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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那些事 (连载六)

摄影  许长庆.jpg

探究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封建保守观念过于顽固,维新派的主张难有市场。其实不是观念落后,而是利益使然。慈禧并不保守,满朝文武中有现代意识的官员也并非寥寥。恭亲王奕訢所以得了“鬼子六”的绰号,是因为他精通洋务,有变法求新的思想。1848年7月,华盛顿特区为华盛顿纪念塔奠基,并向各州、各国征集纪念物,在来华美国传教士帮助下,浙江宁波府向美国赠送了一块石碑,上刻:“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碑文的著作权属于徐继畲,时任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早于戊戌变法50年,清廷封疆大吏就有了这样的现代意识,观念何来陈旧?百日维新,光绪皇帝的新政诏书像雪片一样颁发,然而,中央二品以上的大臣只有李瑞棻讲新政,地方督抚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积极推行新法。其余各部堂官和各省督抚或观望、延宕,或抵制、公开反对,拒不奉诏,形成“明诏但言其始,则彼必不竞其终”的局面,是他们不明白变法可以图强吗?非也,他们是在骑墙观风、权衡利弊。当初,谭嗣同找到袁世凯,慷慨陈词,力促他围园弑后救皇帝于倒悬时,未必袁氏就没有一股侠义之气从胸中掠过;“杀荣禄如杀一狗耳”,他的慨然应允也不一定就是虚与委蛇,但冷静下来一想,心里确实发毛。他和盟兄徐世昌曾在京城的法华寺溜溜谈过一宿,因为面对光绪皇帝近来的恩宠,他有些蒙圈儿。维新派认为袁世凯拥兵晓义,迥异于一般武夫,可救上者唯有此人。袁世凯曾驻兵朝鲜,抗击日军,参与康有为的强国会,他当然明了变法于积弱之中国的意义,后来他被任命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后,废科举、办学堂、铺铁路、练新军,做了一系列维新派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便是证明。不过,要在帝、后之间选边站队,他的原则就与富国强兵无关了,而是怎样对自己有利。徐世昌的话正中其下怀:“帝虽一国之主,然当国日浅,势力脆薄,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袁氏后来向荣禄告密,说维新派图谋“围园弑后”,致使对他恩宠颇多的光绪皇帝被囚颐和园玉澜堂,也就不奇怪了。

1898年的那个夏天,颐和园的门前一定非常喧嚣热闹。

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一个个像走马灯一样,进出于勤政殿和乐寿堂,或听旨、或进言、或哭诉、或抗争,或密谋于暗室、或策划于宫中。

表面上,园子里的这个夏天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山桃谢了,丁香开了;丁香谢了,紫薇开了。到了9月下旬,一场秋风,遍地落叶;半夜冷雨,满湖残荷。正是: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满目悲凉谁可语?大厦将倾难挽留。

侧影(6):临时军营

细雨靡靡、道路泥泞,一支队伍跌跌撞撞来到颐和园东门。或骑马、或徒步的王公大臣皆未携雨具,悉被淋透,其状萧索凄苦;几驾马车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更为这支逃难的队伍增添了几分惨淡。

这是1900年8月15日午后。守园的兵丁上前拦住领头的马车,一声断喝:“你们长眼睛是出气的吗?没看见这是什么地界儿,竟敢擅闯皇家禁地!”

赶车的把式一拽缰绳,驾辕的白马抬头仰蹄,发出一串嘶鸣。他跳下车,走到兵丁面前低声斥骂:“睁开狗眼看一看,车上坐的谁儿?是太后她老人家,你是活腻烦了吗?”

守门的兵丁走到马车前,隔着青布围帘的缝隙往里望了一眼,一个布履蓝衫的村妇正襟危坐。她发不及簪、神情冷漠,兵丁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眼前这个普通的农妇与威严显赫的老佛爷联系到一起。是那个农妇目光中的冷峻与傲慢,风雨中随行人员的谦恭与卑微,让他们双膝一软,扑身跪在了马车前面。

车中的农妇正是慈禧。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为标志的“庚子之乱”,其助推者就是这个老太婆。开始,慈禧对盲目排外、杀戮洋人的义和团持否定态度,仅1900年4月到6月两个多月,慈禧在颐和园发出剿灭义和团的“上谕”就有20多道。但她听说西方诸国让她“归政”,联想到百日维新后,她要废帝另立的设想也是因为洋人干预没能实现时,不由怒火中烧,悍然下诏对西方诸国宣战。并对义和团由剿变用,鼓励拳民杀洋人、烧教堂、围攻外国使馆和商社,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力量钳制西方诸国。

