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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那些事(连载五)

摄影  许长庆.jpg

侧影(5):1898年的那个夏天

北京。骄阳如火,高大的杨树上,知了躲在茂密的树叶后高一声低一声鸣叫。或许是因其高大而肃穆,颐和园的仁寿殿竟多少有一丝凉意。一位六品服色的中年人紧随太监步入正殿,距离龙椅很远便扑身跪拜,以头触地,诚恐诚惶的恭颂皇帝圣安。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震惊、群情激奋,亡国灭族的担忧不再是杞人忧天。京西的颐和园,有机会见证了一场由光绪皇帝奋力主导的变法悲剧。

历史的时针指向1898年6月15日,光绪下诏变法的第五天,这个叫康有为的人奉旨面君。他有理由忐忑而紧张,一来他官阶低微,时任工部主事,区区小吏。按清朝祖制,四品以下的官员没有资格面君,这也是光绪不在紫禁城而在颐和园召见他的原因,算是非正式会见;二是清廷历来严禁读书人上书言事,他没有想到,自己“妄言变法”不但没有获罪,竟然真的直抵圣听,并得到天子青睐,要和自己当面聊聊。昨天晚上,这个学富五车、收徒讲学,一心想变法图强的清末才子一宿未眠。他曾多次上书光绪请求变法,均受阻未达。他原以为一腔抱负将付之东流,没想到再次上书得偿夙愿,他能不惶恐吗?他偷偷看了一眼高居于龙椅之上的皇帝,那真是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英主。目光睿智,尽是关爱之情;神情温润,满怀期许之色。目光相接的那一刻,犹如电光火石在心中掠过,康有为便下定决心为他赴汤蹈火。

光绪第一次见到了这个闻名已久的中年人。当时的细节史无可考,但是我猜想,变法心切的青年皇帝应该会很礼贤下士的命他平身,甚至走下龙椅以手相搀也未可知。这之前皇帝已经读过了他的《应诏统筹全局析》、《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极为震撼。西方列强对中国瓜分之势漫延,青年皇帝深感变法图强迫在眉睫。

一君一臣,一长一少,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高山流水、凤尾瑶琴,光绪皇帝肯定有“得一良器而用之”的欣喜;康公子呢,也一定会生出“良禽择佳木而栖”的感叹。两人推心置腹、痛陈时弊,描绘宏图、豪情满怀。躬身退出勤政殿时,康有为的身份已经从工部主事变成了总理衙门章京,并获得了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的特权。这之后不到百日,光绪皇帝连下上百道变法求变的圣旨,内容涉及机构裁撤、冗员消减、推行保甲制度、开筑铁路、举办邮政、废除漕运、兴办学堂等方方面面。

那一段时间,整个中国的命运浓缩在了这一座美轮美奂的皇家园林中。变法的指令频频从这里发出;扼杀变法的阴谋也悄悄在这里酝酿。

或许是被压抑得时间太久了,亲政以后光绪皇帝根本没有实权,一些用人行政皆出西后之手,“上继亲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而且,光绪屁颠屁颠跑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要先跪在殿外听候懿旨,如果慈禧不高兴,把“亲儿子”晾在门外一两个小时的情景也是常有的。光绪明了自己的处境,曾向身边的太监发牢骚说,满朝的文武大臣只唯慈禧马首是瞻,皇帝在他们心中的分量甚至还不如李莲英呢!这次变法获得慈禧首肯,并许诺他可以按照自己想法去做,光绪以为“亲爸爸”被甲午一战打得醒过闷儿了,真的支持他大刀阔斧、变法图强呢,便很有一些“海阔从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豪情。其实,开始变法没几天慈禧就逼着皇帝发出上谕,撤了帝师翁同龢的职;让亲信荣禄顶了李鸿章的要缺,掌控了京城防务;规定凡二品以上大员受封必须先向老佛爷谢恩;光绪就应该明白,他的变法不过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要完全受制于老佛爷。可惜,年轻的皇帝太希望有一番作为了,他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改革时弊、以图自强。但在往返于紫禁城和颐和园之间时,眼瞅着“亲爸爸”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不免惊悚战栗。等到他感觉帝位不保、变法将亡时,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弱主、权臣,加上几个挥斥方遒的书生,想改变中国这架破旧马车的走向实在是近乎于妄想。

