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彭和平，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助理，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制度制胜之道》《制度学概论》《公共行政学》《城市管理学》等。主要译著有《人事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事心理学》《公共关系学》《公共管理导论》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成就和显著优势，强调要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制度”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等都离不开制度。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制度。在自然界，动物靠本能结成群体共同生活和生存。人类则是靠制度结成群体共同生活和生存。只要有人，就有人群，有人群就有组织，有组织就有管理，有管理就有制度。在中国，“制度”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很早就出现了“制度”这个词，而且和帝王的统治之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汉书·元帝纪》里就有这么一段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里讲了一个故事，在汉朝时候，汉宣帝重用刑法，他的儿子政见不同，柔仁好儒，劝他不要“执刑太深”，而要用德教感化国民。汉宣帝就跟他说，我们汉家王朝早就有“制度”了，是霸道和王道兼而有之，不能像过去的周朝那样只用德教。在这段话里明确提出了“制度”这个词。汉宣帝执政时期是公元前79年至50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现代社会中，“制度”也是一个常用的概念，特指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如家庭制度、婚姻制度、工资制度、劳动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公司制度、国家制度等等。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人们的认识也要随之不断的深入和发展， 这个过程表现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理论的不断更新和创新。 与一种新的领域、新的认识相联系，制度学的研究也需要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观点和理论体系。

       

“制度”认识的两个误区和制度学的基本原理

“制度”是我国特有的古老词汇，人们在潜意识中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认识。大多数人对“规章”和“制度”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别，一般都把制度归结为“规则”、“规矩”、“规定”、“规章”、“规范”或“规范体系”。许多单位都有一本文件集“某某单位规章制度汇编”，严格地说，它只是规章的汇编，而不是制度的汇编。这是对“制度”认识的一个误区。规章和制度是不同的，没有规章不能形成制度。有了规章，如果不去执行，也不能形成制度。比如说光有会计方面的规定，但是没有会计部门去执行，就不能形成会计制度。当国家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律（如《婚姻法》）时，并沒有自动形成相应的法律制度（如婚姻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的形成是国家执行机关严格执法的结果。制度的形成不仅要注重作出规定“三令五申”，更重要的是强调执行“乃设鈇钺”，二者缺一不可。

制度始于规定，成于执行，这是制度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正如盖房子，光有设计图纸而不去施工，不能建成现实的大楼。光有规则和规定而不去执行，也不能形成现实的制度。规定一种制度形式和形成一种制度形式，分别属于制度规定和制度执行两个不同的过程，制度是在制度规定和制度执行相互作用的制度化过程中形成的。制度规定是组织生存发展的基因，相关机构和人员则像器官和细胞一样通过制度执行构成整个组织的整体活动。古人所讲的“建章立制”，很明确的论证了规章和制度的辩证关系，首先是“建章”，然后才是“立制”。

关于制度还有另外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制度主要起什么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普遍的回答是：“主要（作用）是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研究领域中，有不少专家学者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模式，认为它的作用主要是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这种认识仍然是值得推敲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一个人对其父母的行为和对其子女的行为，或者对其上级的行为和对其下级的行为什么会不一样呢？这是因为他首先确认的是和对方彼此之间的关系，其次才能确认彼此之间的行为。人们在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同决定着其表现出来的行为也是不同的。东汉末年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 首先规范的不是行为而是关系。制度的作用首先规范的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其次才能规范彼此之间的行为，只有规范了关系才能规范行为，不规范关系则不可能规范行为，这是制度学的第二个基本原理。

在《论语·颜渊》中有一段对话：“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把规范和确定制度关系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将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明确定位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同时把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作为处理这些关系的伦理法则和行为标准。纵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理论，只有儒家学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说成为历代王朝统治者的统治思想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制度的本质则是对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规范和固化。制度最重要的作用是规定、构成、调整、固化、强化人们之间的关系，涉及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何种关系、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具有何种行为。文字性的规定和强制性的执行是形成制度的两个基本条件。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制度规定是宪法。制度的核心是法律，法律的核心是宪法。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最重要的制度规定是章程，而这两者最基本的内容主要是对各种基本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和权利关系的规范和确定。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和其所规范约束的关系相联系的。法律制度规范了法律关系，经济制度规范了经济关系，政治制度规范了政治关系，管理制度规范了管理关系，等等。制度一旦形成之后，表明人们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应的行为成为一种比较长期稳定的关系和行为样式，可称之为人们社会关系及其行为的一种固化或常态化形态。