无奈一开战,义和团的“金刚不败”之身抵挡不住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

其时,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清军已经完成了现代化改装。美国春田兵工厂的博物馆里,陈列一挺诺顿菲尔特速射机枪,上面写着:“英吉利,诺顿菲尔特,敬赠李中堂。”此枪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时缴获,这场战役中联军共缴获清军上百挺这种机枪。“庚子之乱”时,荣禄手下守卫京城的武卫军、守卫天津的武毅军,全部德械装备,每一军都拥有上百门现代火炮,两挺马克西姆机枪,上百挺被称为排枪的诺顿菲尔特速射机枪;即使驻守京城装备最差的甘军董福祥部,人手一支的马蒂尼亨利步枪也是当时英军的制式装备。意大利海军中将西蒙在战后写给英国公使的信中就自叹弗如:“清军最新式的曼里彻式卡宾枪的型号,比联军中的奥匈部队列装的卡宾枪更为先进,是为刚出厂的新品;而克虎伯大炮比德军现役的所有大炮口径更大、瞄准更精、射程更远、更为新式。战斗伊始就意外缴获清军这么多先进武器,等于给联军16000名军人配备全副武装还有富余,只可惜我们的士兵一人只有两只手。”义和团的武器装备虽然不及正规军,但因为扶清灭洋,竟获得了到军械所自取武器的特权。

装备精良、兵力数十倍于敌的清兵,面对拼凑成军、长途跋涉,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大大处于劣势的八国联军,一触即溃。沿途设防的官军一听到枪声即作鸟兽散;偶有接敌者也不过是放上几枪扭头就跑。拱卫京师的甘军自诩骁勇之师,以迎战为名出城,却向敌人进兵的反方向,未放一枪一路狂奔而去。

15号清晨6点,辅国公载澜飞驰入宫,说夷兵已攻至东华门。太后知事情已到最后关头,要跳水自杀。载澜拉住她衣服说:“不如且避之,徐为后计。”这才涕泣而出,携皇帝、皇后仓皇出逃,选择西安作为避难地。西安远离沿海,洋人鞭长莫及;又是六朝古都,生活质量可以得到保障。更深层的原因是,西安城坚兵勇,地方行政长官又系皇家亲信。到西安避难,不会被突发的地方武装势力围攻,不会被地方官员出卖;综合考量,安全系数较高。

西逃出京,慈禧在颐和园做了一次短暂的停留。因为有了1860年清漪园被烧的教训,她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想把颐和园的珍宝带走。但此时已有枪炮声隐约传来,时间实在来不及了,于是进颐和园喝了几口延年井的水,无奈地挥了一下手,起身逃命。

八国联军一路血洗沿途各州县,迎接他们的是城头高悬的“拳匪”首级。奉旨与西方列强斡旋的李鸿章已下令对洋兵“持白旗相迎”。不过,进入保定的联军仍将持白旗的清廷官员“枭首示众”,因为他们曾纵容义和团,虽然后来也全力剿杀“拳匪”,但是功过不能相抵。被打了脸的李鸿章还是热脸紧贴冷屁股,命令河南巡抚:如洋兵到豫,丰备牛羊诸品礼貌相迎。他和庆亲王奕劻奉旨回到北京与洋人议和时,卫队被全部解除武装,实际上成为了受到“礼遇”的俘虏。见到各国公使,老哥儿俩没敢表示出一丝一毫的怨怼,反而卑躬屈膝的感谢各国出兵的盛情。

慈禧前脚离开颐和园,沙俄侵略军后脚即攻入。其后,英国和意大利侵略军也破门而进,他们在这里疯狂地掠夺和破坏,能运走的悉数运走,运不走的便打成粉碎。万寿山的最高处是智慧海,今日智慧海墙壁上的无头佛像就是当年联军士兵损坏所致。他们还把这里当做临时兵营,盘桓一年有余。至于在同一时间段死于种族主义排华暴行中的华人,则被完全忽略了。已致一位美国传教士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比起中国最糟糕的义和团的残暴程度来,在基督教的美国城乡中对中国人的暴行,有过之无不及。但是对前者的报复是浩大的军事讨伐和巨额的赔款,而后者则几乎没有一件事受到过惩处。”

想起一则故事。一位食人族的酋长曾就读于西方某大学。学成之日,有人问他:你回去后还会吃人吗?酋长回答:当然,不过再吃人时我会使用刀叉。

联军攻入北京,就像一群强盗站在了被他们打开的宝库前面,整个北京城,包括颐和园被他们任意洗劫。传教士成了侵略军的向导,士兵们爱杀就杀、爱拿就拿,统帅部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洋兵杀人无数,街上尸骸枕藉。他们抓到强壮的华人挖坑掩埋尸体,又将埋尸人尽行击杀,亦埋坑中。当时在北京的英国记者辛普生曾记载他亲眼目击的情形: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一群中国人逃生,其中有兵丁、平民和“拳匪”,法国兵用机关枪把他们逼进一个死胡同里,扫射了约15分钟,不留一个活口。

打着文明的旗号,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抢掠,在北京城又大开杀戒,其实就像那个食人族的酋长,用的虽然是标志文明程度的刀叉,但也无法掩盖其凶残、野蛮的本性。

