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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那些事(终)

许长庆摄影.jpg

1908年春夏之交的北京。蓝天如洗、百花盛开。

碧波荡漾的昆明湖畔,正在举行一场隆重的下水仪式。在西洋乐队奏响的鼓号声中,一艘造型优美、装饰华贵的皇家游艇徐徐下水。身着官服的清朝高官们一个个拍手相庆,他们称颂老佛爷宏德齐天,感叹大清朝威服四海。在众人的叩拜和称颂中,慈禧从座椅上站起来,由太监搀扶着走上游艇。马达启动,游艇剪开一路水花驶向湖心。

这艘被慈禧命名为“永和号”的游艇是日本政府所赠。原来,日俄两国为了各自在辽东半岛和朝鲜的利益,刚刚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展开了一场大战。精壮的男人被日俄两国虏去成为劳役,在战场上死于非命;数不清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则在隆隆的炮声中成为战争冤魂。令人惊诧的是,清政府面对这样一场严重侵犯国家主权,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竟宣布保持中立,还私下里支援了日本一批制盐。为表达对慈禧的谢意,日本政府特意让神户造船厂赶制了这艘游艇。

此时,距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日军把颐和园当成临时兵营不到十年。昆明湖中还有当年死去的冤魂;万寿山上还有当年留下的弹孔。

侧影(7):最后一道挽幛

1901年,慈禧在晚清的政治赌盘上,投下了她人生的最后一注筹码:变法。

慈禧这时候提出变法,一是为了在西方列强面前进一步刷存在感,把自己打扮成主张变法、实行新政的旗手;二是为了应对国内危机。因为《辛丑条约》的签订,使神州大地到处埋伏着待燃的火种,不但下层百姓对腐朽的清王朝已充满绝望情绪,上层社会的士绅、商人、中小地主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清朝政权的不信任感也空前增长。慈禧必须做做样子,让人们感到这个政权在弃旧图新、中兴有望。

还没有离开西安时,慈禧就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文告,赌咒发誓:“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唯有变法自强,舍此更无他策。”回到北京后,她让皇上立马接见各国公使;自个儿则在颐和园与公使夫人“套磁”。以前因为觐见礼仪,接见外国使节和夫人是一件长期引发麻烦的事。慈禧所以一改祖制,采取了很多新派做法,就是要向西方诸国表明:她的政权并非顽固守旧,而是能够顺应列强需要。西方诸国也乐观其成,因为这个老太婆所说的变法自强,不过是重弹洋务派老调而已。

慈禧要变法,有一个绕不过的坎儿:怎样为自己正名。当初,她诛杀六君子、囚禁光绪帝,理由就是光绪推行的变法乃首倡邪说,惑世诬民。如今她变法的内容较之更甚,怎么办?这当然难不住慈禧。在宣布要变法的上谕中,她一锤定音画了条线:“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结论有了,论据何在?那就不必说了,权力就是这么任性。

清政府真能实行富国强民的变法吗?庚子之乱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经向李鸿章提议,政府应该拿出100万两白银投资教育。李摇摇头说,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李提摩太急了,双肩一耸,摊开双手说:“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回报。”李鸿章盯着李提摩太的蓝眼睛问:什么时候能看到回报?李提摩太回答:大概需要20年。李鸿章自嘲地一笑:我们可等不了那么久。就是这个李中堂,死后留给子孙的财产多达4千多万两白银。要知道,当年康熙盛世留给雍正朝的国库存银不过800万两,只相当于李中堂私人财产的五分之一,说李中堂富可敌国绝非诳语。中国历代王朝中,明清两代的官员俸禄较低,康熙年间,一个总督的年俸不过160两银子。李鸿章虽然官居极品,但朝廷给他发的工资和各种补贴加一起,恐怕也不及这个数字的零头。钱哪来的?无非是公器私用、权钱交易所得。可是当国家需要区区100万两白银投资教育时,他摇摇头,一句话就给否决了。清朝的权贵集团处事为人皆以自身利益为核心,触碰了这条底线,什么样的改革也不可能推行下去。

慈禧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时是有私心的:她列出了一个为期9年的时间表。今日慈禧的拥趸哀叹,如果她不是在公布时间表后溘然长逝,中国很有可能将成为日本、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民主宪政的曙光早就照耀中国了。这实在天真的可爱。切莫忘了,慈禧提出君主立宪时已经72岁,人生70古来稀,在医学不发达的近代中国已属高寿。慈禧自知不可能老而不死,即便活过80岁,年老体衰、精力不济,她还会醉心于权力场上的游戏吗?所以,她列出9年的时间表,估计并不是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而是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可以预见的有生之年,继续享受独裁和专制带给她的精神快感。

