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与黄埔军校
广州黄埔军校旧址大门
黄埔军校作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新型政治军事学府，它首创了全新的政治军事革命制度，培养了一大批与旧式军阀不同的现代军事政治人才，无论对中国近现代军事历史的发展，抑或对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历程的转变，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然而，尽管如此，就黄埔军校与华侨华人关系这一较为重要的议题，目前似尚未见到专门系统的讨论。事实上，黄埔军校最初创办在海外华侨华人较为集中的广东地区，同时创办黄埔军校的国民党人孙中山、廖仲恺等与华侨华人间关系极为密切。因此，黄埔军校与华侨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不谓密切。
华侨华人
与黄埔军校的创办
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论及华侨华人之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意义时曾深情地表示：“华侨为革命之母”，可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与华侨华人间的密切关系。1924 年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以视“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决定在广州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建立由其亲自指挥的国民革命军。虽然黄埔军校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顾问的帮助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诚如前文所言，由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以及国民党与海外华侨华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黄埔军校的创建，华侨华人对其无疑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从黄埔军校建立之初的治理结构来看，军校的发起者与创办人孙中山先生本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便一直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他本人与众多华侨华人关系密切，华侨华人也多参与到由他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辛亥革命后，正式创立黄埔军校以前，孙中山多采取的是利用军阀与各类地方势力间的矛盾发动革命，以达成其“再造共和”的目标，然而，由于采取这一方法，始终无法建立自己的军队，革命力量始终难以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每每局势出现变动之时，军阀部队与地方势力多有脱离革命，甚至联手背叛革命之举，以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往往功败垂成。在总结多次革命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后，孙中山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决定以创建黄埔军校作为建立嫡系革命军队的基础。
1924 年，根据苏联顾问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王伯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邓士章等人为委员的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其中筹备委员会中蒋介石、王伯龄、林振雄、邓士章等人多有留学日本等国的经历，他们与海外华侨华人颇多密切关系。同时，为进一步筹集黄埔军校开办所需的各项物资经费等，孙中山又任命在海外华侨华人中颇多人脉关系与社会资源的廖仲恺为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以协助蒋介石等人筹划军校开办事宜。
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建立后，由于当时掌握大元帅府财政大权的驻粤滇军军阀杨希闵对军校建设极尽刁难，难以在孙中山与杨希闵等人之间维持平衡的蒋介石，不久即借故辞去了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返回奉化老家以避是非。此后，黄埔军校筹办之重责，遂不得不由廖仲恺承担。
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曾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日本期间，廖仲恺与夫人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此后，廖氏夫妇二人一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为同盟会创办人之一。由于廖仲恺在海外华侨华人中颇多人脉关系网络，因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行动，多依仗廖仲恺为之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筹集经费。
在筹备黄埔军校期间，廖仲恺四处奔走、夜以继日，对军校筹备的各项细节都亲自过问。廖仲恺的工作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叶剑英、邓演达以及苏联顾问等的帮助和支持，学校各项筹备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唯独学校经费筹措一项，因杨希闵等人的从中刁难，廖仲恺一方面不得不继续联络海外华侨华人同胞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又需费尽心思与杨希闵等人周旋斗争。据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表示：“为了办好黄埔军校，仲恺不断和当时把持广东财政的军阀杨希闵等作斗争。他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都是政府供给，而这些钱就是这样子辛苦筹来的。”可见，黄埔军校筹办时期在经费筹集上的举步维艰，以及廖仲恺本人的付出与艰辛。曾协助廖仲恺参与黄埔军校筹备的叶剑英便认为：“当时真正懂得孙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不难看出，作为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人中，华侨华人群体代表的廖仲恺对黄埔军校创建所作出的贡献。
1924 年 6 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后，其治理结构中，除最高层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等人与华侨华人间关系密切外，学校又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政治六部。各部之中，为数众多的正副主任以及教官等，或与廖仲恺类似，本身即为华侨华人出生，或曾留学国外，与海外华人社会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从另一面也反映了黄埔军校的创立，与华侨华人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黄埔军校
