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上海国际诗歌节颁出“金玉兰”大奖，中国诗人翟永明从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手中接过奖杯。颁奖词这样评价道：翟永明的写作一直就是一种传奇。她始终置身于当代最具标志性的诗人行列，以女性独特的眼光和敏悟，不断追问、求变、创新，为汉语的当代写作提供了优美深刻的范本。

上世纪80年代，她就凭借《女人》《静安庄》等作品扬名诗坛；此后，意识到单靠文字难以为生的她开了一间自己的酒吧，让全国的文艺青年都知道了成都有个“白夜”；近些年，她又拿起相机玩儿起摄影，从诗歌到影像，她也成为了“斜杠”群体（指拥有多重职业、多元生活的人群）中的一员。如同她的白夜酒吧，在诗歌朗诵、民谣弹唱、观影沙龙等各种艺术形态之间自如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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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翟永明位于成都的家里，有一间文艺青年们梦寐以求的书房，或新或旧、密密匝匝的各色书脊，装饰了整整一面墙壁。书架的对面，又是满满一书架的VCD和DVD——在三联书店今年出版的散文集《毕竟流行去》中，翟永明用一整篇文章绘声绘色地交代了自己绵延20多年的“淘碟奇遇记”。

也是在这本书中，诗人追溯了她的文化根源。

孩提时代，翟永明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60年代初，家搬到了成都鼓楼北三街的三年级小学生翟永明，迷上了离家300米不到的西城区图书馆。那座红漆木柱、网格窗棂的小小四合院，将小女孩从对街边连环画的痴迷，拽到了“字书”的世界里。

她“接管”了父母的借书证，在图书馆里，读到了大量的童话和民间故事。在一本名为“一棵倒长的树”的印度童话书里，翟永明随着小主人公的脚步迈向神秘的地心，沿途经历了无数的地方和故事，竟至于多年之后仍然念念不忘。翟永明甚至怀疑，自己后来喜欢看科幻书籍，爱写一些与未来有关的诗歌，也许就是这本童话书的赏赐。在她的记忆中，那时候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借到一本特别喜欢的书，买上一包糖，一边吃糖一边看书。如今多了很多社会事务的翟永明，一有空闲仍然喜欢宅在家里读书，只不过，少时的糖果不再，换成了一杯浓浓的咖啡。

在成都市二十六中读初中时，翟永明还因为课上偷看“禁书”《红楼梦》，被老师追得满校园跑，情急之下抱着书闪进女厕所，才算躲过一劫。她很庆幸，那次“逃跑”保住了《红楼梦》，也保住了自己的诗歌梦。翟永明回忆说，那本《红楼梦》自己后来不知道翻了多少遍，李纨组织的诗歌考试中，黛玉、宝钗她们交上来的12首咏菊诗，翟永明一首不落抄录下来，闲来必读，唇齿留香。

翟永明与苏童、朱明、阿来在白夜

中学时接触的外国文学，更是激发了年轻女孩的多重情感。“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读了很多俄国文学作品，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都是读了好几遍。”翟永明说，虽然那时这些都是“禁书”，但在民间，还是通过手递手的形式飞速流传，虽然很多书连封皮都磨掉了，但仍然能看出来是民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经典译本。

迈上写作这条路近40年，翟永明从未放弃探讨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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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后期，1979年，翟永明这些20出头的小年轻，也在成都成立了自己的诗社。时隔多年，翟永明坦言，那个年代整个社会都为诗歌痴狂，明星诗人如“天之骄子”，所到之处追捧如潮，今天想来匪夷所思。

那个年代的诗歌热，还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刚刚在西南物理研究所工作两年多的翟永明，每天需要忍受在单位搞电教，回宿舍搞创作这样分裂的生活。她决定辞职。“我希望找到一个与文学比较接近的单位，不会干涉我的写作。”翟永明说，直到白夜酒吧出现以前，她都无法摆脱辞职带来的困扰。生活的困顿也映射进了诗歌。那几年，从记录知青生活的组诗《静安庄》，到解构母亲形象的《死亡的图案》，翟永明诗歌的底色越来越沉重。

彼时，翟永明已经结识了很多艺术家：画油画的何多苓、拍人像的肖全、搞设计的刘家琨，当然还有一众诗人。舍友结婚搬走后，她那间18平方米、“条件好得不得了”的宿舍，便成了这帮年轻人谈诗歌论艺术的大本营。“他们老是约我在宿舍碰面，找我聊天，后来还把门锁弄坏，谁来了都能推门就进。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那种情形。”

1985年，《女人》写出一年之后，在《诗刊》公开发表，诗作以“独特奇诡的语言与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撼文坛。翟永明跃身上马，成为中国现代诗坛重要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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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揣测说，自己开酒吧，和一帮朋友诗酒唱和，或许是受了童年阅读《红楼梦》时黛玉、宝钗、史湘云她们的感染。

1998年，一个北风萧瑟的冬日上午，翟永明路过离家很近的玉林西路丁字路口时，瞥见了正对路口的扇形门面房招租的广告。用这间小屋子安放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的想法闪过，只考虑了一分钟，她就决定把它租下来，同时说服发小戴红一起合作。

