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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忆 最忆是珞珈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因为李白的诗,武汉有了“江城”之称。但我与武汉结缘,与李白无关,而是源于祖父的愿望。

我一出生,祖父就对我的人生做了决定:只能做读书人。母亲后来告诉我,祖父把我的胎毛用红纸包起来放在自己胸口贴身的荷包里。母亲奶水不足,他把自己唯一一件穿了几十年的大皮袄当掉,给我请奶娘。临终前,他把我的父母叫到床前,交待说:以后不管怎样难,都要让这个孙子读完大学,考上状元。那时候是公元1956年,科举已经是遥远的故事,但年近九秩的老人满脑子仍是一大堆旧梦。他的话不幸言中。以后的确有了很难的日子,以致初中毕业之后,我不能不失学。父母为此终生都对老人怀了深刻的内疚。

上大学成为我一生最大的愿望之一。在乡下插队和在县城工作的近20年时间里,读大学和同异性的亲密接触一样充满了我青春期骚动的梦境。1985年,听到武汉大学同中国作协合作,招收汉语言文学插班生的消息,我立刻就向中国作协提出了申请。

之后,我在武汉大学过了两年认真而忙碌的求学生活。

校长是亲切和蔼的卓越教育家刘道玉,插班生、学分制以及自主选课,都是他具有前瞻性、现代性、世界性的教育思想的体现。那时的武汉大学没有围墙,正值黄金时代,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各种先进文化交流融汇、砥砺激荡,充满了勃勃生气。

我入学之初,校方有一道考题:

“在圆周上,终点即是起点”(语出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请对此谈谈你的看法。

其用意再明白不过:让考生把入学当做自己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

基于对这道考题的尊重,也基于我当大学生的固执愿望,当学校好意让我这种可以当同年级本科生父亲的插班生佩戴教工用的红地白字校牌的时候,我仍坚持佩戴学生的白地红字校牌。

因为有选课的自由,我在中文系之外,还得到在哲学、历史、法律、新闻一类专业听课的机会。

大多数日子,我每天早上5点以前起床,盥洗之后,开始写作。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去食堂用早点。然后就这里那里地去找教室,找座位。有些热门的课,去晚了,没有了座位,就只能坐在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晚上时常有许多海内外著名学者的讲座,我都尽可能挤进去恭听,我因此有幸见识了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大师。我至今仍能十分清晰地记起他们的一愠一笑,一举手一投足。虽然从无音问,但内心的深处,永远有一个供奉他们的崇高位置。

所有这些,我都尽我所能写进了小说,后来结集成长篇小说《裸体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出版)。武汉大学当然并不完全等于《裸体问题》中的“东方大学”。但我对大学生活的怀念,以及对所经历的一切的思考和感慨都寄托在“东方大学”了。

两年中的课余,除了陆续写作并发表中短篇小说,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梦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部以我在乡下的务农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集中反映了我在大学的收获。

因为上课和写作的匆忙,我较少外出。曾经打算游览武汉各大著名景点的计划未能实行,连武汉地标黄鹤楼也只是在过桥的车窗前一闪而过。学校周边,我偶尔去过一次洪山,很喜欢那里当时的荒凉。对我来说,那些乱草中的废墟,远胜于今天到处可见的俗不可耐的粉妆玉砌的庙堂。在长春观,一个小道士读王安忆小说的全神贯注,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校园内,我时常流连的是樱园,花盛时,满园姹紫嫣红,纷飞如雨,遍洒樱花大道上的人流;还有桂园以及桂园外的东湖。我住的宿舍在桂园尽头,门外东湖一碧万顷。不远处磨山野趣淳朴若村姑,月夜里湖心中静影沉璧映楼台。

最令人神往的自然是珞珈山。可惜我只在刚开学的时候上去过一次。杂花生树,楚天开阔,心旷神怡。以为会常来登临,却再没有上去过。我在后来获全国优秀小说奖的《马车》里表达过当时感觉:

大观山下面,长江无声流过。

骞先生在望江亭的亭柱上倚了许久。

……
下着雨,一驾马车碾着渥泞,驶入树林深处。两边是似乎无穷无尽地闪动着的湿漉漉的浓绿。唯一的感觉是寂静。马铃声,车轮的滚动声,从树叶上滑下米又滴落在马车顶篷上的雨声,使人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羁旅的孤单忧郁。 

骞先生一时搞不清楚是自己正坐在那驾马车里,还是他看见了一驾马车正在驶来。前天散步他就仿佛见到一驾马车了,现在则感觉得更真切。

却又更恍惚迷离。

“骞先生”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刚进校的时候,我在开学典礼上听一位化学系的老教授讲过,他当年在汉口的老火车站下了车,就是坐着一辆老式马车来武汉大学赴教的。

不记得在哪听到一个说法,把珞珈山的原名改为“珞珈山”,是当时在校任教的诗人闻一多先生的意愿。

“珞珈”者,美玉也。以美玉名山,当然是风雅了。但也许是基于接受大学教育的强烈初衷,给一家文学杂志写稿,落款的写作地点我写成了“落枷山”。

我的想法是:以人生智慧的角度,求知其实是一个解脱的过程——从无知带来的迷妄乃至枷锁中解脱,在纷繁复杂的世界获得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我因此把求得解脱的愿望寓于“落枷山”。

小说发表出来,杂志把我写的“落枷山”仍改回“珞珈山”。这自然出于编辑的好心和责任感,他们是怕我闹笑话。我本想跟他们说这样做大可不必,作者落款的写作地点完全可以虚拟,无须泥实。但想想这是另外的话题,遂作罢。

自从1987年暑期毕业,转眼32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去过珞珈山下的那座大学,但在那里求学的两年,一直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所有听课笔记,我都完整地保留着。一次次搬迁,会失掉许多东西,但它们始终属于精心保存的部分。

不久前,有机会乘车沿东湖的湖滨大道从珞珈山下经过,从车窗打量武汉大学严谨而崭新的围墙和建筑,陌生而疏远。院内的变迁不得而知,只有围墙挡不住的山坡上的树木依旧茂密而亲切。惟愿当年所有尊敬的师长岁月静好。

脑子里忽然冒出宋朝诗人范成大《鄂州南楼》的“黄鹤归来识旧游”,不由感慨系之,随口凑出不成格律的四句:

一梦东湖卅二年,
风流几许已如烟。
多情只有珞珈树,
依旧周星落笔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