制度场与场式管理

制度不等于规则规章，不是文字性的规定，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那么我们怎么感知制度的存在呢？制度最常见的现象是我们所说的制度环境。中国、美国、日本的制度不同，具体表现为它们的制度环境不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立法和执行机关，形成了不同的制度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公司环境、城市环境、国家环境等等都属于一种制度环境， 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制度环境最基本的特点是具有时空性，既有一定的地域和范围， 又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为例，从秦朝汉朝到明朝清朝一个朝代取代一个朝代实际上意味着制度环境的更替，他们各有特定的疆土和持续数十年或数百年的时间跨度。

制度有时空性，是以“场”的形式存在的。制度始于规定，成于执行，每一种制度环境都是一种制度场。“场”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平坦的空地，即场地、场所，一是指物理场，即相互作用场。场是自然界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同的物体或实物间的相互作用会形成物理场，如电场、磁场、电磁场、引力场等，肉眼看不到，但却是客观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形成场， 我们日常所说的气场，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

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场”可以分为心理场、行为场、群体场、制度场几种表现形式。制度场指制度关系条件下以制度主体为核心的所有制度角色的相互作用场。任何制度规定和制度执行都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或作用力范围，也就是说，都有一个特定的场。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制度场，其管辖的领土、领海、领空就是其制度场作用力的时空范围。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学校在其规定和执行范围内，也会形成一个制度场。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组织活动、领导活动、管理活动、生产活动等都是在特定的制度场内进行的。

制度场与场地、场所的概念有明显的区别。一个操场或一个商场，在没有人的时候只是一个场地，在有人踢球或有人交易的时候则会成为球员之间或买卖双方之间相互作用的场。足球场、篮球场、运动场等场地是可以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 气场、心理场、制度场等等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条件，是不能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市场、资本市场等等都是一种制度场，它们不是交易的“场所”，而是交易的“场”。制度场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了解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深刻的了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种组织和各种社会活动。

制度场的研究具有下列一些基本内容。1．多种制度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制度场。2．任何制度场都是由制度规制者、制度执行者和制度互动者三类制度角色构成的，统称为制度构成三要素。三要素的不同互动方式形成君主制、民主制、独裁制、精英制等各种不同的制度形式。3．制度规制者和制度执行者是制度主体，在制度场中起主导作用，据此可以对市场运行和政府作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4．制度场内存在着吸引力和控制力两种相互作用的力量。制度场内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能量和作用力。5．制度场的作用力汇聚成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军事的、行政的、宣传的、教育的、舆论的多种力量。正常情况下，制度规定的吸引力和制度执行的控制力是制度场作用力的主要来源。6．制度场作用力对人的意识行为或其能量释放有导向性的影响。7．每个制度场都有特定的制度形式，表现出学校、公司、国家等各种社会组织的多样性。8．制度场的时空性不同，可以分为实体场组织和虚拟场组织两种类型。

制度、制度化、制度场等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组织运行和管理活动的认识。 组织是制度的实体，制度是组织的形式。任何组织都存在着组织管理和场式管理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组织管理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如何通过机构和岗位设置、人员管理构建组织，如何使所有成员按照严格的行政隶属关系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从制度学的观点看，场式管理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如何规范各种制度关系和角色关系构建制度场，如何按照组织目标形成正矢量的制度场作用力，如何通过调控制度场作用力影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达到较高的制度效力。股市本身是一个在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作用下多空双方博弈的制度场，政府主管部门对证券公司、基金和广大股民没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但可以通过政策颁布和制度场作用力的调控影响多空双方的判断和股市的涨跌。场式管理对组织风气、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如“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社会现象，仅靠批评教育当事人的组织管理方式还不够，必须从政治、法律、行政、教育、宣传、舆论等场式管理方面调整制度场作用力，树立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风气，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现象。在当前世界各国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过程中，制度管理和场式管理的差异、作用、实际结果等等表现的尤其明显。

