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9日，人民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已经进行到了第七天。

这一天，大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和通过四项议案：一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二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体委员名额；三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四是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提案的审查报告。

出席当天大会的代表有633人。大会执行主席是彭真、张东荪、陈铭枢、章乃器、周恩来。

众所周知，建立新中国准备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共同纲领》。对这个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毛泽东高度关注，亲自修改，慎之又慎。在来到怀仁堂开会之前，他在菊香书屋又审看了两遍，仔细琢磨是否还有什么考虑欠妥之处。像往常一样，他手提文件袋，提前数分钟信步走进了会场。

早在中央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发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之时，就提出了制定共同纲领的问题。同年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的民主人士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其中第二项第五款规定：新政协应讨论和决定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共同纲领由筹备会起草，中共中央已在起草一个草案。”这里所说中共起草的“草案”，是由李维汉在10月27日主持起草完成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这份“草案”除简短的序言外，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十部分，共46条。因为这个“草案”重点是在“人民民主革命”方面，稿子是“勉强凑起来”，李维汉在11月主持修改形成了第二稿。

到了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宣布：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因此，关于政协的使命，又有了新的规定。1949年2月27日，周恩来对“草案”第二稿进行了文字修改，把它同《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一起编印成册，名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

就在中共中央起草纲领草案的同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也展开了有关纲领问题的讨论。围绕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指导原则问题，出现多种意见。除大多数人赞成“新民主主义”外，有人主张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有人主张用“人民民主主义”，有人主张用不加“新”字的“民主主义”。个别人还拟定了与共产党讨价还价的“纲领”。为了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统一思想，更加坚定地站到新民主主义立场上来，并解除他们之中某些人对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一些疑虑，中共中央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这是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根据中国的经济状况阐述了中共的经济政策，指出新中国的经济主要由五种成分构成，“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以此照顾四面八方的利益，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五种经济成分”理论和“四面八方”政策，构成了共同纲领中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6月底，毛泽东又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有关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从而也就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筹备会常委会下设六个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是第三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许德珩。组员有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许广平、季方（严信民代）、沈志远、许宝驹、陈此生、黄鼎臣、彭德怀（罗瑞卿代）、朱学范、张晔、李烛尘、侯外庐、邓初民、廖承志、邓颖超、谢邦定、周建人、杨静仁、费振东。

6月18日，第三小组成立。周恩来在成立会上说明了起草共同纲领工作的重要及以往工作的情况。他说：“起草共同纲领，任务繁重。这个纲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去年在哈尔滨的各党派代表曾委托中共方面拟定一个草案，中共方面也曾两度起草。但去年工作重心在动员一切力量参加和支援解放战争，而现在的重点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及肃清反动残余，这是长期性的工作，因此，中共方面的第二稿也已不适用，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的需要重新起草。”会议决定委托中共方面再次草拟初稿，而小组成员则按照自愿参加的原则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包括华侨、少数民族、群众团体、宗教等问题）五个分组进行讨论和拟定具体条文，供起草人参考。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单位、各代表及第三小组各成员亦可提出自己的书面意见。至7月上旬，各分组均拟就了具体条文。

中共方面再次草拟初稿，仍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大约过了两个月时间，写出一个草案初稿。由于要建立的新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所以把题目定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8月22日，周恩来将草案初稿送交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仔细阅读了这份初稿，并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删改，重新改写了几段文字。

进入1949年9月后，《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因政协由“新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因此纲领也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结构也作了改动，不再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而是在序言之后平列七章。这就进入了第三次起稿阶段。毛泽东亲自参加了各次过程稿的修改工作。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自然也加入进来，成为《共同纲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这也是胡乔木一生中最难忘的工作。

胡乔木回忆说：从9月3日至13日，毛泽东在短短十天时间内，至少对四次草案稿进行了细心修改，改动总计达200余处，并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制。从毛泽东频繁写给胡乔木的信件中可见一斑——

9月3日：“乔木：纲领共印三十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你应注意睡眠。”

9月5日：“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即刻付印，一小时内交我。”

