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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礼习俗轶事

逢年节,最重要的当然是欢聚宴庆,但礼亦不可缺。“礼”字在几千年前就出现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故年节送礼已成为重要民俗之一,甚至是一门学问。年节有大小,亲朋有远近厚薄,送礼要得体,也需权衡。


在封建时代有专设的礼仪部门,大宅门里也有管家专司其职。

年节送礼   绘画李滨声副本.jpg

说起送礼,源远流长,可以写一本书。远的不谈,只可浅近谈及清代至民国以后。清代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离不开年节送礼。但最重要的还是过节。过去皇帝登基换年号都要从农历正月初一算起。过年送礼最重的就应该算是国礼。清康乾时代,疆土辽阔,有很多藩国,如朝鲜、越南、缅甸、琉球等,经常进贡,包括恭贺“万岁登基”。藩国要派使节进贡礼品。礼品无所不包,可以是珍禽异兽、珠宝土产,甚至兵器盔甲。我记得看过一则史料记载,谈及琉球国送礼就是倭刀之类。清中期以后,与一些国家互派公使,逢到节日,各国公使也要晋见,也要互赠礼品。民初如袁世凯准备“登基”,就派陶务监督郭葆昌烧制大批精美瓷器,以回赠朝贺的各国公使。这就是后来被收藏界颇推重的“洪宪瓷”。


清代规定元旦、冬至、万寿圣节为正式节日,节礼一般重视春节、端午、中秋三大节,元宵、清明、冬至、腊八等算小节,过去除祭祀仪式外,都要送礼,而且颇为复杂,亲戚、朋友、上下级乃至王公贵族甚至宫廷内都要送。皇帝向王公贵戚送(宫廷用语叫“赏”),礼品有福字、对联、荷包、银两甚至食品等,皇上“赏”礼是礼仪性的,不在厚薄,能够得到“赏”礼已是万分荣耀了。尤其是福字,赐福字始自康熙皇帝,颁赐王公大臣和封疆大吏,从此成为清宫典制,还要在乾清宫等处举行颁赐仪式,被赐对象有军机大臣、两书房翰林、内务府大臣及二品以上官员。道光年间还加赐“寿”字。福字格式多为丝绢纸笺,丹砂底色,绘金云龙纹。但皇帝并不亲自书写福字和对联,一般由翰林们代笔,而且被赠者若遭到夺官抄家,礼品要被收缴。偶见拍卖会出现西太后节日赐大臣的“福”字,其实也是翰林们代写。西太后的毛笔字功底很差,她唯一传世的毛笔字是开去恭亲王一切差事的亲笔谕旨,不仅字劣,且有错別字。今天送“福”字更是成为人们春节祝福的重要象征。


清代的年节,按成例只有各省总督、巡抚这一级封疆大吏有权向皇帝呈拜贺表章和进贡年节礼品。而且在乾隆年以前,进贡礼品仅限于冬至、中秋、皇帝生辰。但乾隆喜欢送礼,原来严格的规制被破坏,除总督、巡抚,之下的布政使、按察使等,包括京城的翰林,都可以进贡礼品。甚至百姓也可通过地方大员将贡品转呈给乾隆皇帝。此风一开,天下熙攘,一些贪官正好借此敛财。





两广总督李侍尧被称为“优于办贡”,大受乾隆宠信。被时人认定他是乾隆一朝借年节进贡之风大兴的始作俑者:“(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现存内廷档案中有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应是冬至节时,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所进贡物品清单,令人触目惊心于他进贡节礼之“气魄”:


古玩古窑瓷器、珊瑚、蜜蜡、脂玉、金、银、翡翠、紫檀、玛瑙、钻石、珐琅、缎绣等等无所不包,共74项数百件之多!其人工耗资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其中还有宋元古瓷,其价更昂。


