一份寄给我,使我获得了许多不可或缺的材料。

香港新马侨友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归侨的社团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有不少是当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指战员。他们编写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等书,汇集了大量的马来亚与新加坡华侨抗战资料。1998年8月,我有幸接待了新马侨友会的访京代表团,得到了这批宝贵的资料。

在一次宴会上,我邂逅了一位新加坡商人。他听说我要写新马华侨华人抗日史,回新加坡后,专程到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借了《昭南时代史话》、《和平的代价——马来半岛沦陷期间,136部队及其它反侵略势力纪实》等一批国内罕见的书籍,并带到北京转给我。我看完后,又转给这位素昧平生的朋友还给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我先后收集的资料约200多万字。

2001年,正当我草拟好写作大纲准备动笔时,我的妻子得了尿毒症,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把一部分正业时间和全部业余时间,用来帮助她治病。第二年我退休,本来可以把更多时间投入到这部长篇纪实文学的创作上,但我又被推荐当选为北京国际公益互助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正在举办一个旨在协助政府解决边远地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大型公益活动——甘泉工程。救贫救灾如救火。我又不得不花大精力投入这一活动,为此,我们协会先后无偿地在内蒙、山西、河北等地建立起几百个净水站,采用先进设备就地取水就地净化,使之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此外,在汶川、玉树地震中,我们还派出小分队到灾区最前线,为灾区百姓提供安全水。因此,2009年,我领导的这个协会被北京市民政局、人事局评为“先进社会组织”。这一眨眼就过了11年。

这11年里创作谈不上了。妻子常常遗憾地对我说,是她耽误了我的创作。这期间,海外的华人朋友多次问我新加坡大屠杀写出来了没有,我无言以对。不过,我不遗憾,因为我尽了作为一个丈夫和一个会长的责任。2012年2月,妻子撒手西去。接着,我已届70高龄,按有关规定,卸去了会长职务。随着时间推移,我终于从丧妻悲痛中走出来,在朋友的鼓励下,休眠了十多年的撰写新马华侨抗日斗争史的创作念头,又在我脑海中复活了。我又有了创作的冲动!2013年,我把这题材向中国作家协会设立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进行了申报,立即被批准列入该年度重点扶持项目。这更鼓舞了我的创作信心和勇气。

动笔的时间是2013年1月,那年我73岁。丧妻之痛加上心脏病,写这样一部全景式大部头对我来说并非易事。然而,2015年正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庆,为了这部书能赶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时间出版,我只好拼命了。两年多里,我抓紧一切时间不停地写、写、写……写出了心跳间歇,后来不得不装上了起博器。

这是一部全景式纪实文学。全书共6章36万多字。作品从“七七事变”,特别是卢沟桥事变写起,写马来亚及新加坡华侨,甚至东南亚华侨,在陈嘉庚领导下,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对祖国在财力、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为此,引起了早就觊觎东南亚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极端仇恨。作品写了日本侵略军进攻马来半岛的全过程,他们一路进军一路对华侨进行烧杀抢,腐败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不顾人民死活,只顾自己逃跑,而英军更是望风而逃。沦陷区的人民,特别是华侨不得不揭竿而起,保卫侨居的第二故乡。占领新加坡后,日本侵略军对这座南洋华侨抗日中心实行残酷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针对华侨的“检证大屠杀”,接着,他们又回过头来,对马来半岛华侨集中的城市和地区,进行大屠杀。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对人民的反抗,实行法西斯专政,特别是对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以华侨华人为主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进行重兵围剿。经过三年零八个月的艰苦斗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战后,广大华侨积极揭露日军的滔天罪行,还进行了长期的讨还血债的群众性运动,迫使日本政府偿还了有关赔款。这是一曲华侨抗战的凯歌,也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第一次战胜入侵者的凯歌。从血泊中站起来的华侨,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歌颂!

既然这是一部纪实文学,必须完全忠于历史事实。书中所记录的史实均有档案性的渊源和文本出处。应当感谢当年的亲历者与研究者给我留下了大量的资料。我就在这故纸堆里挑拣着一页页历史碎片,就像拾贝者在无垠的海滩上,寻找着埋在沙土里的五颜六色的贝壳,然后把它们连缀成一串美丽的项链;我把这些历史碎片进行剪辑加工,纺成五彩丝,再编织成一幅长长的画卷。贝壳是造物主的恩赐。历史碎片是无数华侨先烈鲜血所凝,是亲历者所留,是历史学家所集。因此,真正的作者是他们,我只是一名编著者。本书写作过程中,为了尽快地排成电子版,我邀请作家宇之与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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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定名为《新加坡大屠杀》,由线装书局于2015年8月正式出版。著名的侨领、第四届中国侨联主席庄炎林为该书作序。他说:“《新加坡大屠杀》以严谨的态度,用大量史实,十分本真地记述了新加坡大屠杀的全过程。”又说:“作者重现了这段历史的一幅幅画面,让读者身历其境,再次体验当亡国奴的痛苦,进而激活人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记忆。”还说:“这本书不仅再现了新加坡大屠杀的场景,还深刻揭露了日本法西斯战争狂人的极端残酷。”

2015年11月9日至21日印尼出版的华文报《印华日报》和上海出版的10月号《中外书摘》杂志,分别选登了《新加坡大屠杀》的有关章节。同年12月7日《文艺报》还刊登了我写的创作谈《我写〈新加坡大屠杀〉》。著名文艺评论家李炳银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给生活留迹,为文学存史——2015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收获》一文中指出:“另外,像彭荆风的《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铁流的《一个村庄的抗战血书》……黄浪华与宇之合著的《新加大屠杀》……等抗战题材作品,都真实再现了当年日寇侵略暴行和国人奋力抵抗的情形。”

《新加坡大屠杀》的出版,了却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创作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