联军在北京城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对紫禁城却相约不与占领。也就是说,依然承认清朝政府。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廷已是一具无力反抗的躯壳,列强要想瓜分易如反掌。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呢?因为如野火般蔓延的义和团,使他们不得不对瓜分后的前景望而生畏。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前,西方列强还视清廷为障碍,后来他们发现清廷原来是一堵墙,有了这堵墙,他们反倒可以避免风雨的侵袭,获取更多的在华利益。正如曾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所言:“洋人所重者利,所畏者民……自知非仗朝命,无以制中国之民,图中国之利。”

清朝政府也确实没有让他们失望。逃到西安的慈禧命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西方列强乞和,对本来按她的命令与洋人为敌的义和团痛加剿除,惩办了全部主战官员,拆除了大沽到北京沿线的所有炮台,赔偿了4.5亿两白银,发布上谕,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西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慈禧接到奏报,得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内容时,竟然龙颜大悦。因为这个条约尽管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不容,但是没有把她作为“庚子之乱”的罪魁祸首加以惩戒。她心里明镜儿一样,是她下旨向西方11国宣战,是她下令围攻外国驻华使馆和商社,如果要惩治动乱祸首,她自然首当其冲。她在西安终日郁郁寡欢、寝食难安,就是怕洋人盯住她的脑袋不放。现在好了,人家依然承认她的实际统治地位,有这一条就足够了。赔4.5亿两白银算什么?在京城圈定国中之国算什么?自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的12个地方驻扎外国军队算什么?或杀、或流放、或撤职当初主战的100多名王公大臣算什么?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谢罪”算什么?只要不动我老佛爷的项上人头,能让我继续执掌权柄就行!
 
其实,联军在确定需要惩处的清朝官员名单时,慈禧确实名列榜首。议和的李鸿章当然不干,这是他必须坚守的底线。联军的将领们经过反复权衡,也认为李鸿章的意见不无道理,时下只有慈禧可以稳定清朝局面,更好的为列强服务。于是在最后确定名单时把她剔除了,却把瑞亲王载漪列入。载漪何许人也?他的儿子已确立为皇位继承人,位置至尊至贵,可慈禧看了奔儿都没打一个就欣然接受了。只要不要我的命别的一概好说,载漪之子的储君位置自然就吹灯拔蜡了。连拦住她投河的那个辅国公载澜,因为执行她的命令率兵攻打过教堂,也遵照洋人要求,被她一道谕旨发配到新疆永远监禁不复录用。

西逃时慈禧只能坐马车,一路颠颠簸簸,被晃得晕头转向。而且西北大地哀嚎遍野,她有再多的钱财也买不到果腹的食物,竟然用昂贵的翡翠首饰换取过乞丐手里的窝窝头。出恭时连手纸都缺少,有时只能用几片树叶草草了事。1901年9月,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安抚了各国列强,在北京一应事务被妥善打点后,漂泊近一年的慈禧和光绪准备回銮。

这次返京,沿途修建了多处行宫和驿站;所经之路黄土铺路、清水净街,地方官员为巴结她,在接待上竭尽奢华。从保定到北京的一段路,她乘坐的是卢汉铁路公司提供的皇家专用銮驾车厢。虽然以前的老照片有些泛黄,但是这列皇家专列的奢华还依稀可见:金黄色的车厢外表,中间的厢窗泛着白色。车厢外侧还有代表九五之尊的腾龙雕刻纹案。宝座设在宽敞的车厢中部,内壁上挂着皇族专用的丝毯,呈耀眼的金黄色。宝座是宽座的黄绒沙发,上面铺着珍贵的白狐裘皮。宝座后方是一面很大的镜子,上面雕有两条威武英姿的五爪龙。地上铺着当时欧洲贵族中最流行的深红花地毯。当时正值严冬,宝座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烤火盆。该公司被比利时控制,所以提供奢华金迷的皇家车厢,是想获得在中国修建铁路的权限。

本来用不了一个月的路程,慈禧一路游山玩水竟耗时90多天。其排场和阵仗,哪里像一个西逃的“农妇”返京,分明是胜利凯旋的天子回銮。她是刻意为之,她没有战胜任何人,她回来了就是胜利。官员与民众对她的毕恭毕敬、诚恐诚惶与她西逃前没有什么两样,这足以证明,她的权威没人可以挑战。她需要用这一点震慑她的臣民,也需要用这一点向西方刷新自己的存在感。西方诸国也真的暗自窃喜,没有把慈禧当做头号战犯加以惩处。他们惊讶的看到,上百名主战的王公大臣或杀或贬,古老的中国波澜不兴:而一个老太婆回京却可以惊天动地。

当然,慈禧是很记打的。得到西方列强“恩准”回京后,她看到颐和园虽然被洗劫一空,但毕竟没有像上次一样付之一炬,内心竟是一阵窃喜。抓紧修复后,老太婆把颐和园变成了媚外的重要场所。不仅设西餐、奏西乐,家具也是一水儿西洋风格。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这位本来极端仇视西方、曾下令攻打各国驻华使馆的皇太后,必设宴招待各国使节和他们的夫人,满脸堆笑的陪他们赏花、游湖,还颇为感慨地说:“外人皆极尽情理,从前大臣不让我见他们,使早能如此,必无庚子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