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丁晓平，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1921年9月11日，在广州生活工作了整整十个月，在坚辞不准的情况下，陈独秀不待陈炯明的批准，就借称胃病复发，请假离粤。

陈独秀不得不回到上海。为什么？

陈独秀的性格就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这个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理想的头颅往往被现实的壁垒碰得头破血流。陈独秀在广东的教育改革很快就触礁搁浅——先是陈炯明承诺保障的权力和经费无法得到真正落实，诸事搁置；接着是遭到广东封建顽固派的猛烈攻击，诬蔑他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捏造他的演说提倡“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造谣说他参加了“讨父团”等等，要求陈炯明将他驱逐出广东。前后有掣肘，左右不逢源。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深感改革无法实行，遂萌生退志。恰好这时，包惠僧再次来到广州，邀请他尽快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新当选的中央局书记不在位，群龙无首，中央自然无法开展正常工作。怎么办？比大家更着急的是马林。此时，张国焘已经把中共一大的经过情形正式通知他了，“他最感觉高兴的是我们居然能摆脱警探的监视，迅速完成大会的工作，这是一种不怕风险积极精神的表现”。但是，他无法理解陈独秀不回沪就任的做法。

1921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机关旧址（今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6号）

9月11日，陈独秀回到上海后，让李达、张国焘、周佛海非常兴奋。张国焘回忆说：“他一见面就向我表示对大会的成就甚感满意，准备立即负起书记的责任，积极地工作起来。可是第二天，当我见着他的时候，他的态度有些冷淡了。他说要花点时间料理私事，不愿立即举行中央的会议，也不愿与马林见面。”为什么呢？这令张国焘十分不解，也令马林感到非常奇怪。张国焘认为，陈独秀改变态度，是受了李达和周佛海的影响，李达向来就不满意马林居高临下的作风，也不满意张国焘对马林的迁就态度。本来支持张国焘的周佛海，因为在上海与会期间发生婚外情受到他的批评也改变了态度。而此时，李汉俊已经离开上海去武汉教书去了。

到底是谁惹陈独秀生气了呢？原来，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对此，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在与共产国际合作的问题上，陈独秀始终坚持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陈独秀和马林之间格格不入的分歧严重阻碍了中共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导致中共中央爆发了第一次大争吵。一个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利益，一个强调苏俄共产国际的利益；一个要根据中国的国情靠中国人自己来做，认为中国革命是一个持久的长期的过程，一个要用金钱利益交换共产国际的大帽子，越俎代庖，大干快上，恨不得中共马上成为苏俄在中国的一只拳头。

“无法无天”的陈独秀拒绝会晤马林，并建议共产国际撤换马林。张国焘甚至认为陈独秀“在那里筹谋撇开马林，独立进行工作的计划”。独断专行的马林对陈独秀感到失望，甚至私下里挑动张国焘来领导共产党，他说：“陈独秀同志回来两个多星期，拒绝和我会面，他的言论又简直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样如何可以负起书记的责任。你为何不丢开他，自己领导起来。”他甚至鼓励张国焘要像列宁当年反对普列汉诺夫一样，“反对他的老师”。

如此这般，陈、马之间的分歧几乎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尴尬的僵局怎样才能打破呢？1921年10月4日，历史选择这一天为马林带来了好机会。同样，历史也选择这一天，给陈独秀政治地图的路线再次拨转了方向。

原来，这天下午6时陈独秀被法国巡捕房抓走了。这是陈独秀人生中遭遇的第三次被捕。但这一次跟以往不同，逮捕他的不是中国政府当局的军警，而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他们为什么要逮捕陈独秀呢？其实，这与马林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广州回到上海不到一个月，陈独秀尽管和马林只有过两次简短会晤，但依然被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们发现，他们开始秘密跟踪。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立即在上海闹得满城风雨，营救行动立即展开。北京、天津等地也给予高度关注。对于营救陈独秀的情况，包惠僧回忆说：“第三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就将他保释出去了。马林为营救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花了许多钱请律师（律师名巴和，是法国人或英国人）买铺保。陈独秀只关了两天。我们关了五天后也被保释出来。人放出来，但要随传随到。二十多天以后又会审，说陈独秀宣传赤化，最后定案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经过马林的种种活动，结果罚款5000元（此处包惠僧回忆有误，应为500元，引者注）了事。”巴和律师是当时在上海开户营业的一位著名法国律师。

