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不知道。

金钱、俸禄、美女，自然从来是属于书们的，这是代代读书人的理想之所在，书故而成为一种信仰与宗教般的什物。想想也是，穷文富武，一介寒儒连粥都喝不上，没有一点理想激励他，早把书本扔在脑后了，因为犯不上。

书与书生的关系，似有一种递进转换互补的关系。明人于谦诗曰：“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很准确地道破了这层关系。人们往往先是读书、买书、找书，甚至偷书、抄书，学问一旦做大了，这种主仆关系开始转换，变为批书、评书，当然还有著书、编书和印书。司马迁写《史记》，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那是读完了书之后为书立下的汗马功劳；李贽、金圣叹批书评书，也属书们的真正知音；曹雪芹蘸着血泪写红楼，高鹗先生又涕泗横流地补齐，二人都应列入书痴队伍；只有玩世不恭如清人龚自珍，才能吟出“著书都为稻粱谋”句，换句话说是商品意识，以文换米。也许从那之后，人心开始不古了吧。

我便是不古者之一。曾请友人镌一印，文曰：“避斋主人稻粱谋士。”“避斋”是为我书斋取的名，当时我所住的楼层是13楼，13，阿拉伯数字加在一起就是个英文的“B”字的谐音，再往深处说呢，还是龚自珍的影响吧，他那句话太有名了，“避席畏闻文字狱”，后一句就是“著书都为稻粱谋”。

书斋书房写到这个时候，文学的空间透出点世俗气。但由此忆及自己与书的交往，其实全由大俗引发，具体点说，与一个“偷”字有关联。

偷者窃也，读书人窃书不为偷，先贤曾多有辩白。只是我偷书时还够不上“读书人”三个字，是云南军营中的一名新兵，“百夫长”的早期阶段，所以是地道的偷。

所偷之书当时称为“四旧”、“毒草”，一律封存于一个团的图书馆内。作案时间在很遥远的1969 年4 月，当时我的年龄17岁多一点。我以后由于兼管着一个炮团的图书馆，就连续偷盗，挖书山不止，记忆中有《战争与和平》、《白鲸》、《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神秘岛》、《红岩》和《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杨家将演义》、《说岳前传》等等。我真的是监守自盗，因为身为一个团的广播员、放映员和图书保管员，有权进入封存的图书室。

那一时间我本瘦若竹竿，但每自图书馆出来，腰围顿见肥硕，较之今日之腰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几肥几瘦之后，军营内“毒草”泛滥，人心不稳，于是上级追查，查至根子在我身上，先将库存图书一古脑烧毁，继而让我下连队扛炮筒子锻炼。这是我与书们交往时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情节。我偷禁书，禁书们乐意让我偷，因为书本来是让人翻阅的，封存的书便如坐牢的囚犯。我以一个少年人大无畏的放肆之心救它们于囹圄之中，手段固属偷，目的却十分高尚。所以书们谅解我的痴迷，便给我诸多好处，当时虽无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但有那暗夜里的星光，久旱中的猛雨，再有一比：踽踽独行于野径上的旅人，饥渴交并，突然面前有一桌珍肴，香气四溢而五色纷呈，你委实顾不得这食物的来路，放开肚皮吞咽，吞咽时你发现盘子下有一纸条，上写“有毒勿食”四个字。因为吃完后没有任何异状，你便向这纸条傲然一笑，认定是无聊者的把戏。

我当时置身云南军营，精神饥渴一如孤身的旷野旅人。“毒草”们待我不薄，今日能操笔墨生涯，便是当年的馈赠。

书中自有什么？其实三个字：你自己。有时候静夜自思：“著书都为稻粱谋”吗？其实未必。你可以一字不写地生活，而且打打麻将，看看电影电视，听听音乐，实际上也是人生中难以企及的境界；但你一旦走上了与书相伴的笔耕生涯，让你扔掉这支笔去做别的，你会精神忧郁直至崩溃，你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

你的岗位在书桌，你的天地在书房，你的文学空间就在此时此地。“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谁说得这般明白？陆游。一个居“书巢”的迂夫子，我的心中偶像。你的人生乐趣在读书、评书、购书、存书，还有写书。这已成为溶在血液和连在神经上的一种习惯，“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就当一名这样的书生，挺好。

书中自有……自有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管翻阅就是。

也许什么都有，也许什么都没有。

我的书房挂有两个朋友的书法，一个是汪曾祺老人，1991年给我写的“避斋”两个字；一个是10年前搬家时向陕西文友贾平凹先生求字，他信手给我写下“眼前无一物，笔下有洪波”。这两幅字在我的书房中，像两幅提醒我珍惜文学空间的警示牌，虽然汪老已经远去，但他的潇洒，他的从容，他的文笔让我至今思念不已，而平凹兄杰作迭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全国散文评奖的时候，是在无锡，平凹当时给大家写字，我跟他还不太熟，很喜欢他的书法，没好意思要，10年前已经成为很熟的朋友了，他为我写下了两幅字。

所以，“眼前无一物，笔下有洪波”好像一个老朋友，就站在我的旁边，提醒我：洪波，别放下你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