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以光绪被囚玉澜堂、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慈禧重新训政为标志,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凄怆的一页。

光绪皇帝被囚后境遇凄惨,常常受到太监、宫女戏弄。进膳时,上百道菜日复一日端到他面前,许多菜已经馊了、臭了,根本不能吃。叫亲近的太监开个小灶,还被慈禧严加训斥。庚子之乱时,光绪在西逃的路上常常独守冷炕,有时候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黯然离开人世时,御医周景涛曾入内看脉,只见光绪两眼瞪大,四次用手指口,知道光绪是饿急了,但环顾周围,竟连一口冷粥都没有。稍后,光绪便渐无声息了。

光绪皇帝之死,标志着统治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大幕徐徐落下。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他常年被囚的颐和园玉澜堂变成了一座祭坛,咫尺之地、高墙深锁。半勾残月、几片枯叶是这座祭坛的唯一祭品;它们和深秋的萧瑟与凋敝一起,构成了王朝终结的凄凉晚景。因为这之后,一心主张效仿英、日,实行君主立宪的保皇党人,心中最后那一抹光亮也黯然熄灭了。他们明白,光绪之死不是一个个体生命的终结,而是一种政治理想在中国大地的最后陨落。在光绪的巨大投影中,继登大宝的皇帝很难再具有他那样的政治与社会资源了。

这场变革失败的原因,已有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章。窃以为一是动了慈禧的“奶酪”;二是帝党上下难以同心、干部又不得力所致。

慈禧不是因循守旧的顽固派,她对新生事物并非一概排斥。照相技术传入中国时被认为是淫巧之物,会取人魂魄使人损寿。而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大量照片和底片看,老佛爷留存的数量最多,香水、电灯等舶来品她也照单全收。慈禧也不排斥汽车,只是觉得司机坐在她的前面冒犯了她的尊严,要跪着驾驶才不失体统。从慈禧的政治遗嘱中同样可以看出其极度膨胀的私欲。一是不准重用太监;二是不准女人干政。这两条实在打脸,因为权势熏天的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三个清朝大太监,都是她一手提拔的。而且李莲英官居二品,正式步入大清高干行列,打破了太监以四品为限的祖制。而女人干政,自清朝开国以来以其为甚。这说明,慈禧对重用太监、女人干政的危害心知肚明,可是为了一己之私可以把所有的国家章程全不当回事。慈禧薨逝,不计其数的珍宝随葬微不足道,大清才是她真正的陪葬品。

慈禧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她的价值标准很简单,就是能否满足她对权力的欲望。果如此,她甚至可以在变法的路上走得更远。审时度势,假如康、梁在事关中国前途的变法上,把天平更倾向于慈禧一端,让她能够实际执掌变法帅印,可能就不是康梁出逃,六君子喋血的结果了。可惜,中国皇权的正统观念,加上慈禧、光绪的人性差异,使改革派义无反顾的把光绪当成了变法的旗帜和灵魂。一个自身难保的傀儡皇帝成了改革派唯一的政治资源,他们变法图强的所有主张必须假光绪之手才能得以实施,即便明知道光绪的权力不过是“皇帝的新衣”也不去说破,寄成功于侥幸。

光绪是一位有着仁爱之心的皇帝,15岁时就著文曰:“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日我饥之;一民寒,日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诚尽敬以致之。”不过,光绪皇帝不是洋务派的皇帝,也不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皇帝,作为维新派的社会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处境软弱,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皇帝。准确定位,光绪应该是一个爱国的开明皇帝。他推动变法,固然有清朝国事日危的原因;但很重要的助力,恐怕和康有为“再不变法,皇帝亦死无葬身之地”的警示有关。由于立场的差异和处境的艰难,注定光绪不可能全盘接受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康有为说的“国是”,是效法西方,实行宪政;光绪皇帝的“国是”,依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康有为的许多重要奏议,光绪皇帝经常“发交大臣们议复”,议来议去,或则不了了之,或则议出“变通办法”,弄得面目全非。

况且,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虽然一腔热血,但是行事鲁莽,其变法主张中亦有不少荒谬之见。据说,荣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曾面帝请训,在朝房中问同样等待召见的康有为变法之方。康回答:变法不难,三日足矣。荣禄闻之不解,惊问其故?康有为手一摆:但将二品以上的官尽行杀了,可也。此说是否属实,正史无载,但是康有为的轻狂却是不争的事实。袁世凯就当面向光绪皇帝进言,说皇上睿智英明,身边推行改革的人轻狂毛躁,恐怕会累及皇上。作为当时的旁观者,这话说得不无道理。