制度角色与制度人

无论是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还是俄罗斯人、印度人，每一个人都生活于不同的家庭、公司、国家等特定的制度环境和多种多样的制度关系及角色关系群中，都是各种各样的制度角色和非制度角色集于一身并具有唯一性的角色复合体。制度角色是一个人在制度化群体或组织中具有从属关系并具有一定权利、义务、职责及其影响和作用的特定身份，每一种制度角色都有与其相联系的制度背景、身份特征、行为标准和期望值。在人的一生中，制度角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例如随着年龄的增长，依次会有儿子（女儿）、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等多种家庭角色的演变，随着资历的增长，依次会有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甚至局长、部长等多种组织角色的演变。制度角色的演变和发展构成了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影响着每个人的认知、情感、意识、态度、行为的发展变化。制度角色的复杂性、差异性决定了人的情感、意识、态度、行为和处事方式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一般来说，人们普遍具有血缘关系、生产关系和社群关系三大类角色。人一出生，一定是某个家庭的成员， 在血缘关系上按照九族五服图的排列有孙子、儿子、哥哥、弟弟等多种多样的角色称谓。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从家庭走上社会，具有更多更复杂的组织角色。首先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等学习角色，其次是工人、会计、医生、政府官员等工作角色。这些角色已经不是原始人之间自然形成的身份象征，而是在制度化过程中具有法律意义的制度角色。家庭角色决定了一个人的家庭归宿，学生角色和工作角色决定了一个人的组织归宿，公民角色决定了一个人的国家归宿，同时也影响和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和命运。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制度化、组织化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家庭、家族、学校、公司、国家等各种各样的角色关系群中。中国古代有连坐法、夷三族、灭九族甚至还有灭十族的传闻，都是和角色关系群的概念密切相关的。角色关系群的形成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有的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自然形成的，有的是根据法律法规在权力关系、审批关系或契约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 以血缘关系来说，小到按直系旁系划分、上推四代下推四代的九族五服图，大到传承几十代的家谱、族谱，存在着一个非常庞大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嫡长子为主线的家族角色关系群。每一个人在九族五服图或家谱族谱中都有特定的位置和与其相关的多种多样的角色称谓。对于公司、政府、军队、国家等组织角色关系群来说，其人员组成和内部结构就更为庞大和复杂。

中国有句老话：“人固有自知之明”，实质是指一个人在所处的角色关系群中，要有正确的角色认知和角色定位。组织成员的角色情感、角色态度、角色意识、角色行为定位、角色行为样式等等与其角色认知和角色定位密切相关。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时置身于多种多样的角色关系群中，人们相互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制度角色关系。如果角色认知和角色定位出现偏差，则会对他人、组织、国家、社会产生情感、态度、意识、行为方面的偏差。我国古代的《三字经》《弟子规》等儿童读物有许多在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师生关系、君臣关系等方面如何有正确的角色认知和角色定位的内容。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有不同的角色认知和定位要求。如在家庭聚会时，注重的是辈分的高低而不是职位的高低。在正式的工作场合，注重的是职位的高低而不是辈分的高低。由于一个人同时具有家庭角色、政治角色、经济角色、组织角色、公民角色等多种多样的角色，这些角色之间也常会形成自身矛盾，使一个人陷入矛盾或冲突的角色认知和角色定位之中。      

与制度角色密切相关的概念是“制度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假设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将人和人性抽象化。但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的人，都是生活在特定制度中有特定制度角色和自我意识独立行动的人。“制度人”是多种角色的复合体，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多种角色集于一身造成了制度人在思想、动机、情感、意识、态度、行为方面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人的本性是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统一，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私有制的组织更多的强调个体性，公有制的组织更多的强调群体性，不同的制度环境加大了人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同一种文化和制度背景中的人具有某些群体性、地域性的共同特征。

制度效力与制度管理

制度管理和制度化过程是一个通过制度规定和制度执行将各种要素和各类人员整合在一起的过程。任何组织都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制度角色组成的、内部关系极其复杂的制度化群体。组织中的全体成员分布在不同的机构和岗位上，表面上看来，他们各行其是，每一个人只是专注完成自己的工作。但是，所有组织成员的个别的、分散的工作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合力。产品的数量、质量、成本、利润、劳动生产率、GDP等绩效指标都是这种合力的数据表现，这种合力我们可称之为制度效力。