陈独秀获释后，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周佛海等都来看望、祝贺。席间，张太雷转达了马林恳切慰问的意思，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马林到底是什么“不方便”不能亲自慰问陈独秀，亲历者们都没有提及。显然，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他的特殊身份及受到租界各国警方的监视才是最大的原因。马林没有来，陈独秀却很和气地告诉张太雷：“我过一两天再约他会谈。”

陈独秀是一个讲感情讲义气的人，天生诗人气质，血气方刚，古道热肠，性格中不免有意气用事的缺陷。世事往往如此，做人的优点往往就成了做事的致命弱点。陈独秀出狱后，一改过去拒绝会见马林的做法，同意与马林合作。因为双方相互妥协，陈独秀和马林的关系逐渐好转。显然，对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陈独秀的态度依然是有所保留的。他表示，可以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接受共产国际必要的经济援助，但要求中共党员必须慎重处理和节约使用这些国际援助。为此，陈独秀专门主持会议，讨论职业党的工作者（即没有其他收入的专职党务工作者）的待遇问题，将薪酬统一改称生活费，其标准由原规定的每月20元至35元降低到最高不超过25元。这个生活费的标准是很低的，相当于当时一个劳苦工人的收入。陈独秀指示要将这个规定以书面或口头方式传达到全党。陈独秀的这一决定，凸显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品格追求。

1921年11月，陈独秀亲自用毛笔手书签发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对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意见。这是一份不同寻常的文件，可谓是中共一大《决议》的进一步发展和补充，旗帜鲜明，对推动中共地方组织的建设和扩大，对开展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工作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从这份《通告》中，可以看到陈独秀正在指导全党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五个方面做好党的工作：一是积极筹备于1922年7月召开中共二大；二是要求各区积极发展党员和团员，扩大干部队伍；三是号召各区积极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四是积极拓展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五是利用一切机会扩大政治宣传。

中央局《通告》下发后，上海党组织行动最快，当月就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由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担任书记。随后，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在北京大学红楼成立，由李大钊任书记。11月，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发展到150多人。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随后，毛泽东、何叔衡又在湖南衡阳、平江、岳州、常德和江西的安源、萍乡发展党员，并于1922年5月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任委员。在中央局的正确领导下，中共各地组织和党员队伍不断壮大。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区党的工作，也按照《通告》精神扎实推进。原来没有党员的成都、郑州等地，以及留俄、留德的学生中也都发展了党员。截至1922年6月底，中国共产党全国党员人数已经由一大召开时的58名增加到195名，其中工人党员21人，女党员4人，超过了《通告》规定的150人的预期目标。

1921年8月11日，中央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被推选担任书记部主任，办事机关设在上海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路899号）。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16日，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明确宣布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为扩大宣传和联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劳动周刊》，由李启汉、李震瀛负责编辑，积极做好对工人的宣传教育，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不久，总部从上海迁往北京，由邓中夏担任主任。

从1921年11月到1922年5月，陈独秀身体力行，在《先驱》《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数十篇极具战斗性的文章，为工人运动鼓与呼，推波助澜。1922年5月1日至5日，陈独秀奔赴广州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大会。在5月1日各地代表与广州工人举行的五一节庆祝大会上，陈独秀发表即席演说《劳动节的由来和意义》，会后举行了10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也就是说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中共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唯一领导机关。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这一年，上海成立了烟草、机器、印刷、纺织、邮务五大工会，北京成立了京汉铁路及京绥铁路工会，武汉成立了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人力车夫、扬子江铁厂、烟草工人三个工会，长沙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和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据不完全统计，1922年全国罢工达100次，罢工人数达21万。各地工人运动切实贯彻陈独秀提出的“谨慎发动、争取胜利”的原则，使得资本家惊慌失措，大多数罢工取得了胜利。因此，1922年又被称作“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

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富有成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逐步兴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自1920年8月起，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天津、唐山、太原、武汉等地，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1年初，全国各地共有团员一千多人。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在上海法租界新渔阳里6号成立。1922年1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创办了机关刊物《先驱》。创刊号至第三期，在北京由邓中夏、刘仁静主编，第四期迁至上海，由施存统主编，蔡和森、高尚德参加编辑。到1922年5月5日，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全国团员总数达到5000人。大会特意选择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召开，表明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

