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陈独秀寓所，既是《新青年》编辑部，也是《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

你听说过老渔阳里2号吗？你去过老渔阳里2号吗？

发生在老渔阳里2号的故事，距离今天已经整整100年了。那是1920年，在上海。或许，没有人知道老渔阳里2号的门牌究竟更换了多少次，但人们知道它现在的铭牌是南昌路100弄2号。10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里选择了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创世纪地铸就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起点。

20世纪20年代，刚刚开埠的上海，租界林立，石库门这种别具一格的里弄住宅，可谓老上海的缩影。位于法租界环龙路的老渔阳里2号，是一幢典型的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门楣上方是一个典型的A字三角形石雕，布局精巧，整洁干净。这里原本是老革命党人柏文蔚的公馆。2月19日，刚刚获保释出狱的陈独秀从北京秘密抵达上海。这一天，正是大年三十。3月初，他从好友汪孟邹位于五马路（今广东路）棋盘街的亚东图书馆搬到这里居住，原本冷冷静静的柏公馆一下子就热闹起来，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现在，“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回到了上海，新文化运动的“旗舰”——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自然也跟着他回来了，老渔阳里2号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在陈独秀的身边，又汇聚了一群新青年，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陈望道、施存统、杨明斋等是老渔阳里2号的座上宾。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毛泽东

走进老渔阳里2号，进门就是客堂间，也是陈独秀的会客室。瞧！堂间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陈独秀确实太忙了，拜访者络绎不绝，踏破了门槛。堂间有一把皮面靠背摇椅，与人谈话时，他就坐在这把摇椅上。陈独秀中等身材，前额宽广，眼神炯炯，闪耀着智慧之光。在年轻人眼里，这位思想界的大明星，仪表确实与众不同，西装革履，体态文雅，待人随和，是一位杰出的健谈者。在不拘形式的谈话中，他顷刻间就能把对方征服，一笑起来就露出整齐洁净的牙齿，散发着充沛的生命活力，俨然是一位大知识分子。

夏天来了，亚热带季风也给上海带来了雨水。5月5日，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了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五四运动前夕，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创办了《湘江评论》。因为组织发动“驱张（敬尧）运动”，他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于1919年12月18日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99号（今北长街20号）福佑寺。完成北京的事务后，他匆匆赶往上海。5月8日，在上海半淞园，他同萧三、彭璜等为欢送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陈赞周等六位新民学会会员开送别会。一年前，同样是为了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他也是从北京赶到上海。那一次，毛泽东遭遇了困难。1936年10月，他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口述自传时回忆说：“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连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了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毛泽东称这位湖南老友是他的“救命菩萨”。

这位“救命菩萨”名叫李声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与毛泽东相识，也参加了新民学会。早在1918年夏天，他就来到上海，在一家古董玩具店帮工。1920年3月，作为《新青年》的忠实粉丝，他获悉陈独秀的住处，便来到老渔阳里2号慕名拜访。作为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他听从陈独秀的意见，改名李中, 进入有3000多名工人的江南造船厂当了一名钳工。因深得陈独秀赏识，李中就被邀请临时住在老渔阳里2号，跟随陈独秀一起开展工人运动。

在上海，毛泽东很快就见到了这位久别的湖南老友。李中劝毛泽东一起从事工人运动。毛泽东也很想向李中学习，在写给罗学瓒的信中谈起此事时说：“我现在很想作工，在上海，李声澥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作工就好。李君声澥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个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已渐得到每月工资12元。他寓居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

1920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和彭璜、李启汉等跟随李中走进了老渔阳里2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毛泽东比陈独秀小14岁，也算是忘年交了。早在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佐理员的时候，文科学长陈独秀就经常来他这里借阅书刊。几十年后，毛泽东依然念念不忘，“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陈独秀

这是毛泽东和陈独秀第二次相逢。一见面，陈独秀愤愤地说：“我非常欢迎你们湖南人的这种精神。对湖南，我真想说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 ，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因为张敬尧是安徽人，在湖南任都督期间胡作非为，横征暴敛。

“先生这么说，我们就觉得羞愧了，担当不起。”毛泽东诚恳地说，“《新青年》为我们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这种至高至坚的精神，令人敬仰。我从北京回湖南后，办了一个《湘江评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后来就是被张敬尧给查封了。”

