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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天空(上)

这应该是上个世纪70年代,或者还要早一点,两位国外学者谈起中国的事了。

日本创价学会的会长池田大作,在一次聚会上,与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华夏文明。这位日本作家、政治和宗教活动家,忽发奇想,问这位专门研究东、西方文明发展、交流、碰撞、互动的英国学者:“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

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选择唐代。”

“那么——”池田大作试探地问:“你首选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长安了。”

中世纪的长安,作为唐朝的首都,幅员广阔,人口稠密,商业发达,文化鼎盛,是公元9世纪前全球顶尖级的都市,堪与古罗马帝国的大罗马地区相媲美。现在的省会西安,不过是在原来皇城及部分宫殿基础上,建起来的小而又小之的新城,与当年庞大的长安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今天的西安,仰望苍穹,很难想象当年那近100平方公里的唐朝都城天空,该是何等的气势。 

1924年,鲁迅到西安去了一趟,就是为了这个天空。他一直有个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主人公是杨贵妃,因此,他来到故事发生的背景地,无非实地考察一下,寻找一点感觉。这种做法,在当今先锋才子眼中,自然是老派作家的迂腐行为了,会对其大摇其头,面露鄙夷之色的。

“唐朝的天空”这个说法,是鲁迅上世纪30年代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出来的。他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生活之树,有时也不常绿。不看倒好,一看,结果却是大失所望。

此长安已非彼长安了,在唐以前,这里曾是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其中还包括黄巢的大齐,十一朝定为国都的城市,时间长达千年之久。但到唐代末年,有一个比黄巢更残忍的朱全忠,“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资治通鉴·唐纪八十》)经过这次彻底破坏以后,如刘禹锡诗云,“金陵王气黯然收”,长安风水尽矣!嗣后,除了李自成的短命大顺,没有一个打天下坐江山者,有在这里建都立国,作长治久安之计。所以,鲁迅以为来到这个以羊肉泡馍和秦腔闻名的西安,能够看到大唐鼎盛时期的天空,那自然要徒劳往返的了。

鲁迅此次访陕,看过秦腔,买过拓片,有没有吃过羊肉泡馍,不得而知。但这些离唐朝太远的事物,大概无助于他的创作,于是,那部长篇小说《杨贵妃》,遂胎死腹中,成为现代文学之憾。

不过,唐朝终究是伟大的唐朝,英国的汤因比,如果让他再活一次,竟舍弃伦敦而就长安。从来不作长篇小说的鲁迅,却要为唐朝的杨贵妃立传,还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寻找唐朝天空。我一直忖度,应该不能以今天基本贫瘠的西部状况,来考量两位智者对于那个伟大朝代的认知,从而觉得他们的想法,属于“匪夷所思”之类。看来,这个朝代,这座城市,不仅在中国历史,甚至在全人类历史上,也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

在中世纪,自河洛地区,关中地区,以及长安而西,越河西走廊,一直到西域三十六国,由丝绸之路贯穿起来的广袤地区,由汉至唐,数百年间,中土与边陲,域外与更远的国族之间,虽然,没断了沙场厮杀,兵戎相见,枕戈汗马,狼烟鸣镝。即使到了隋末唐兴的公元7世纪,李世民开始他的贞观之治的时候,据钱穆《国史大纲》:“自隋大业七年至唐贞观二年,前后十八年,群雄纷起者至百三十余人,拥众十五万以上者,多达五十余,民间残破已极。”但是,应该看到,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无论怎样铁蹄千里,怎样倾国来犯,其实,倒是某种意义上的“绿色”战争,相当程度上的“环保”战争,对于人类居住环境的危害,不是那么严重。甚至不如现在一个县城里的小化肥,小造纸,小化工,更能糟蹋地球呢!古人打完仗,拍拍屁股,回家继续种庄稼,所以,地照样绿,水照样清,空气照样清新,天空照样明亮。

中古时期,由于森林的蓄积,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发和补给,都还处于正常状态之中,因此,历经战乱的古都,由于“八水绕长安”的大气环境,能够保持郁郁葱葱,空气湿润,林木苍翠,鸟语花香的氛围,所以,才有可能出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诗中前两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场景。

虽然,诗的后两句:“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似乎有点悲凉,那也只是我们读者的感受,但当事人就未必了。实际上,元二出了阳关,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出塞》)的安西,即今之新疆库车。别看气候干旱,人烟稀少,沙尘肆虐,烈日炙烤,那也是另有引人向往的一个去处。

第一,当时的汉民族,还不那么深受礼教的束缚,敢于向往自由,能够追求率性,比后来的中国人要敢爱敢恨一些;第二,当时的少数民族,尚武少文,性腺发达,则更为放荡放肆,感情强烈。来自长安的元二先生,会在那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的帐篷中,毳屋里,生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么?光那些大坂城的姑娘,就够他眼睛忙不过来了。

由于南北朝到隋唐的数百年间,中原的汉民族与边外的少数民族,不停地进行着胜者和败者角色互换的战争游戏,一个时期,大批被掳掠的汉人,被胡骑裹胁而西,一个时期,大批降服的胡人,进入汉人居住区域,打仗的同时,也是一个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融合过程。胡汉杂处的结果,便是汉民族的血液里,大量搀进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灵魂中,也铭刻下汉民族的文化烙印。犹如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所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这种种族的杂交趋势,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唐代,达到了顶峰。

正是这种异族血脉的流入,唐人遂有与前与后大不相同的气象。

今天还能看到的唐人绘画,如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如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中,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胸满欲溢,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窦初开,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如阎立本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如懿德太子墓壁画《仪仗图》,如长乐公主墓壁画《仪仗图》中,那些策马扬鞭,引弓满月的壮士,那些膀阔胸广,面赤髭浓的官人。试想,如此内分泌贲张的女性,如此荷尔蒙发达的男性,“春风雨露一相逢”,恐怕连整个大气层,也就是整个天空,都洋溢着难以名状的生殖气氛。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许在极目无垠的大漠里,驼铃声细,马蹄声碎,会感到寂寥和单调。但当绿洲憩息,与那些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云;弦索弹拨,耳鬓厮磨;毡房夜宿,玉体横陈,那肯定是乐不思蜀了。

唐贞观四年(630年)平东突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年)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年)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7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9世纪,丝绸之路曾经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由于丝路重开,商贸的往来,行旅的流动,文化的互动,宗教的传播,甚至比战争行为,更能加剧了这种民族之间的沟通和融合。当时的长安城里,到底生活着多少胡人,至今难在典籍中查出这份统计。从唐·刘肃《大唐新语》中一则案件的记载,便可想象得知胡人在长安城里,数量之多。正如文中所说,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汉,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