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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的写作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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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上海国际诗歌节颁出“金玉兰”大奖,中国诗人翟永明从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手中接过奖杯。颁奖词这样评价道:翟永明的写作一直就是一种传奇。她始终置身于当代最具标志性的诗人行列,以女性独特的眼光和敏悟,不断追问、求变、创新,为汉语的当代写作提供了优美深刻的范本。

上世纪80年代,她就凭借《女人》《静安庄》等作品扬名诗坛;此后,意识到单靠文字难以为生的她开了一间自己的酒吧,让全国的文艺青年都知道了成都有个“白夜”;近些年,她又拿起相机玩儿起摄影,从诗歌到影像,她也成为了“斜杠”群体(指拥有多重职业、多元生活的人群)中的一员。如同她的白夜酒吧,在诗歌朗诵、民谣弹唱、观影沙龙等各种艺术形态之间自如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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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翟永明位于成都的家里,有一间文艺青年们梦寐以求的书房,或新或旧、密密匝匝的各色书脊,装饰了整整一面墙壁。书架的对面,又是满满一书架的VCD和DVD——在三联书店今年出版的散文集《毕竟流行去》中,翟永明用一整篇文章绘声绘色地交代了自己绵延20多年的“淘碟奇遇记”。

也是在这本书中,诗人追溯了她的文化根源。

孩提时代,翟永明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60年代初,家搬到了成都鼓楼北三街的三年级小学生翟永明,迷上了离家300米不到的西城区图书馆。那座红漆木柱、网格窗棂的小小四合院,将小女孩从对街边连环画的痴迷,拽到了“字书”的世界里。

她“接管”了父母的借书证,在图书馆里,读到了大量的童话和民间故事。在一本名为“一棵倒长的树”的印度童话书里,翟永明随着小主人公的脚步迈向神秘的地心,沿途经历了无数的地方和故事,竟至于多年之后仍然念念不忘。翟永明甚至怀疑,自己后来喜欢看科幻书籍,爱写一些与未来有关的诗歌,也许就是这本童话书的赏赐。在她的记忆中,那时候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借到一本特别喜欢的书,买上一包糖,一边吃糖一边看书。如今多了很多社会事务的翟永明,一有空闲仍然喜欢宅在家里读书,只不过,少时的糖果不再,换成了一杯浓浓的咖啡。

在成都市二十六中读初中时,翟永明还因为课上偷看“禁书”《红楼梦》,被老师追得满校园跑,情急之下抱着书闪进女厕所,才算躲过一劫。她很庆幸,那次“逃跑”保住了《红楼梦》,也保住了自己的诗歌梦。翟永明回忆说,那本《红楼梦》自己后来不知道翻了多少遍,李纨组织的诗歌考试中,黛玉、宝钗她们交上来的12首咏菊诗,翟永明一首不落抄录下来,闲来必读,唇齿留香。

与苏童,朱明,阿来在白夜.jpg

翟永明与苏童、朱明、阿来在白夜


中学时接触的外国文学,更是激发了年轻女孩的多重情感。“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读了很多俄国文学作品,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都是读了好几遍。”翟永明说,虽然那时这些都是“禁书”,但在民间,还是通过手递手的形式飞速流传,虽然很多书连封皮都磨掉了,但仍然能看出来是民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经典译本。

迈上写作这条路近40年,翟永明从未放弃探讨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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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后期,1979年,翟永明这些20出头的小年轻,也在成都成立了自己的诗社。时隔多年,翟永明坦言,那个年代整个社会都为诗歌痴狂,明星诗人如“天之骄子”,所到之处追捧如潮,今天想来匪夷所思。

那个年代的诗歌热,还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刚刚在西南物理研究所工作两年多的翟永明,每天需要忍受在单位搞电教,回宿舍搞创作这样分裂的生活。她决定辞职。“我希望找到一个与文学比较接近的单位,不会干涉我的写作。”翟永明说,直到白夜酒吧出现以前,她都无法摆脱辞职带来的困扰。生活的困顿也映射进了诗歌。那几年,从记录知青生活的组诗《静安庄》,到解构母亲形象的《死亡的图案》,翟永明诗歌的底色越来越沉重。

彼时,翟永明已经结识了很多艺术家:画油画的何多苓、拍人像的肖全、搞设计的刘家琨,当然还有一众诗人。舍友结婚搬走后,她那间18平方米、“条件好得不得了”的宿舍,便成了这帮年轻人谈诗歌论艺术的大本营。“他们老是约我在宿舍碰面,找我聊天,后来还把门锁弄坏,谁来了都能推门就进。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那种情形。”

1985年,《女人》写出一年之后,在《诗刊》公开发表,诗作以“独特奇诡的语言与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撼文坛。翟永明跃身上马,成为中国现代诗坛重要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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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揣测说,自己开酒吧,和一帮朋友诗酒唱和,或许是受了童年阅读《红楼梦》时黛玉、宝钗、史湘云她们的感染。

1998年,一个北风萧瑟的冬日上午,翟永明路过离家很近的玉林西路丁字路口时,瞥见了正对路口的扇形门面房招租的广告。用这间小屋子安放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的想法闪过,只考虑了一分钟,她就决定把它租下来,同时说服发小戴红一起合作。