“《湘江评论》办得不错，尽管我不是每期都能看得到。”陈独秀充满期望地看着毛泽东，“我出狱以后，听说你们发起了‘驱张运动’，感觉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复活了。我盼望着你们有实际的行动和事实，而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或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成为一场空梦。”他还例举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兴、蔡锷，赞扬他们都是艰苦奋斗、扎硬寨、打死战的湖南人。

谈话中，毛泽东向陈独秀说明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征求陈独秀的意见。在毛泽东身上，陈独秀看到了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十分高兴地说：“一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的大问题。奥利芙·施赖纳的小说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你见过蝗虫它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走了，于是第二个来了，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的价值。”

毛泽东说：“先生说得真好。有真生命的人，是因为他们造的桥的生命永远存在那里，在我们心中。”

“是的，我们欢迎湖南人的这种奋斗的精神，欢迎奋斗造桥的精神，也欢迎你们作为年轻的一代，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兴、蔡锷诸位先生所造的桥还要雄大精美得多。”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跟陈独秀谈起在北京与李大钊见面的情形。他说：“我在北京读了许多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像邵飘萍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还看到了一些共产主义书籍。”

陈独秀笑着说：“现在，陈望道刚刚完成《共产党宣言》全本的翻译工作，我和李汉俊先生正在校阅，马上就要出版了。出版后，我就给你们寄过去。”

毛泽东说：“我在北京也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一些章节的译本，很有兴味。”

陈独秀听后，非常欣慰，感觉遇到了知己，越说越有兴致。他告诉毛泽东：“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著作，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湖南受军阀蹂躏较其它省份惨痛，社会各阶层都对督军制度有反感，尤其是工人农民。前不久，上海厚生纱厂女工事件在长沙新闻界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专门做了调查，想必你们也看到了。”

毛泽东说：“我在《新青年》上看到了，感谢先生为我们湖南女工说了公道话。的确像先生所说，现在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的时代，而不仅仅是要求待遇的问题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

“厚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无论办法好歹，都不单是湖南的女工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的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要知道，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住的房屋，都是劳动者做的。社会上有各种人，唯有劳动者才是社会的台柱子。”说到这里，陈独秀指着李中说，“现在，我请李中和我一起组织机器工会，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觉悟，一起为这个国家而奋斗。”

听了陈独秀的话，毛泽东眼睛一亮，特别是“工人是社会的台柱子”这句话越发觉得形象生动。他向陈独秀表示，回长沙后，将筹办文化书社、工人夜校，宣传新思想，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把自治运动搞起来。陈独秀十分赞许。

1920年7月，返回长沙前夕，毛泽东再次登门，向陈独秀告别。在老渔阳里2号，他详细汇报了回湘后的打算，包括成立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承诺继续做好《新青年》的发行工作。陈独秀十分赞赏，对毛泽东说：“我正在筹备组建共产党。如果你们的计划顺利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毛泽东兴奋地说：“我们也想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做好湖南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今后请先生多多指导。”陈独秀握着毛泽东的手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发扬湖南人的奋斗精神！”

的确，在上海的这两个月，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他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说：“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毛泽东感觉自己像“睡在鼓里”一样。这次与陈独秀的会见，他茅塞顿开。后来，他在自传中深情地回忆道：“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上海，对陈独秀来说确实是一块福地。这里，不仅是他躲过数次通缉追捕的避难地，也是他四次东渡日本求学或流亡的出发地，还是他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现在，上海又将成为他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滥觞之地，他将带领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在这里与产业工人相结合，以俄国为榜样，开始探索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就在毛泽东1920年5月抵达上海的时候，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在与毛泽东会见的这个6月里，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那时，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也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抑或叫社会共产党？为此，陈独秀专门致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同意并决定党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创建工作，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和指挥中心。从此，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有了共产党。

这年11月，在老渔阳里2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创办了党中央机关理论刊物《共产党》。其间，陈独秀分别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的朋友们写信，希望他们尽快筹备建立党组织。不久，陈独秀收到了毛泽东热情洋溢的邀请，希望他去长沙出席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因要去广州就职，遗憾未能成行。于是，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日出东方，苦难辉煌。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沧海桑田，换了人间。穿越百年时光，老渔阳里2号，一个见证开天辟地大事变的地方，一个不应该遗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