慈禧的任性,还可以通过一件小事有所体察。1904年慈禧太后废除了科举制度,在最后一届殿试中,她御览由八位阅卷大臣呈送的原案,发现殿试第一名的状元叫朱汝珍,不由皱了皱眉,拿起朱笔,将状元和榜眼调了个个儿。并非是这个朱汝珍的试卷有什么问题,只因他是广东人,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广东人,西太后最讨厌广东人。而且,这个状元的名字中有个珍字,容易让人联想起被她推入井中的珍妃。朱汝珍做梦也想不到,他会因为这样匪夷所思的原因,与状元失之交臂。

由这样一批自私、狭隘,没有世界目光的人主导改革,能够成功才怪。

变法的指挥部一直设在颐和园。慈禧先是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组成“督办政务处”;成立商部,改革军制,又在科举考试中废除了八股文,再下令把各地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接着又命令各省选派学生,用官费送到外国留学。这些新政大都是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明令提倡,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扼杀过的。至于要各省派遣留学生,这是在百日维新中还没有正式提出过的办法。

事情的诡异在于,同样的事情由光绪提出,就是祸国殃民、大逆不道,由她提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则变成了“变通政治,力图自强”。其实,甲午战败后,明晓厉害、精于权术的慈禧就明白了,大清朝不变法将社稷难保,关键是由谁主持变法。百日维新时,慈禧因为甲午战败,政治声誉受到影响;又置身于一个动辄祖制、有着排斥“女主”政治传统的朝代,不得不离开了权力中心。她是一个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者,对权力有着近乎病态的迷恋。颐和园的山光水色根本无法令她开心,她在昆明湖畔漫步,在万寿山上观景,但是她的心始终在朝堂之上。一有机会,肯定要夺回梦寐以求的权力。

几经犹豫,慈禧决定接受到国外“考察政治”归来的大臣建议:由清朝政府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这可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改革,慈禧为什么接受了呢?她并不是要顺应时代潮流,而是为了抵制革命。在颐和园听取考察归来的大臣汇报时,这个老太婆实实在在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使臣告诉她,革命党影响之大已令人震惊,孙文的反清演说听众动辄数千人,会场上群情激奋、互动热烈。革命党人发行的报纸印数几万,所到之处皆被抢购一空,人心思变成为潮流,只靠镇压已无济于事,要另辟蹊径才能消除统治危机。什么蹊径?宣布实行立宪,“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以达到“解散乱党”之目的。

1906年9月1日,慈禧在颐和园宣布预备立宪,不久颁布上谕要改革官制。这是改革的“深水区”,最容易触及各方利益。它的推出必须要有相互制衡的机制和出于公心的议事机构。慈禧让袁世凯主导这个官制改革方案,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接任了李鸿章死后留下的空缺,成了朝廷重臣,权力和野心在同步膨胀。这个方案的核心是,以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袁世凯与他的政治盟友、庆亲王奕劻谋定,由奕出任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任副职。内阁总理大臣和副总理大臣代替皇帝行使权力。皇帝发布的谕旨,未经内阁副署则不发生效力,袁氏几乎对自己的野心毫不掩饰。一时,朝廷震动、谤语如潮,就连一些汉臣也接连上折慈禧,指斥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实际上就是袁氏专权,庆亲王奕劻将徒有其名,权力必集中于权高位重的袁氏之手,不过是军机处换了一块责任内阁的牌子而已。因为西方的责任内阁,有议院的监督、限制,难以专权。而袁氏炮制的这个官制改革方案,根本没有议院什么事儿。代行皇权的责任内阁即不对皇上负责,也不对议院负责,袁世凯不是掌握了中枢实权吗?

这当然不是慈禧愿意看到的,她的君主立宪是为了消除内忧外患,以使“皇位永固”。1907年开始筹建资政院,从人员构成、议事内容和程序看,要完全受制于皇帝;这之后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23条,“君上大权”就有14条,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陟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还是典型的皇权专制。

初秋的颐和园,黄菊绽开、枫叶如火。慈禧居住的长寿宫,每天都有人去上折、哭诉,闹得慈禧寝食难安。她的改革本来就是想比划比划,向洋人刷一刷自己的存在感,没承想演变成了一场争夺权力的官场闹剧,真是让慈禧不胜其烦。她发牢骚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进昆明湖死了干净。说这话的慈禧当然是矫情,所谓得了便宜卖乖。一拨拨的王公大臣求见她,进言或者哭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恰到好处地满足了慈禧行使权力的心理需求。如果门庭冷落,她或许才会有跳河寻死的心呢。烦是事实,累也是事实,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烦、累并愉悦着。