与此同时，妇女运动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1921年8月，中共刚刚成立不久，就着手帮助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作为党的临时中央妇女机构。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也都参与其中。这年年底，党还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妇女声》杂志，由王会悟、王剑虹编辑，李达审稿。1922年2月10日，上海党组织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开办了上海平民女校，作为培养妇女干部的基地，由李达出任校长。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开始领导新型农民运动。1921年4月，在上海参加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沈玄庐，回到家乡浙江萧山县衙前村。9月27日，衙前村召开了全村农民大会，宣读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选举了6名农协委员，推举贫农李成虎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1922年6月，被誉为“农民大王”的彭湃在他的家乡广东海丰地区也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农民运动。至1923年5月，海陆丰地区共有五百多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万人。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之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时为李达寓所）

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先驱》的发刊词中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任务”。的确，从严格意义上说，作为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政党形态还不够完备，建党的任务并没有结束。尽管中共一大通过了《纲领》和《决议》，规定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但并未制定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纲领，更没有发表宣言。因此，对陈独秀来说，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尽快制定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才能解决的历史课题。

1922年5月1日，陈独秀在《先驱》第七号发表《告做劳动运动的人》，提出：“劳动者在自己阶级（即无产劳动者阶级）没有完全力量建设革命的政府以前，对于别的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因为援助这种革命的党派成功了，劳动者至少可以得着集会结社出版罢工底自由，这几种自由是劳动运动重要的基础。”陈独秀对现实的这种思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对象，已经不是本国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直接目标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主主义；并且改变了过去排斥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提出无产阶级应该联合其他革命阶级，积极赞助和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6月17日，中共中央局出版《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6月20日，《先驱》第九号全文发表。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中国时局公开表明政治态度。陈独秀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权”，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半独立”是指执政的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全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战，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中共反对“恢复国会”“联省自治”“好人政府”这些幻想和空话，指出挽救中国时局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如何实现这种目标呢？中共主张的革命方法和步骤是：“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的不可避免的战争。”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上获得了长足进步。1922年4月23日，陈独秀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的演讲。在这篇演说中，陈独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四大经典核心理论，即：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这篇演说词发表在同年7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取得重大收获，达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迈入了新的阶段；也标志着陈独秀作为革命先驱在革命理论上的日益成熟。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就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为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计划如期在上海召开，会场就设在李达王会悟夫妇的寓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这是一座一楼一底的两层石库门建筑，楼上为卧室，楼下为客厅。大会就在楼下的客厅举行。

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共12名，是由中央局提名或协商确定的，主要由三部分人员组成，即中央局成员、各地区的代表以及出席远东会议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分别是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委员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东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等，代表全国195名共产党员。会议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

在第一天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先听取了陈独秀代表中央局所作的报告。接着，张国焘介绍了参加远东会议的经过和第一次全国劳工会议的情况，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然后，陈独秀就工人运动、民主革命等问题发言，随后由施存统向大会报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情况。最后，大会随即对以上三人的报告进行了讨论。

接受中共一大遭受巡捕侵扰的教训，大会采取了安全措施。会议决定以小型分组活动为主，全体会议减少次数，仅开三次，每次均变更地址，选择在英租界举行。小组讨论分别安排在党员家中举行。会议决定发表大会宣言，阐明党的政治主张，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大会宣言和文件。蔡和森推举陈独秀为执笔人，蔡、张负责提出修改和补充。

中共二大会议议程十分丰富，在短短8天时间里，共通过了11份重大文件，分别是：《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7月23日，这是一个平静的夏日。

一年前的今天，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静悄悄地开幕了，开天辟地地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今年的今天，中共二大在上海静悄悄地闭幕了。中共二大发表的宣言，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就制定了党在当前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宣言又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又指明了党的最高纲领。

在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人民面前破天荒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的中国民主革命，长时间里没有弄清楚革命的对象和动力，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成立才整整一年时间，就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这说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这个纲领很快传播开来，“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

大会决定创办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由蔡和森担任主编。大会选举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二大的胜利闭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伟业真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