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左）、施蛰存先生（中）与本文作者

说起沪上淘书的往事，不能不提到邓云乡先生。虽然邓公仙逝已经十多年了，但是在我心里，邓公带着我去上海福州路旧书坊淘书的情形，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逝水无情，书却有情，恰如邓公给一本随笔集起的书名《书情旧梦》，这四字箴言一语道破了古往今来爱书人的心灵秘辛。

那是在1995年金秋时节，我到上海开会。一散会后就被邓公接到自己家中，邓公安排我住在他的书房里，那真是满室书香伴入眠，好不惬意。这一住就是一个星期，我与邓公每日里朝夕相处，或一同散步，或品茗畅谈，或寻幽访古，或遍访名贤。这天早晨，邓公说要带我去上海有名的福州路去淘旧书，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我们一老一少兴致勃勃地来到福州路。邓公对这一带是熟门熟路，很多店员见到他都非常客气地打招呼，有几位老者还要凑上来跟他窃窃私语一番。可见，邓公在这个领域是绝对的“大腕儿”，我跟在邓公的身后似乎也提高了几分“身价”，那感觉颇为自得。一边看书，一边听邓公给我讲在上海旧书店淘书的门道——邓公告诉我，上海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出版业中心，你要挑选那个时期的图书，非到上海来不可；还有，上海还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集散地，出版的新文学书籍比北京、广州都要多，你要淘这方面的书籍，也要到上海来；此外，上海的线装古籍也不少，这是因为周边的江浙一带，都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读书的风气自古就很浓厚，古旧书的流通量自然也是其它地方所没法相比的，而这些古籍善本一般都要拿到上海这个大码头来交易，所以，时常能在这里遇到意外的惊喜……

我们那天在福州路遇到的意外惊喜，是淘到了一册由江阴谢初霆编撰的《汉熹平石经碑录》手稿本。这书是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的，粗粗一翻，发现有些页眉页脚处，写着些蝇头小楷，精美异常，便拿给邓公审看。邓公看过也觉得这部书稿单凭这一笔小楷，就值得收藏。更何况书中所讲的汉石经，乃是印刷术发明前，中华文化典籍传承发展的最重要载体。这样一部很有学术性的手稿，不知什么原因，今日竟流落到书肆冷摊了。邓公说，你如果有兴趣，还可以继续研究这门学问。要知道，石经的研究原本就是一门显学，顾炎武、万斯同都写过《石经考》。只是近代以来，西学兴起了，这门学问才冷了下来。既然邓公如此看重这个稿本，那我还有什么犹豫的，当即不讲价钱收入囊中。我见邓公面露喜色，不禁自忖，邓公应该不只是因为帮我淘到好书而高兴吧，他老人家心里或许还有更深一层的欣慰：毕竟这些老祖宗的学问，又有年轻一辈关注并且喜欢了，这当中不正蕴含着“薪尽火传”的象征意味么！回到邓公的“水流云在书室”，我们都有些兴奋。吃过晚饭，邓公把那稿本要了去，说是再仔细研究一下。我当然很乐意请老人家多过过目。那天晚上，我发现邓公的房间一直亮着灯，直至深夜时分。

第二天一大早，邓公就起床了。他把我叫到自己的房间里，指着摊在桌面上的那册书稿，说他昨夜细读了一下，觉得这位作者很不简单，不光字写得漂亮，学问也做得扎实，对汉代熹平石经残石很有研究，对残石上残存的每一个字，都逐字逐句做出了精审的校订和考证。“你瞧，我刚才已经把我的‘读书心得’给你写在卷尾了，供你回去读书时参考。”我连忙俯过身去观看，只见在书稿的最后一页，邓公以那特有的清秀潇洒的小楷行书，为我题写了这样一段跋语：“侯军兄自深圳来沪，联袂过福州路书坊，以五百番购得此册。归后于灯下细阅，似汉石经制版付印之剪贴校正清样，以线装《辞源》零本翻转面粘贴成册者，应为七十年前之旧物也，弥足可珍。惜不知编者江阴谢初霆生平，唯其所注之蝇头小楷舒展挺秀，一笔不苟，足见前辈学人功力及严谨之态度。晴窗展对，景仰久之。爰志数语于卷末。乙亥重阳于水流云在延吉新屋南窗下。蝠堂邓云乡。”下钦两枚小小私印，跋前也盖上一枚迎首印，为邓公常用的“红楼”二字。这册手稿不啻是我此次沪上淘书的最大收获。

邓云乡题记

遗憾的是，得到这册珍贵的稿本已经十余年了，虽然也曾数度研读，且又购回几册与汉代石经有关的古籍（如嘉定瞿中溶《汉石经考异补正》），但真正如邓公所期望的投身于对这卷稿本的研究，却始终未能起步。一是因工作繁忙，无暇他顾，二是这门学问确实艰深，我初入门径，难以上手。如今，捧读邓公十多年前的跋语，字迹犹新，声犹在耳，慨叹书存人杳，不禁心生愧怍，怅然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