李侍尧热衷“办贡”,一是投其所好拍乾隆马屁,另外也借此大肆向下属摊派,中饱私囊。他的贪名连来华朝鲜使节也知道:“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乾隆皇帝为显示帝王气度,对所进贡品,一般不全收,择选之后要退回。在上引这张贡单中,乾隆只挑了十来件,其余数百件皆退还,但被李侍尧全部侵吞。乾隆四十五年,李侍尧被治罪抄家,才发现这次退回的贡品皆被他贪污,而且还发现其它大批进贡退回的价值连城的宝物也尽入私囊。另一个“进贡能臣”是山东巡抚国泰,其进贡之频繁竟然让爱收礼的乾隆也烦了,曾在贡折上斥责道:“何必殷勤至是?今所贡财器都闲置圆明园库,亦无用处,数年后烂坏而已。”乾隆谕批发给国泰三个月后,因国泰对下属摊派,贪敛财富,致整个山东财政亏空被检举,七天之后即被赐自尽。


李侍尧、国泰借年节进贡大肆贪污,不仅败坏吏治风气,而且成为盘剥民间百姓的新途径。有人分析过:省级督抚贪官送礼皇帝一万两,从下级州县即敛来十万两,而州县则会从民间横征暴敛百万两!最苦的是民间百姓!那清单上一件件贡品,何尝不是民脂民膏所制成?清代有不少民谣表达了对贪官盘剥百姓的憎恶:“一代做官,三代打砖(喻做苦力)”,“一世作宦,九世儿牛。可想见官界之罪恶”。


除皇室外,其他各阶层过年送礼就更复杂了,其品类繁多,真是无法说清。不过,旧时将所有礼品概而括之分成两大类:“干礼”与“水礼”。“干礼”指贵重礼品如金、银、绸、缎之类。“水礼”则指食品、果品杂项之类。过去送礼要有“礼单”,收礼要记“礼账”。礼单一般是红纸折成折子,大约五六寸高、三四寸宽。纸用大红或红梅,封面恭楷书“礼单”二字,一一罗列;礼品名称细目、件数,前面书写通用的吉祥用语。礼品不能是单数,要四色、八色。收礼者可照单全收,也可全不收。按惯例基本是有收有退。并在礼单上注明“敬领”或“敬谢”,再把礼单交送礼人带回禀报主人。之后礼品要记账,主要目的是还礼时查考,以便对等。送礼一般主人不去,对送礼的仆人要给“赏钱”,俗称“封儿”,男仆赏“封儿”,女仆赏“尺头”,就是可做一件衣服的绸缎衣料。当然,仆人必须要带上主人的名帖(类似如今的名片)。


送礼的讲究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已故的张伯驹先生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一书中,谈过拜年回礼的轶事。他家与袁世凯有戚谊,有一年逢春节,奉父亲张镇芳之命去中南海居仁堂给袁世凯拜年,辞出回家刚进门,回礼即到:金丝猴皮褥两副,狐皮、紫羔皮衣各一袭,书籍四部,食物等四包。由此可见“大总统”的“气派”。张伯驹当年18岁,感慨“余正少年,向不服人,经此一事,英气全消!”阔绰的回礼竟让一个人“英气全消”,真是令人莫可置语。不过在袁世凯而言,送张伯驹的年节回礼真是不值一提。袁世凯是清末有名的送礼大咖,出手极其阔绰,是清末官场腐败的典型代表人物。


袁世凯对宫廷的供奉礼品,一向为各省总督、巡抚之首。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中秋节,袁世凯于初五日贡奉白银26万两,两天之后又进奉中秋节实物贡品绸缎160匹、袍褂料40套,及各种羊皮、菜、面等,同时又将救灾款一并进献。他为取悦西太后,更是不惜代价,如宫中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汽车,皆为袁世凯孝敬给西太后的礼品。相比而言,光绪皇帝在春节敬献给西太后的礼品,不过是一柄玉如意而已。对于手握权柄的掌权者如荣禄、庆亲王奕劻等,袁世凯更是利用年节等机会大送特送,为此,他和北洋系官员、商人专门在北京西交民巷成立“临记洋行”,打着贸易买卖旗号,每日与宫内太监、庆亲王府、权贵大臣通电话,报告新进货源,表面上是征询购买与否,实际专为送礼贿赂之用探听消息,尤其在年节之前更是十分繁忙。