推行改革,肯定要触及权贵利益。百日维新和慈禧主导的新政,是历史留给清政府的两次自我重生机会。遗憾的是,对体制内真正主张变革的人,清廷不惜用最激烈的手段进行清洗和镇压。它的腐败和愚昧就在于,只要权贵利益稍一受损必全力反对,完全缺乏战略眼光做整体的权衡,从而使社会变革的责任历史性的落在了体制外的人身上。以强力摧毁旧国家机器的革命,一般都会伴随腥风血雨,非忍无可忍,没有人愿意铤而走险。孙中山是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组织过多次推翻清王朝的武装暴动。1895年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和参加起义的战友被视为毒蛇猛兽,听到的全是诅咒和谩骂;而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却赢得了广泛的惋惜和同情,直到辛亥革命一声枪响,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不过,最早孙中山也曾写信给李鸿章希望改革,被置之不理才走上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清王朝一再拒绝改革逼出来的,确是诛心之论。

其实,西方列强也并不真愿意看到中国完成民主宪政。他们对维新派的声援,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其标准是对在华利益有益还是有害。日本、法国都曾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表示出兴趣,但是当清朝政府提出异议时,日本政府就不准孙中山滞留日本,法国也把孙中山逐出了越南。孙中山虽然在英国和美国不乏友人,但是他的革命活动却很少得到同英国、美国官方接近的人的赞助。因为英国和美国政府觉得,保持在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现状,或许对他们最为有利。所以对百日维新和慈禧改革持赞同态度,是因为这种改革不过是洋务运动的翻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通商、做买卖、有大把的银子进账,有什么不好呢?这种改革并不能使睡狮觉醒、卧龙飞天,而且可以使他们的在华利益进一步扩大。经过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的游说,美、英等国在庚子之乱后获得的战争赔款,又有相当一部分回流中国,建立了诸多大学,大力发展了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现代文明教育。他们认为,发生在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由于民众的愚昧与无知所致,而扫除愚昧与无知的最好办法只有教育。他们不希望在获取中国的利益时,这种盲目的排外情绪再一次野蛮宣泄。

慈禧的新政,本想为大清献上一桌丰盛的佳肴,以挽救这具随时会倒毙的政治僵尸;一些举措也值得称道,比如满汉可以通婚、废除科举、禁吸鸦片等等,但对于一艘已经四处漏水的沉船,几只沙袋怎么能够阻止其倾覆?为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朝廷对原有的赋税加码征收,新创的杂税又层出不穷;各省官吏大肆贪污中饱私囊,并以筹款办理新政的名义自行增加捐税。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对所谓新政日趋绝望。这次改革,成了为行将就木的大清国准备的最后一道挽幛。

临湖依山的乐寿堂,是慈禧在颐和园的寝宫。我去的时候,玉兰、海棠和牡丹竞相绽放,满庭花香。慈禧当年种下这三种花儿,是取“玉堂富贵”之意。如今花香依旧,做为一种政治理想,老佛爷企盼的“玉堂富贵”却永远成了泡影。

伴随她撒手人寰,那一道挽幛终于挂在了残喘待终的大清灵前。

我在颐和园行走。红衣白帽的导游举着小旗,引领一群外国游客参观玉澜堂。她说百日维新失败后,光绪皇帝长期囚禁于此,郁郁寡欢、百无聊赖,只能靠敲击木鼓消磨时光。

老外有些惊诧。导游小姐说的不错,光绪是京剧票友,曾为“亲爸爸”上台助兴,如同乾隆皇帝当年为孝圣宪皇太后登台献艺。只不过,乾隆玩票,是母慈子孝的佳话;光绪击鼓,则是迫于慈禧淫威的讨好献媚之举。慈禧重新训政后,用砖砌死通道,小庭幽院,便映衬了光绪生命的全部投影。头上,只有一方蓝天;脚下,不过百尺青砖。陪伴青年皇帝的是冬天的飞雪、秋日的落红,心中的郁闷与说不尽的幽怨。

距一个王朝的落幕已逾百年。日月轮转、山河变换,我的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孤寂、凄婉的击鼓声。它从历史的迷雾中传来,一声声,如诉如泣,倾诉着王朝更替的真相;一阵阵,唏嘘忧婉,感叹着世道人心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