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春夏之交的北京。蓝天如洗、百花盛开。

碧波荡漾的昆明湖畔，正在举行一场隆重的下水仪式。在西洋乐队奏响的鼓号声中，一艘造型优美、装饰华贵的皇家游艇徐徐下水。身着官服的清朝高官们一个个拍手相庆，他们称颂老佛爷宏德齐天，感叹大清朝威服四海。在众人的叩拜和称颂中，慈禧从座椅上站起来，由太监搀扶着走上游艇。马达启动，游艇剪开一路水花驶向湖心。

这艘被慈禧命名为“永和号”的游艇是日本政府所赠。原来，日俄两国为了各自在辽东半岛和朝鲜的利益，刚刚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展开了一场大战。精壮的男人被日俄两国虏去成为劳役，在战场上死于非命；数不清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则在隆隆的炮声中成为战争冤魂。令人惊诧的是，清政府面对这样一场严重侵犯国家主权，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竟宣布保持中立，还私下里支援了日本一批制盐。为表达对慈禧的谢意，日本政府特意让神户造船厂赶制了这艘游艇。

此时，距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日军把颐和园当成临时兵营不到十年。昆明湖中还有当年死去的冤魂；万寿山上还有当年留下的弹孔。

侧影（7）：最后一道挽幛

1901年，慈禧在晚清的政治赌盘上，投下了她人生的最后一注筹码：变法。

慈禧这时候提出变法，一是为了在西方列强面前进一步刷存在感，把自己打扮成主张变法、实行新政的旗手；二是为了应对国内危机。因为《辛丑条约》的签订，使神州大地到处埋伏着待燃的火种，不但下层百姓对腐朽的清王朝已充满绝望情绪，上层社会的士绅、商人、中小地主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清朝政权的不信任感也空前增长。慈禧必须做做样子，让人们感到这个政权在弃旧图新、中兴有望。

还没有离开西安时，慈禧就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文告，赌咒发誓：“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唯有变法自强，舍此更无他策。”回到北京后，她让皇上立马接见各国公使；自个儿则在颐和园与公使夫人“套磁”。以前因为觐见礼仪，接见外国使节和夫人是一件长期引发麻烦的事。慈禧所以一改祖制，采取了很多新派做法，就是要向西方诸国表明：她的政权并非顽固守旧，而是能够顺应列强需要。西方诸国也乐观其成，因为这个老太婆所说的变法自强，不过是重弹洋务派老调而已。

慈禧要变法，有一个绕不过的坎儿：怎样为自己正名。当初，她诛杀六君子、囚禁光绪帝，理由就是光绪推行的变法乃首倡邪说，惑世诬民。如今她变法的内容较之更甚，怎么办？这当然难不住慈禧。在宣布要变法的上谕中，她一锤定音画了条线：“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结论有了，论据何在？那就不必说了，权力就是这么任性。

清政府真能实行富国强民的变法吗？庚子之乱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经向李鸿章提议，政府应该拿出100万两白银投资教育。李摇摇头说，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李提摩太急了，双肩一耸，摊开双手说：“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回报。”李鸿章盯着李提摩太的蓝眼睛问：什么时候能看到回报？李提摩太回答：大概需要20年。李鸿章自嘲地一笑：我们可等不了那么久。就是这个李中堂，死后留给子孙的财产多达4千多万两白银。要知道，当年康熙盛世留给雍正朝的国库存银不过800万两，只相当于李中堂私人财产的五分之一，说李中堂富可敌国绝非诳语。中国历代王朝中，明清两代的官员俸禄较低，康熙年间，一个总督的年俸不过160两银子。李鸿章虽然官居极品，但朝廷给他发的工资和各种补贴加一起，恐怕也不及这个数字的零头。钱哪来的？无非是公器私用、权钱交易所得。可是当国家需要区区100万两白银投资教育时，他摇摇头，一句话就给否决了。清朝的权贵集团处事为人皆以自身利益为核心，触碰了这条底线，什么样的改革也不可能推行下去。

慈禧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时是有私心的：她列出了一个为期9年的时间表。今日慈禧的拥趸哀叹，如果她不是在公布时间表后溘然长逝，中国很有可能将成为日本、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民主宪政的曙光早就照耀中国了。这实在天真的可爱。切莫忘了，慈禧提出君主立宪时已经72岁，人生70古来稀，在医学不发达的近代中国已属高寿。慈禧自知不可能老而不死，即便活过80岁，年老体衰、精力不济，她还会醉心于权力场上的游戏吗？所以，她列出9年的时间表，估计并不是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而是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可以预见的有生之年，继续享受独裁和专制带给她的精神快感。