袁世凯送礼不仅仅是实物,还有银票。袁世凯第一次送银十万两给庆亲王,庆亲王初见还以为是眼花了,可见袁世凯舍得出手,必有所图。据清末民初胡思敬著《大盗窃国记》揭露:“袁世凯进贿(庆亲王)动辄三四十万”,其结果是权钱交易,沆瀣一气(两人还结了儿女亲家),庆亲王以后对袁世凯是言听计从,其后果则是清朝灭亡原因之一:庆亲王、袁世凯互相勾结玩弄诡计,软硬兼施糊弄隆裕太后让清室退位。


清代官场很腐败,逢年过节及婚丧、寿诞等,下属都要向上级及上级衙署办事人员奉送礼品钱两,而且正如《官场现形记》所说:州县一级衙门向上级奉送年节钱财是有规矩的:“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尺寸”大约指规矩,书中说一个州官上任后,年节送钱物,“笔笔都是照着前任移交的簿子送的”。


清人张集馨写过一部笔记《道咸宦海见闻录》,内中记录他在陕西做官时年节馈送上司的账目: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将军、都统又荐家人在仓,或挂名在署,按节分账。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其中“门包”是指给上司门房的孝敬,可见“尺寸”一丝不差。


另《清代官场百态》记,同治年间上海知县叶廷眷,在任近三年,赶上过端阳节两次,中秋节、春节各三次,每逢年节,他都要派人至上司所在的松江府和苏州府送节礼,此外还定期至两府送月敬。其数目皆不小,如同治十二年端午节的一笔送礼账,有“汇松江洋一千六百廿元”之记录,这还不算同寅间遇年节、喜庆、吊丧、聚会等开销。难怪清人谚云:“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不送即得罪上司,哪怕借贷也要送。但这种逢迎必会恶性循环,转嫁给下属和百姓。清朝尤其是末年的官场腐败,更是加速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借年节行腐败,后果严重,以史为鉴,必须警惕而要彻底杜绝。


王公贵族、官员豪绅的年礼,出于各种目的,自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企及,单看《红楼梦》中的“乌庄头”孝敬的年礼,就已令人吃惊了。百姓年礼就很正常,纯是人情往来。一般都是点心匣子、干鲜果筐、茶叶之类,上等茶叶包装为竹筒或铁筒,给孩子的礼品则为鞭炮、小食品之类。穷苦百姓则是捉襟见肘。道光年间内务府包衣(旗籍奴仆)穆奇贤家境贫寒,送亲友计有朋友儿子羊角灯一盏,友人鹿腿一个、褪毛羊腿一个、白带鱼二条、冻豆腐一盒,姐姐面十斤、烟半斤、槟榔五十枚,而这些年礼还都是亲友送他,他再转送。一个街坊,大概也是个穷旗人,仅送他自己书写的“孝友可风”匾额,与贵族高官相比,可见穷人年节送礼之寒酸。(《<闲窗录梦>译编》)像穆齐贤还是有差使的,当过八品银匠首领,后出旗为民,当过教师,还有年礼交际。比他更贫苦的百姓则无礼可送,清代京官内阁侍读翁曾翰写有《海珊日记》,记录同治年间他参与腊月廿九日和除夕两次去粥厂救济贫苦百姓,第一次腊月廿九日放发面票及现钱,共救济七千余人。第二天除夕至粥厂发放馒头,共“两千六七百人”。第二年(同治十三年)腊月廿八日、廿九日又到粥厂救济。翁曾翰心里很难过,日记中写道:“中夜为之耿耿”,“不无戚戚”。


民国以后也有送店铺商家发行的礼品券,“点心匣子”的形式一直延续至今,是北京人的偏爱。现在物质当然极大丰富,可以说无所不包。果筐也早已流行洋式果篮。现在可以网上下单,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皆大欢喜。


年节送礼其实是中国民俗的一个大题目,些须篇幅很难说清。著名古典小说《红楼梦》,因为里面有关于各阶层人在年节送礼的细致描写,简直就是一部缩微的年节送礼学的小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