与华侨学生总队
黄埔军校除创立之初与华侨华人群体关系密切外，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40 年代初，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海外华侨华人青年掀起回国从军热潮，大量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返回祖国，投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为外御敌辱，奋斗牺牲。黄埔军校的命运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波澜进程中，再一次与华侨华人紧密联系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战争冲突的日益加剧，大面积国土沦丧，中国军队官兵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各部队对日作战亟需补充大量军官与基层干部。为解决上述问题，南京被日军占领后，1937 年前后位处南京的黄埔军校经九江、武汉等地迁往四川成都，重建校本部，并另在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成立了九个分校。由于此时日军不但大规模入侵中国本土，同时也向南洋等地发起进攻，东南亚等地华侨华人也陷于危机之中。面对国仇家恨，大量华侨华人子弟及青年学生与国内同胞同仇敌忾，纷纷返回祖国，请缨投身祖国抗战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为解决华侨华人子弟参军报国的问题，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开始承担起训练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的重任。
据相关史料记录，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前身为广州分校。而广州本身即为黄埔军校的创办地，加之广东向来又为华侨华人众多之大省，从南洋、美洲等地返回祖国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多投考黄埔军校广州分校。因此，第四分校中，干部学员为华侨华人者最多。1938 年 10 月，广州等地沦陷后，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几经辗转，先迁往广西宜山，此后，随着战事的变化，第四分校又迁往贵州三合与独山，1940 年，第四分校在独山县郊外约三公里的铜鼓井建筑校舍，立足于长期经营，学校得以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当时的第四分校，下辖五个总队，四个独立大队，官兵学员总计近两万人。
第四分校在独山安定后，由于海外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掀起回国从军报国热潮，投考学校者踊跃，当时的国民政府为解决华侨子弟回国参军与投考军校的问题，一方面下令第四分校筹设华侨入伍生团，专门接收由海外回国参军的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另一方面，为保障海外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能够顺利回国参军，国民党政府又训令驻海外各地区的侨务机构，为其提供相应的物质与精神帮助。
从 1940 年上半年开始到 1941 年年初，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华侨入伍生团约招收了来自泰国、缅甸、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地区的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1000余人。待这批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完成入伍期的训练后，华侨入伍生团又更名为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此后为保持黄埔军校传统延续下来的期别和番号，1941年，学校又将华侨学生总队改称为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第十七期第二十六总队。
第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成立之时，恰逢第四分校迁往贵州独山后未久，由于校舍与教学设备尚未规整，华侨华人学员入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建筑校舍与营房。由于学校所在铜鼓井周边并无可供校舍建筑之木料，入伍侨生子弟不得不先远至荒野高山中砍伐树木，将原木扛回工地，又制成建材，方能够着手进行营建工作。由于校舍营造需要专门之技术，侨生子弟多无从下手。幸赖学员中有懂得泥水工和木工者，在他们的带领与协助下，众人通力合作，三个月内将自己的教室、寝室、餐厅全都搭建了起来。同时，教学所需的课桌、课椅以及教具等，也由侨生子弟全部自制完成。
第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正式开学后，由于贵州地理条件上多为山地，土地相对贫瘠，农业生产落后于其他省份。加之抗战爆发后，大量军民内迁，西南各省成为大后方重地，人口巨增，贵州等地军饷民食供不应求。第四分校地处独山县郊，学校军需补给无法就地筹集，必须由学校学员自行前往它处搬运。由于当时贵州交通较为落后，运输工具又相对缺乏，每到搬运军需补给之日，华侨学生总队学员总是集体步行前往，全靠人力搬运。平均每月约搬运军需物资两次，每次少则四五十里，多则百余里。华侨学生总队训练期两年下来，几乎所有侨生子弟都曾有“行千里路、抬千斤米”之记录。
事实上，第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建立之初，各方曾一度认为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多数家境富裕，从小娇生惯养，回国从军报国，不过是一时热情，未必能够吃苦耐劳，长期坚持。然而，第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学员们不怕困难牺牲，勇于苦干担当的精神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部分与华侨学生总队同期的第四分校其他学员便坦诚地表示，正是华侨学生总队学员的优越表现，才让很多对海外华侨华人同胞有偏见者“体会到华侨同胞创业奋斗的精神有其历史渊源”。
1942 年，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华侨总队学员全部毕业。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激烈阶段，各部队需要大批军官与干部，华侨总队学员大部分毕业后即被派往各一线部队，奔赴前线参与对日作战。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实现了华侨华人从军报国的宏愿，表现了华侨华人爱国爱家的赤子之情，为华侨华人群体在黄埔军校以及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梁莹，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管理部主任，长年从事博物馆宣教工作和黄埔军校历史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