制度效力的内容可以分为制度效率、制度效果和制度场作用力三个方面。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效力，亦即有不同的“效率”和“效果”。改进技术毫无疑义可以提高效率，增强效果，可称之为技术效率和技术效果。但是，改进制度同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称之为制度效率和制度效果。对于一个制鞋企业来说，生产技术是一样的，但其如果采用计件工资制或是计时工资制两种不同的制度，对其产品数量和质量会有不同的影响。制度效力的考虑提出了一种制度选择的标准，在两个效率相同的制度备选方案中选择效果较好的方案，而在两个效果相同的制度备选方案中选择效率较高的方案。

我国民间流传着一个分粥的故事，寺庙里的一群和尚每人一碗粥，如何才能做到公平分配？其方法可以有抓阄制、轮流坐庄制、考核制、监督制、选举制等等，但最有效的方法是分粥的和尚吃最后一碗粥。这是一种自律制的形式。这个故事不仅说明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效力，而且说明在同样的技术、物质和人员条件下，制度是可以选择的。所有的管理都是制度管理，所有的管理过程都是制度化的过程，无论对于一个企业还是一个政府来说，都需要从整体上考虑制度效力、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问题。

制度场作用力对制度效力也有重要的影响。制度管理贯穿于所有的管理过程之中，除了技术因素、管理因素、心理因素、群体因素外，制度因素是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效果的重要因素。如上所述，任何一个劳动群体和工作群体都处于各种制度场作用力的影响之下。整个社会以及经济和市场的运行是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军事的、宣传的、教育的、舆论的、心理的等各种各样的制度场作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一个公司或国家来说，营业收入、利润、GDP等等是很重要的经济指标，推动这些数据的因素是各个机构、部门、企业、组织等等的经营管理，推动经营管理的因素是工作者、管理者、领导者等所有人员的工作努力和付出，推动这些人员的因素则是多种多样的制度场作用力。这些力量是否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如何提高制度效力是加强公司治理、城市治理、政府治理、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任何社会问题都有各种各样的症状解，而制度解是根本解。制度的优劣可以根据制度效率的高低、制度效果的好坏、制度场作用力正矢量的强弱即对制度效力的整体测评来评判。如何测评制度效力以及如何确立相关指标，是推动制度学研究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和努力方向。

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

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的制度发展史和特定的制度形式，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公司的制度是完全相同的。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文化差异。制度构成三要素的文化观念及其制度观不同，所选择、设计、构建、运行的制度也必然不同。

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和文化有关。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日常阅读的图书、报纸、杂志以及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影视、饮食、服饰、风俗习惯、建筑、人文景观等等人类劳动和活动的所有创造物都涉及到文化。文化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这些都属于广义的定义，文化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器物、货品、房屋、建筑、城市等所有有形的存在式样，而且包括知识、信仰、思想、习惯、技术、能力以及组织、机构、制度等所有无形的存在式样。在我国，最有代表性的广义定义见之于《辞海》：“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最有代表性的狭义定义是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阐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国内外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虽然差异很大，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包括精神、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文化观念的内容，这是所有关于文化的定义中最核心的部分。据此，我们可以从最狭义的层面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指一定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认知、情感、意图、爱好、兴趣，看法、观点、态度、思想、信仰等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总和”。关于文化的广义定义， 可以简要的归纳为：“文化是文化观念和文化产品的统称”。文字语言服饰房屋建筑等有形的或显性的存在式样，以及组织机构制度等无形的或隐性的存在式样，都是人们观念的产物或创造物，统称为文化产品。正如劳动产品不等同于劳动一样，文化产品也不等同于文化。实际上，观念是不能直接看到的，我们只能通过观念的创造物，了解隐含于其中的观念。一般来说，文化只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一是以物化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的创作物中。世界各国宪法、法律的制定者通过具体的制度化过程使其文化观念外化为宪法、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机构和制度。

制度靠文化塑造，文化靠制度延续。一定的文化产生特定的制度，又靠特定的制度来推动。文化是制度的先导，制度是文化的基础和推动力。中国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其文化根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指导和思想基础。

