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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见书痴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不知道。

金钱、俸禄、美女,自然从来是属于书们的,这是代代读书人的理想之所在,书故而成为一种信仰与宗教般的什物。想想也是,穷文富武,一介寒儒连粥都喝不上,没有一点理想激励他,早把书本扔在脑后了,因为犯不上。

书与书生的关系,似有一种递进转换互补的关系。明人于谦诗曰:“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很准确地道破了这层关系。人们往往先是读书、买书、找书,甚至偷书、抄书,学问一旦做大了,这种主仆关系开始转换,变为批书、评书,当然还有著书、编书和印书。司马迁写《史记》,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那是读完了书之后为书立下的汗马功劳;李贽、金圣叹批书评书,也属书们的真正知音;曹雪芹蘸着血泪写红楼,高鹗先生又涕泗横流地补齐,二人都应列入书痴队伍;只有玩世不恭如清人龚自珍,才能吟出“著书都为稻粱谋”句,换句话说是商品意识,以文换米。也许从那之后,人心开始不古了吧。

我便是不古者之一。曾请友人镌一印,文曰:“避斋主人稻粱谋士。”“避斋”是为我书斋取的名,当时我所住的楼层是13楼,13,阿拉伯数字加在一起就是个英文的“B”字的谐音,再往深处说呢,还是龚自珍的影响吧,他那句话太有名了,“避席畏闻文字狱”,后一句就是“著书都为稻粱谋”。

书斋书房写到这个时候,文学的空间透出点世俗气。但由此忆及自己与书的交往,其实全由大俗引发,具体点说,与一个“偷”字有关联。

偷者窃也,读书人窃书不为偷,先贤曾多有辩白。只是我偷书时还够不上“读书人”三个字,是云南军营中的一名新兵,“百夫长”的早期阶段,所以是地道的偷。

所偷之书当时称为“四旧”、“毒草”,一律封存于一个团的图书馆内。作案时间在很遥远的1969 年4 月,当时我的年龄17岁多一点。我以后由于兼管着一个炮团的图书馆,就连续偷盗,挖书山不止,记忆中有《战争与和平》、《白鲸》、《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神秘岛》、《红岩》和《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杨家将演义》、《说岳前传》等等。我真的是监守自盗,因为身为一个团的广播员、放映员和图书保管员,有权进入封存的图书室。

那一时间我本瘦若竹竿,但每自图书馆出来,腰围顿见肥硕,较之今日之腰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几肥几瘦之后,军营内“毒草”泛滥,人心不稳,于是上级追查,查至根子在我身上,先将库存图书一古脑烧毁,继而让我下连队扛炮筒子锻炼。这是我与书们交往时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情节。我偷禁书,禁书们乐意让我偷,因为书本来是让人翻阅的,封存的书便如坐牢的囚犯。我以一个少年人大无畏的放肆之心救它们于囹圄之中,手段固属偷,目的却十分高尚。所以书们谅解我的痴迷,便给我诸多好处,当时虽无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但有那暗夜里的星光,久旱中的猛雨,再有一比:踽踽独行于野径上的旅人,饥渴交并,突然面前有一桌珍肴,香气四溢而五色纷呈,你委实顾不得这食物的来路,放开肚皮吞咽,吞咽时你发现盘子下有一纸条,上写“有毒勿食”四个字。因为吃完后没有任何异状,你便向这纸条傲然一笑,认定是无聊者的把戏。

我当时置身云南军营,精神饥渴一如孤身的旷野旅人。“毒草”们待我不薄,今日能操笔墨生涯,便是当年的馈赠。

书中自有什么?其实三个字:你自己。有时候静夜自思:“著书都为稻粱谋”吗?其实未必。你可以一字不写地生活,而且打打麻将,看看电影电视,听听音乐,实际上也是人生中难以企及的境界;但你一旦走上了与书相伴的笔耕生涯,让你扔掉这支笔去做别的,你会精神忧郁直至崩溃,你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

你的岗位在书桌,你的天地在书房,你的文学空间就在此时此地。“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谁说得这般明白?陆游。一个居“书巢”的迂夫子,我的心中偶像。你的人生乐趣在读书、评书、购书、存书,还有写书。这已成为溶在血液和连在神经上的一种习惯,“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就当一名这样的书生,挺好。

书中自有……自有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管翻阅就是。

也许什么都有,也许什么都没有。

我的书房挂有两个朋友的书法,一个是汪曾祺老人,1991年给我写的“避斋”两个字;一个是10年前搬家时向陕西文友贾平凹先生求字,他信手给我写下“眼前无一物,笔下有洪波”。这两幅字在我的书房中,像两幅提醒我珍惜文学空间的警示牌,虽然汪老已经远去,但他的潇洒,他的从容,他的文笔让我至今思念不已,而平凹兄杰作迭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全国散文评奖的时候,是在无锡,平凹当时给大家写字,我跟他还不太熟,很喜欢他的书法,没好意思要,10年前已经成为很熟的朋友了,他为我写下了两幅字。

所以,“眼前无一物,笔下有洪波”好像一个老朋友,就站在我的旁边,提醒我:洪波,别放下你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