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历史文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学者。主要著作《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平民皇帝朱元璋》《郑成功评传》《无心剩稿》《读史杂说》等。

史学是中华文化传统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历史是写人的，不论采用什么体例，或编年，或纪传，或纪事本末，其核心都是人，都是各色人物扮演的故事。孔夫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老人家的史笔褒贬，令违礼悖德的人胆寒。司马迁作史记，春温秋肃，以“太史公曰”评骘人物，臧否故事，让国人对历史充满了敬畏。除了史家以书写历史表达他们的历史观念和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外，历代又有读史评史的传统，许多学者、政治家通过传注、点评直接表达对历史的意见，这方面也留下了不少名著，明清时期李贽《史纲评要》、王夫之《读通鉴论》，都是大家习知习闻的。古人称作史要有两大功夫，曰考据，曰义理。精考据，才可以得到严谨正确的史实，明义理才能通晓历史的因果流变。知道史实，仅仅史一种认知，以史实为基础，通过思考明辨其义理，才能使知识上升到智慧层面。所谓以史为鉴云云，实际是以对历史的思考去指导现实。所以，不论写史，还是评史，义理都是其灵魂。章学诚又有史才说，姚鼐又有辞章说，那么，著史又需要讲究文字表达的功夫。孔夫子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好的史著，文章都是精彩的。《史记》之被盛赞为“无韵之离骚”，《汉书》至于可用来下酒，亦足以见前人对史著文章的推崇了。

历史写什么人，记什么事，是由执笔者选定的，后世所读之史，即使所谓实录，所谓全史，也都是由作者筛选出来的。史家之学养，史家之识见，决定了他对人与事的取舍和判断。司马迁究天人之际，作《陈涉世家》《孔子世家》，为游侠立传，为刺客立传，都反映出他的历史观。历来有经世之志、有担当之心的读书人，也往往以治史表达他们的理念，在不同时代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作品。然则，选择借助什么人物和事件去表达作者的理念，通过这些人物和事件又要传达出什么样的理念，不同时代、不同史家又是大不相同的。

1940年代，著名出版家张菊生元济先生①曾选取八位古代人物编写了一部书，题目是《中华民族的人格》，他认为这八个人是足以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的，而此时中华民族正需要张扬这种人格。他把书稿寄给了胡适先生，请为之序。张先生称自己编写此书的宗旨是：“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张先生的宗旨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当时正值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拿枪的将士上战场了，拿笔的菊生先生挺身担当起振奋民气、团结意志的责任。张、胡交谊素笃，序很快就写成了。适之先生说“这些人‘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但适之先生对菊生先生所选人物却不尽同意，甚至为张先生另外开了一个名单。为什么？适之先生说，“很赞成张菊生先生用‘先民的榜样’做我们的‘人格教育’的材料”，但材料“不应限于杀身报仇，要注重一些有风骨，有肩膀，挑得起天下国家重担子的人物”。无疑，对于如何解读中华民族的性格，需要培育中华民族什么样的性格，当今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人格，胡适先生看得更长远，更切实。那么，历史读物的作者要向读者展示哪些人物，借这些人物又要去提倡什么、鞭笞什么，其责任、其影响不亦大乎！ 

中国文人有作笔记的悠久传统。如前辈学者谢国桢先生所言，这种文体肇始于秦汉，盛于唐代，到了宋朝著名的作家像欧阳修、苏轼等几乎都写笔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曾取材于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刘崇远《金华子》。元修《金史》，则以金刘祁为蓝本。明清两代的笔记种类尤为繁多数量尤为庞大。明清有许多著名的笔记，《陶庵忆梦》《西湖梦寻》《板桥杂记》《阅微草堂笔记》等等。它们不仅文笔优美，而且留下了大量为正史所忽略或不能容纳的材料。它们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可以供研究历史之用的材料。关注掌故，穷究故实，也是中国读书人读书写作的习惯。近现代也有不少以掌故名家的，郑逸梅、张友鸾、金受申、邓云乡等等，都留下了不少佳作。寻微阐幽，解疑发覆，或令人豁然开朗，或令人解颐一笑， 都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在轻松流畅的文字中，与你娓娓而谈，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思考，给人以愉悦。或丽日闲庭，或檐下久雨，或南窗秋高，或精舍围炉，手边是需要有这样一些书的。

这是读书人的生命力所在，是进取的活力所在，也就是所谓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愿好读书的朋友们，观察去领略那些未知的角落，去思考那些不曾想到的东西。

注：① 张元济（1867—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文史馆馆长、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其《中华民族的人格》所选人物是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