慈禧的任性，还可以通过一件小事有所体察。1904年慈禧太后废除了科举制度，在最后一届殿试中，她御览由八位阅卷大臣呈送的原案，发现殿试第一名的状元叫朱汝珍，不由皱了皱眉，拿起朱笔，将状元和榜眼调了个个儿。并非是这个朱汝珍的试卷有什么问题，只因他是广东人，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广东人，西太后最讨厌广东人。而且，这个状元的名字中有个珍字，容易让人联想起被她推入井中的珍妃。朱汝珍做梦也想不到，他会因为这样匪夷所思的原因，与状元失之交臂。

由这样一批自私、狭隘，没有世界目光的人主导改革，能够成功才怪。

变法的指挥部一直设在颐和园。慈禧先是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组成“督办政务处”；成立商部，改革军制，又在科举考试中废除了八股文，再下令把各地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接着又命令各省选派学生，用官费送到外国留学。这些新政大都是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明令提倡，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扼杀过的。至于要各省派遣留学生，这是在百日维新中还没有正式提出过的办法。

事情的诡异在于，同样的事情由光绪提出，就是祸国殃民、大逆不道，由她提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则变成了“变通政治，力图自强”。其实，甲午战败后，明晓厉害、精于权术的慈禧就明白了，大清朝不变法将社稷难保，关键是由谁主持变法。百日维新时，慈禧因为甲午战败，政治声誉受到影响；又置身于一个动辄祖制、有着排斥“女主”政治传统的朝代，不得不离开了权力中心。她是一个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者，对权力有着近乎病态的迷恋。颐和园的山光水色根本无法令她开心，她在昆明湖畔漫步，在万寿山上观景，但是她的心始终在朝堂之上。一有机会，肯定要夺回梦寐以求的权力。

几经犹豫，慈禧决定接受到国外“考察政治”归来的大臣建议：由清朝政府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这可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改革，慈禧为什么接受了呢？她并不是要顺应时代潮流，而是为了抵制革命。在颐和园听取考察归来的大臣汇报时，这个老太婆实实在在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使臣告诉她，革命党影响之大已令人震惊，孙文的反清演说听众动辄数千人，会场上群情激奋、互动热烈。革命党人发行的报纸印数几万，所到之处皆被抢购一空，人心思变成为潮流，只靠镇压已无济于事，要另辟蹊径才能消除统治危机。什么蹊径？宣布实行立宪，“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以达到“解散乱党”之目的。

1906年9月1日，慈禧在颐和园宣布预备立宪，不久颁布上谕要改革官制。这是改革的“深水区”，最容易触及各方利益。它的推出必须要有相互制衡的机制和出于公心的议事机构。慈禧让袁世凯主导这个官制改革方案，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接任了李鸿章死后留下的空缺，成了朝廷重臣，权力和野心在同步膨胀。这个方案的核心是，以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袁世凯与他的政治盟友、庆亲王奕劻谋定，由奕出任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任副职。内阁总理大臣和副总理大臣代替皇帝行使权力。皇帝发布的谕旨，未经内阁副署则不发生效力，袁氏几乎对自己的野心毫不掩饰。一时，朝廷震动、谤语如潮，就连一些汉臣也接连上折慈禧，指斥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实际上就是袁氏专权，庆亲王奕劻将徒有其名，权力必集中于权高位重的袁氏之手，不过是军机处换了一块责任内阁的牌子而已。因为西方的责任内阁，有议院的监督、限制，难以专权。而袁氏炮制的这个官制改革方案，根本没有议院什么事儿。代行皇权的责任内阁即不对皇上负责，也不对议院负责，袁世凯不是掌握了中枢实权吗？

这当然不是慈禧愿意看到的，她的君主立宪是为了消除内忧外患，以使“皇位永固”。1907年开始筹建资政院，从人员构成、议事内容和程序看，要完全受制于皇帝；这之后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23条，“君上大权”就有14条，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陟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还是典型的皇权专制。

初秋的颐和园，黄菊绽开、枫叶如火。慈禧居住的长寿宫，每天都有人去上折、哭诉，闹得慈禧寝食难安。她的改革本来就是想比划比划，向洋人刷一刷自己的存在感，没承想演变成了一场争夺权力的官场闹剧，真是让慈禧不胜其烦。她发牢骚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进昆明湖死了干净。说这话的慈禧当然是矫情，所谓得了便宜卖乖。一拨拨的王公大臣求见她，进言或者哭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恰到好处地满足了慈禧行使权力的心理需求。如果门庭冷落，她或许才会有跳河寻死的心呢。烦是事实，累也是事实，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烦、累并愉悦着。