9月6日：“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

9月11日下午4时30分：“乔木：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六时左右送交勤政殿齐燕铭同志，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一千份。”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致开幕词，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共同纲领》最后的修改和印制工作是在毛泽东直接参与和细心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一边要不停地发电报指挥南方的战役，部署攻歼国民党军白崇禧部，又要关心大西北与新疆当局接洽和平谈判事宜，以及各种人事问题。可谓日理万机，夜以继日。胡乔木随时配合，睡眠时间极少。在9月3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的便条上就可以看出，细心的毛泽东特意嘱咐胡乔木“你应注意睡眠”。大爱无声，领袖与秘书之间的这种情谊落在洁白的信笺上，温暖却像阳光照在心间。

《共同纲领》草案修改后，再交付筹备会及所有代表，经过了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七次讨论，才最后通过。在胡乔木的记忆中，《共同纲领》真正做到了集思广益，提出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条，是无法统计清楚的，其中“社会主义目标”问题、“爱国民主分子”问题、“人身自由”问题、“联苏”问题，在代表中引起了较多的争论。

9月17日，经各方反复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接受。

9月22日，周恩来就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向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作了报告。28日，政协各单位及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对纲领草案作最后一次讨论，收到代表意见21件，除对9月20日印稿中的不正规字体加以规整和增添一处标点外，全体一致通过保持原文送交大会主席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分序言和总纲、政权机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七章，总计60条，7000余字。这是一部中国人民的临时宪法。

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在政协会议主席台上。左起：刘少奇、朱德、毛泽东、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9月29日这天，当由中共负责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宣读之后提交大会表决时，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一致通过。

细心的人们注意到，毛泽东是最后一个站起来鼓掌的，表现了不强加于人的谦虚态度。

胡乔木回忆说：“历史证明，《共同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非常成功的文件之一。由于它切合实际而又坚定明确，清楚地指出了哪些事是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而且不允许做的，所以对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各项工作，都起到了规范和指导作用。它凝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心血，又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所以得到了全国各方面人士的一致拥护。召开政协和拟定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虚怀若谷，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立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大胆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种宝贵的传统。”（《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6-568页）

这种宝贵的传统，也得到了民主人士的珍视和褒奖。费孝通回忆说： 

“新政协对我的教育是极大的。最大的一点收获就是我开始很自然地用‘咱们’两字了。这就是说，那一道鸿沟填实了。怎样填实的呢？主要是共产党的作风感化了人。共产党是有主张的而且所主张的和我在解放前的主张是有距离的。我经过了长期学习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共产党是以整个人类历史为出发点的，是全盘的；继往开来，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问题的，是整体的；因为是全盘的和整体的所以能包括局部，指出片面的错误，因而说得服人的。所谓‘服’必须是‘悦’的，悦就是发现了真理的高兴。没有这一点就变了力屈。力屈就不甘心。

这里当然还有一个客观的基础，就是阶级立场。像我一样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是个靠薪水收入来生活的，事实上是被剥削的阶级，所以是可以有革命倾向的；但是浸染了很深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优越感，所以是富于动摇性和缺乏斗争性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他们是可以改造的，也就是说可以说得服的。新政协的成就，在我看来，就是使所有革命的人民都悦服于一个共同纲领。因为悦服了，所以‘咱们’两字也很自然地流露在口头了。基本认识的改变才能有语言的改变。”（《解放以来》，《人民日报》1950年2月2日）

9月29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在晚间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全国机关、学校、工厂、部队，除因执行不能请假的任务必须照常工作者外，一律于10月1日、2日、3日放假三天，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而这天开会之前，毛泽东还亲自修改了以周恩来、林伯渠名义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党组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我们全体中共党员代表应负责保证这次会议中的两次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选举)获得成功；我们要有精神准备，即使有几十票不选我们，也一点不要难过，不要表示不满，而要看出是全体代表中真实情况的反映。

为什么呢？

因为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将在明天进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的选举工作。毛泽东之所以强调选举工作，就是要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说话算话，而且说到做到，要在人民政协中带头发扬和践行民主协商。

9月30日，大会选举结果，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这个名单中，人们发现，党外人士有27名，占比近50%。

值得一提的是，10月9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和秘书长。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当选为副主席，李维汉当选为秘书长，当选的常务委员28人。会议通过“以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国庆纪念日”的建议案。

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占9人；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书、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达14人。

——这是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

——这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