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来，延安一直是崇高名曲的开端和强音。当年“中国特区”陕甘宁边区，红色心脏延安，企盼亲眼目睹甚至投身根据地洪流之中的中外人士何其多也，圣地让人朝思暮想，代表希望，象征未来，期待走出新路的英才俊杰将雄心壮志托付其间，长啸高歌，慨当以慷，奔向光明。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新的向往，口耳相传。救亡∕图存，抗战∕建国，胜利∕精神，这些庄严语汇簇拥而来，始终萦绕在革命圣地思想胜境周边。

《从延安出发》封面

正义的胜利来自斗争，真挚的感情成就精神。大时代离不开具体背景，诗人说，“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随他而生，随他而灭。”受《红星照耀中国》《中国的西北角》等中外作品影响，一批批青年人怀着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奔向延安。这两年又相继推出的中外作品，展现了八十多年前的延安革命和中共领袖，原始的文献让我们追忆过往，了解了很多尘封的第一手资料与记录。代表性的译作有《1937，延安对话》《从北平到延安：1938年美联社记者镜头下的中国》；原创作品为讲述张学思、谢雪萍伉俪抗战经历的《从延安出发》等。从国家图书馆离休的百岁老人谢雪萍，其口述历史《从延安出发》经过撰稿者朱洪海七八年的采访写作，于2020年8月由万卷出版公司推出，刚一问世，即引来关注。记录的原生态，延伸的再创作，追踪式研究，踏实地，录新曲，看得见、听得清的作品文本立象尽意，举一反三，寻味沉思起来境界宏博。

 1938年9月18日，18岁的南方女工走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两年后结识了24岁、已有七年党龄的张作霖四子张学思。1945年10月，经历了学习、战斗磨练，日寇的“三光政策”和缺医少药让他们痛失两个孩子，夫妻俩带着半岁多的第三子回到沈阳，重返家园，昔日“东北王”后代，年仅29岁的张学思身兼辽宁省主席和辽宁军区司令员。后来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大连海军学校（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前身）副校长、副政委。1953年，全家奉调进京。1955年，张学思被授予少将军衔，相继任海军副参谋长、第一副参谋长、参谋长，1967年被扣押，1970年受迫害去世，1980年平反昭雪。当年在东北工作七八年，张学思、谢雪萍从未回过大帅府，与旧日家庭的彻底决裂可见一斑。直到1984年，谢雪萍才随全国政协考察团首度造访丈夫儿时生活的地方。1986年后，谢雪萍与儿子张仲群等几次去美国探亲，见到了亲属张学良、于凤至、赵一荻等，为张学良祝了寿，送了葬。

自传手稿与口述原声，夫妻二人第一手资料堪称本书最为珍贵的骨架血脉。生命之火，激扬人生，所有一切都可以由他们的本质作证。正如抗战时访华的英国诗人奥登描述来回行军的士兵：亲爱的，他们在寻找你和我。纯洁爱情、战斗友谊、生死与共，伉俪二人阴阳两隔近半个世纪后的对话，打动、感染着每一位读者。“他一辈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家庭，这样的好人真是太难得了。”首次公开的《张学思自传》，披露了同父八位兄弟六位姐妹中为何只有他一人走上革命道路的心路历程。他痛恨父亲作为“人所共知的军阀”，“忙着的是祸国殃民的军阀内战”，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激起他的民族意识，“使我更痛恨自己的身世”。张学思逐渐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割断与家庭的一切联系去延安。延安两年，化名张昉的他逐渐从个人英雄主义者成为党的一名坚定的指挥员。1940年9月，作为东北干部工作队队长，张学思等人带领几十人的队伍准备返回东北老家。临行前，毛泽东接见张学思，并让他带上其亲笔信交给聂荣臻。后来东北干部工作队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战了五年，张学思先后任参谋处处长、参谋长等职。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张学思和夫人谢雪萍

张学思母子及谢雪萍三人合影

张学良、谢雪萍合影

谢雪萍参加张学良101岁生日宴

知人论世谈何易，底事铺张做道场。茅盾日记中的慨叹，正是撰稿者矢志追求的目标，多年积累再佐以缜密查询和扩展采访，丰满着主人公的角色形象，敷陈出峥嵘岁月的细节关键。当年的战友首长同事，如高崇民父子、吕正操、万毅、解方，直至第三代，涉猎广泛，有上百人之多。仅以文化人来说，启功提到过两次。《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创作《荷花淀》的孙犁都被恰如其分援引，有力地烘托出当年冀中平原抗战的英勇卓绝、牺牲伤亡和军民情深。正如二战中殒命的保加利亚诗人瓦普察洛夫《就义之歌》中所吟唱：战斗是艰苦而残酷的。战斗，正像人们所说的，是史诗。多闻多见，公义胜出，传统最终胜利，而传统首先是革命的产物。时代鼓手田间1938年在诗歌里如此作答：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

灾难深重的东北，在帝国列强欺辱中历经血与火的洗礼，事变兵变不断，大敌当前，东北救亡总会、义勇军抗日联军、东北干部工作队，诸多力量为保卫国土而冲锋陷阵。十四年抗战中，张学思与父兄们划清了界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在东北军、在延安马列学院、在晋察冀边区，他成为抗战前线优秀领导者。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朱德总司令8月10日、11日连发七道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指示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所部，即日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联红军入境作战，准备接受日伪投降。延安、东北交相辉映，谢雪萍、朱洪海合作的作品贯穿着这条主线。往昔的美好，旧日的苦痛，在沟通中展示给我们，关爱里的尊严，使命下的责任，铿锵回响。

共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三十多年前，首批访问中国的美国学人当中，舒衡哲博士在五年时间里与九旬张申府数十次交谈，结束口述历史前，老人告诉舒衡哲，“我知道在你笔下的我会和我对自己的想象不太一样，不过这样也好，那也正是我所希望的，这才是客观主义的真正含义。”由历史上升到哲学境界，《从延安出发》同样实现了如此突破。在谢雪萍老人和她的子女晚辈眼中，本书完成了群体传记学的任务，展现了延安精神与抗战精神，表达了坚定信仰与终极关怀，壮烈也好，遗憾也罢，笔下所有人都在绕着自己的精神跋涉长旅，寻路前行。“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张学良眉寿之际，暌别五十多年的老部下吕正操前往拜祝，手持启功先生敬录的张学良述怀之作回赠。磊落光明，顶天立地，不受人怜，人间正气，大路朝天，跳动在前辈举止和著作的字里行间。

101岁的谢雪萍老人在北京香山脚下安度着晚年，二儿四女，子孙满堂。本书作者朱洪海去拜见时，门口的执勤战士登记问询着这位登门张学思家中的客人。来自广西、辽宁的两个人，从延安一路迸发的爱情和战斗故事还在跨世纪的延续着，八十多年前对革命和新生活的浪漫憧憬，一直是照耀在他们心坎上的理想，发自内心，绵远悠长，余音不绝。

（供图/张仲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