推行改革，肯定要触及权贵利益。百日维新和慈禧主导的新政，是历史留给清政府的两次自我重生机会。遗憾的是，对体制内真正主张变革的人，清廷不惜用最激烈的手段进行清洗和镇压。它的腐败和愚昧就在于，只要权贵利益稍一受损必全力反对，完全缺乏战略眼光做整体的权衡，从而使社会变革的责任历史性的落在了体制外的人身上。以强力摧毁旧国家机器的革命，一般都会伴随腥风血雨，非忍无可忍，没有人愿意铤而走险。孙中山是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组织过多次推翻清王朝的武装暴动。1895年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和参加起义的战友被视为毒蛇猛兽，听到的全是诅咒和谩骂；而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却赢得了广泛的惋惜和同情，直到辛亥革命一声枪响，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不过，最早孙中山也曾写信给李鸿章希望改革，被置之不理才走上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清王朝一再拒绝改革逼出来的，确是诛心之论。

其实，西方列强也并不真愿意看到中国完成民主宪政。他们对维新派的声援，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其标准是对在华利益有益还是有害。日本、法国都曾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表示出兴趣，但是当清朝政府提出异议时，日本政府就不准孙中山滞留日本，法国也把孙中山逐出了越南。孙中山虽然在英国和美国不乏友人，但是他的革命活动却很少得到同英国、美国官方接近的人的赞助。因为英国和美国政府觉得，保持在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现状，或许对他们最为有利。所以对百日维新和慈禧改革持赞同态度，是因为这种改革不过是洋务运动的翻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通商、做买卖、有大把的银子进账，有什么不好呢？这种改革并不能使睡狮觉醒、卧龙飞天，而且可以使他们的在华利益进一步扩大。经过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的游说，美、英等国在庚子之乱后获得的战争赔款，又有相当一部分回流中国，建立了诸多大学，大力发展了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现代文明教育。他们认为，发生在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由于民众的愚昧与无知所致，而扫除愚昧与无知的最好办法只有教育。他们不希望在获取中国的利益时，这种盲目的排外情绪再一次野蛮宣泄。

慈禧的新政，本想为大清献上一桌丰盛的佳肴，以挽救这具随时会倒毙的政治僵尸；一些举措也值得称道，比如满汉可以通婚、废除科举、禁吸鸦片等等，但对于一艘已经四处漏水的沉船，几只沙袋怎么能够阻止其倾覆？为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朝廷对原有的赋税加码征收，新创的杂税又层出不穷；各省官吏大肆贪污中饱私囊，并以筹款办理新政的名义自行增加捐税。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对所谓新政日趋绝望。这次改革，成了为行将就木的大清国准备的最后一道挽幛。

临湖依山的乐寿堂，是慈禧在颐和园的寝宫。我去的时候，玉兰、海棠和牡丹竞相绽放，满庭花香。慈禧当年种下这三种花儿，是取“玉堂富贵”之意。如今花香依旧，做为一种政治理想，老佛爷企盼的“玉堂富贵”却永远成了泡影。

伴随她撒手人寰，那一道挽幛终于挂在了残喘待终的大清灵前。

我在颐和园行走。红衣白帽的导游举着小旗，引领一群外国游客参观玉澜堂。她说百日维新失败后，光绪皇帝长期囚禁于此，郁郁寡欢、百无聊赖，只能靠敲击木鼓消磨时光。

老外有些惊诧。导游小姐说的不错，光绪是京剧票友，曾为“亲爸爸”上台助兴，如同乾隆皇帝当年为孝圣宪皇太后登台献艺。只不过，乾隆玩票，是母慈子孝的佳话；光绪击鼓，则是迫于慈禧淫威的讨好献媚之举。慈禧重新训政后，用砖砌死通道，小庭幽院，便映衬了光绪生命的全部投影。头上，只有一方蓝天；脚下，不过百尺青砖。陪伴青年皇帝的是冬天的飞雪、秋日的落红，心中的郁闷与说不尽的幽怨。

距一个王朝的落幕已逾百年。日月轮转、山河变换，我的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孤寂、凄婉的击鼓声。它从历史的迷雾中传来，一声声，如诉如泣，倾诉着王朝更替的真相；一阵阵，唏嘘忧婉，感叹着世道人心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