不同的人、不同组织的人、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体现在对制度的认识方面则是制度观。我国《辞海》对“观”的解释是：“对事物的看法和态度”，制度观则是对制度的看法和态度。制度和每一个人的人生、命运、利益密切相关，人们很自然地会对周边的制度形成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制度观是指人们对自身、对他人、对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国家的制度关系以及对各种组织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人们的制度观不同，形成的制度也不同。与此相联系，不同的制度又推动着不同的制度观的发展。

制度观的内容包括角色观、行为观、法纪观和制度管理与发展观。即一个人对自身和他人的角色有正确的认知和定位，对与各种角色相联系的行为标准以及伦理道德和法律规定有明确的认识，对现行制度有正确态度及对制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有科学认识，等等。制度观的产生主要受到现实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等各有不同的制度观。文化环境和现实制度中政治、经济、历史、科技、教育、宣传、习俗等各种因素的千差万别造成了不同国家民众制度观的巨大差异。这种制度观的差异最终又通过制度化的过程加大了各国之间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差异。具有什么样的制度观，关系到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水平的高低，对组织运行、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制度观涉及到人们对文化环境和现实制度的认同度，文化认同、制度认同的人群比例越高，制度和社会运行的稳定性就越强。当组织中全体成员或国家中全体公民的制度观相一致时，组织和国家的运行处于一种平稳的状态，当人们的制度观产生分歧甚至冲突时，则会造成波动、震荡、分裂甚至内乱。主流思想、传统观念、社会思潮、公共舆论等文化现象以及对现实制度的真实感受对人们制度观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制度观的培养传承潜移默化地存在于各个国家的教育宣传的过程之中。

制度运行有固有的特点和规律

从历史上看，人类从动物世界发展而来是从制度化的过程开始的。这个制度化的过程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从原始的群婚状态、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到现代社会的一夫一妻制，从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等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过或者都将经历这种制度化的发展过程。有的国家发展的快些，有的国家发展的慢些。从一种制度形式更换为另一种制度形式的过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渐进性的制度化过程，相互更换的两种制度形式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基本上属于同质或同一种类型的制度形式。另一种情况是根本性或革命性的制度化过程，相互更换的两种制度形式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属于不同质或不同类型的制度形式。我国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共和制的制度形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三种不同性质或不同类型的制度形式的变革过程，其最基本的特点是用一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的制度形式取代旧有的制度形式。

从历史的角度看，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动力。技术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原始的、最基本的动力，农耕化、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等等标志着技术创新的几个重要阶段。一般的规律是，生存需求和市场竞争引发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推进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反过来继续推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动力，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保障。

技术创新引起的直接结果是生产工具的进步，这种进步必然引起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人群及相应人口比例的变化，从而引起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政治经济等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其必然结果是引起规范固化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形式的变化。农耕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以使用的生产工具为标志先后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与这几个时代相联系，人类社会先后出现了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

铁器时代的生产工具主要是靠人力使用的铁锹、锄头、镰刀、斧头等等， 铁器工具的普及使农民和地主成为人类社会中最主要的人群，规范和固化两者关系的制度形式是封建制度。工业化最重要的标志是用机器取代了人力，机器和工厂的发展使农民的人群数量和人口比例处于不断缩小的过程中，操作工人、工厂主、商人等城镇人口的人群和比例不断地增长， 与此相适应， 规范和固化新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取代了封建制度。在电气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技术创新的新阶段， 重体力劳动者、操作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第三产业服务人员、 软件编程人员、管理人员等人群及人口比例随之不断出现新的变化，不仅推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发展，而且孕育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的制度形式。

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无论是制度渐变还是制度剧变，都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组织或国家来说，其制度的确立，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构建起来的。

我国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认识有一个痛苦的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面对洋枪洋炮，国人首先猛醒到的是技不如人，学不如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呼声是“师夷长技以制夷”。1860至1890年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实力人物掀起了一场创办军工厂、组建新式军队的“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但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国人认识到一个更为深刻的道理，除了技不如人外，更重要的是制不如人，制度落后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开辟了废除帝制走向共和的制度创新之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都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发展历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整个国家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要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来推动。理论、技术、制度的先进性代表着一个公司、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的先进性，谁的理论、技术、制度处于领先地位，谁就能够走在世界和时代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