她本想开个书店，结果好友的书店刚刚亏本关张，把她吓退了。“我就索性打造一处带书架的酒吧，这样就能用酒吧养活这个空间。”彼时，成都街头鲜见酒吧，带书架的酒吧更是独一份儿。刘家琨一手操刀了白夜酒吧的设计图纸。他在一篇关于白夜的文章里，这样写道：“翟永明的诗，充满了黑夜的意识，像她这样一个人，又开了这样一个叫作白夜的酒吧，是一件奇怪的事。”

这个50多平方米的小空间，翟永明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文化沙龙，一个自家客厅的延伸，用来维持生计之外，也能为朋友之间的欢酌聚会提供一个据点。为了满足翟永明想要一个大客厅的要求，刘家琨不得不在图纸上，将吧台的位置一挪再挪，直至挪无可挪，放在了最角落的位置。

就这样，翟永明辞职以来无处安放的灵魂，在小酒吧里，忽然地找到了归宿，世界，“呼啦一下”就打开了。

过去，翟永明从不当众读诗。在白夜里，她在好友的“裹挟”下，终于第一次登台“献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她在白夜里开书吧、放纪录片、做新书发布，甚至办画展、开音乐会、举行小剧场演出，五花八门。渐渐的，白夜不再是一个圈子沙龙，而成了一个文化现场，迎来越来越多陌生的面孔。

后来，有不少文艺青年想办酒吧、开民宿，过上和诗人翟永明一样的生活，他们讨教翟永明的“文艺生存指南”。但如鱼饮水，甘苦自知，翟永明说，经营酒吧完全不像想象中那样浪漫，经营管理琐碎杂事不算，周边灯红酒绿的商业酒吧，一度逼得白夜快要关张了事。翟永明最终咬牙坚持下来了。“经营上的妥协，是为了在写作上获得自由。”她说。

每一次说服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中，还有一条也无可辩驳：酒吧里存放着不少自己的藏书。

2009年，白夜从玉林西路搬到了窄巷子。地方大了，除了举办诗歌朗诵会、读书沙龙、独立影展，翟永明还单辟了一个“艺廊”，不时为年轻艺术家做一些摄影展和绘画作品展。在翟永明和她的白夜周围，音乐人、电影人、艺术家、诗人、民谣歌手，以及慕名而来的文艺爱好者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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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白夜以来，翟永明的诗歌创作，仿佛打开了一扇橱窗，变得包罗万象。2003年那首脍炙人口的“在古代，青山严格地存在”，带给多少读者关于古时候的氤氲想象。她喜欢川剧，《白蛇传》“壮壮次乃乃”的敲钹锣声，也进入了诗篇。从印度教神话到困在雷峰塔里的白娘子，从叶芝、波德莱尔，到王安石、范仲淹，翟永明诗歌牵涉的领域，越来越宽泛，诗意来源也越来越复杂难辨。

2018年盛夏，在白夜，翟永明的老友、诗人西川带来了一场说唱版的《秋兴八首》，“铿铿锵锵”的鼓点里，伴着悠扬的音乐，“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的杜诗，被西川演绎出了崔健《花房姑娘》的味道。

和西川一样，翟永明也对挖掘和加工传统，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从2010年到2014年，她耗时4年，完成了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携一摞A4白纸，蓝色圆珠笔，闯进剩山冷艳之气，落叶萧萧，我亦萧条，剩山将老，我亦将老……”字里行间，古今穿梭，自然、艺术和社会万象，被诗人组合成了一幅宏大而悠远的山水画卷。

2014年，由这部长诗改编的话剧在青戏节首演，上座率达96%。次年在北京和成都巡演，其中成都场场爆满。2016年，该剧又作为三星堆戏剧节开幕首演，受邀参加台湾小剧场艺术节巡演。从一幅画到一首诗，从一首诗到一出剧，翟永明恣意游走于传统和先锋之间。

在现代诗歌这条小径上，跋涉了近40年的翟永明，如今仍然保持着孩童一般的好奇心。

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成都，翟永明都随意地吸收着诗歌以外，其它艺术领域的营养元素：音乐、戏剧、现代舞，甚至X光片，都成了她观察和处理的对象，她试着用它们来突破诗歌本身的界限，探索诗歌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白夜朗读

摄影同样成为她获取和表达诗意的形式。前不久，翟永明举办了名为“浅焦”的摄影作品展。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快门、光圈、感光度等摄影技能的她，用单反相机的自动快门，抑或手机的镜头，捕捉下了一个又一个富有诗意的瞬间。摄影展中，一幅名为《亲密的人中间》的作品，名字取自诗人韩东的诗歌。作品以时间为轴，记录了韩东和画家毛焰的双个展。翟永明别出心裁地将这些照片印在了带有宣纸效果的纸上，做成了一幅摄影版的“夜宴图”。

“现在还能定义您为一个诗人么，还是先锋艺术家、跨界创作者？”她淡淡回应：“只要和诗歌有关，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