她本想开个书店,结果好友的书店刚刚亏本关张,把她吓退了。“我就索性打造一处带书架的酒吧,这样就能用酒吧养活这个空间。”彼时,成都街头鲜见酒吧,带书架的酒吧更是独一份儿。刘家琨一手操刀了白夜酒吧的设计图纸。他在一篇关于白夜的文章里,这样写道:“翟永明的诗,充满了黑夜的意识,像她这样一个人,又开了这样一个叫作白夜的酒吧,是一件奇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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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50多平方米的小空间,翟永明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文化沙龙,一个自家客厅的延伸,用来维持生计之外,也能为朋友之间的欢酌聚会提供一个据点。为了满足翟永明想要一个大客厅的要求,刘家琨不得不在图纸上,将吧台的位置一挪再挪,直至挪无可挪,放在了最角落的位置。

就这样,翟永明辞职以来无处安放的灵魂,在小酒吧里,忽然地找到了归宿,世界,“呼啦一下”就打开了。

过去,翟永明从不当众读诗。在白夜里,她在好友的“裹挟”下,终于第一次登台“献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她在白夜里开书吧、放纪录片、做新书发布,甚至办画展、开音乐会、举行小剧场演出,五花八门。渐渐的,白夜不再是一个圈子沙龙,而成了一个文化现场,迎来越来越多陌生的面孔。

后来,有不少文艺青年想办酒吧、开民宿,过上和诗人翟永明一样的生活,他们讨教翟永明的“文艺生存指南”。但如鱼饮水,甘苦自知,翟永明说,经营酒吧完全不像想象中那样浪漫,经营管理琐碎杂事不算,周边灯红酒绿的商业酒吧,一度逼得白夜快要关张了事。翟永明最终咬牙坚持下来了。“经营上的妥协,是为了在写作上获得自由。”她说。

每一次说服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中,还有一条也无可辩驳:酒吧里存放着不少自己的藏书。

2009年,白夜从玉林西路搬到了窄巷子。地方大了,除了举办诗歌朗诵会、读书沙龙、独立影展,翟永明还单辟了一个“艺廊”,不时为年轻艺术家做一些摄影展和绘画作品展。在翟永明和她的白夜周围,音乐人、电影人、艺术家、诗人、民谣歌手,以及慕名而来的文艺爱好者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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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白夜以来,翟永明的诗歌创作,仿佛打开了一扇橱窗,变得包罗万象。2003年那首脍炙人口的“在古代,青山严格地存在”,带给多少读者关于古时候的氤氲想象。她喜欢川剧,《白蛇传》“壮壮次乃乃”的敲钹锣声,也进入了诗篇。从印度教神话到困在雷峰塔里的白娘子,从叶芝、波德莱尔,到王安石、范仲淹,翟永明诗歌牵涉的领域,越来越宽泛,诗意来源也越来越复杂难辨。

2018年盛夏,在白夜,翟永明的老友、诗人西川带来了一场说唱版的《秋兴八首》,“铿铿锵锵”的鼓点里,伴着悠扬的音乐,“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的杜诗,被西川演绎出了崔健《花房姑娘》的味道。

和西川一样,翟永明也对挖掘和加工传统,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从2010年到2014年,她耗时4年,完成了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携一摞A4白纸,蓝色圆珠笔,闯进剩山冷艳之气,落叶萧萧,我亦萧条,剩山将老,我亦将老……”字里行间,古今穿梭,自然、艺术和社会万象,被诗人组合成了一幅宏大而悠远的山水画卷。

2014年,由这部长诗改编的话剧在青戏节首演,上座率达96%。次年在北京和成都巡演,其中成都场场爆满。2016年,该剧又作为三星堆戏剧节开幕首演,受邀参加台湾小剧场艺术节巡演。从一幅画到一首诗,从一首诗到一出剧,翟永明恣意游走于传统和先锋之间。

在现代诗歌这条小径上,跋涉了近40年的翟永明,如今仍然保持着孩童一般的好奇心。

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成都,翟永明都随意地吸收着诗歌以外,其它艺术领域的营养元素:音乐、戏剧、现代舞,甚至X光片,都成了她观察和处理的对象,她试着用它们来突破诗歌本身的界限,探索诗歌更为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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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夜朗读

摄影同样成为她获取和表达诗意的形式。前不久,翟永明举办了名为“浅焦”的摄影作品展。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快门、光圈、感光度等摄影技能的她,用单反相机的自动快门,抑或手机的镜头,捕捉下了一个又一个富有诗意的瞬间。摄影展中,一幅名为《亲密的人中间》的作品,名字取自诗人韩东的诗歌。作品以时间为轴,记录了韩东和画家毛焰的双个展。翟永明别出心裁地将这些照片印在了带有宣纸效果的纸上,做成了一幅摄影版的“夜宴图”。

“现在还能定义您为一个诗人么,还是先锋艺术家、跨界创作者?”她淡淡回应:“只要和诗歌有关,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