年轻气盛的光绪对变法是急于求成,变法成功了,他的帝位就可以巩固。所以,在103天的新政中颁发的上谕竟多达100多道,改革内容涉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连修理街道这样的琐事都有谕旨。只是专制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官员们养尊处优惯了,即便不骑墙观风,执行力也不敢恭维。因为效率低下,光绪一怒之下将六位部长级大员同时罢免,又一下子裁撤了十多处闲散衙门,致使近万人失去公务员待遇,确实有些失之过急;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光绪办事还是很靠谱的。加大变法力度后,新旧矛盾日趋激烈,有一个叫曾廉的举人上书请杀康、梁。谭嗣同闻听后,以“毁谤新政当斩”为由,请求光绪降旨砍去曾廉脑壳。光绪没同意,说:“朕变法图新就是要广开言论,怎么能够以言罪人呢?”随着太后亲政的风声越来越紧,康有为又办了一件冒傻气的事儿:围园弑后。稍有政治智慧的人就不难看出,当时帝、后两党实力悬殊,起兵造反胜算几无,偏偏他又病急乱投医,找了一个两面人袁世凯帮忙,一下子将光绪与慈禧的矛盾激化成水火不容。

做为改革派领袖,康有为确实不够称职。变法之初,他建议光绪下旨,让全国人民剪辫子、穿西装,这不是悬崖上翻跟头——作死吗?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列举他的变法纲领,其中有一条竟是:“大借洋款,以举庶政”,也很令人无语。而且,此君刚愎自用、不善变通。创建强学会时,李鸿章捐银2000两以示支持,康有为却让他吃了闭门羹。后来强学会被清朝政府查封,源自御史杨崇伊的奏请,而杨是李的儿女亲家,难保这背后不是李鸿章的主意。在个人品质上,此公也有瑕疵。他主张妇女平等,一生却妻妾成群;“围园弑后”计划败露后,他脚底抹油跑得比谁都快。在国外他大谈帝、后之间的仇恨,称赞光绪可比尧舜,而慈禧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宫女,祸国殃民、篡权乱政,殊不知,这样就把已陷入囚笼的恩主置于不仁不孝之地,让慈禧确信光绪有害己之心,动了彻底废除光绪的念头。光绪百口莫辩,在被囚的房间里贴了许多向慈禧称臣的条幅,希望能得到“亲爸爸”一丝垂怜,可是慈禧连正眼都不看一眼,无疑和康有为在海外的激烈言论有关。他伪造“衣带诏”,以救光绪为名四处捐款,却将捐来的巨款置办豪宅、厚养妻妾。谭嗣同为推行变法慷慨赴死,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令天下动容,但是在变法中他竟提出过这样荒谬的主张: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不如拿来“分卖”给英、俄两国,卖地得款除了偿还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以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这和那个变法失败后临危不惧、慷慨赴死的谭嗣同简直不搭界。卖国者皆出于个人私利,所以历来卖国求荣连为一体;谭嗣同变法是为了强国,变法失败了,命都可以舍得,完全置个人私利于脑后。由此笔者不由想起大禹。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直是炎黄子孙大公无私的完美典范。可是他却把氏族首领的位置传给了儿子,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的封建王朝——夏。从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把天下都归了自己,这和那个殚精竭虑、公而忘私的氏族首领哪里有半点相像呢?

同属帝党的翁同龢和康有为也因抵牾而生嫌隙。原本翁同龢对康有为赞赏有加,后来光绪皇帝让翁同龢进呈康有为的书,翁同龢却说与康素无往来。光绪心里纳闷儿,不是你当初玩命向我举荐的康有为吗?但碍于翁帝师身份,他虽心中不快,也只是皱着眉头问了一句:为什么呀?翁答:此人居心叵测。帝问:此前何以不说?翁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此书刊于戊戌正月,书中提出的大同思想和民权平等之说为翁严重不认同,据此推论康有为爚乱圣言,参杂邪说,说明他在变法理念上和康有为相距甚远。更重要的是,康乃小小工部主事,居然收徒讲学、一呼百应,也使做为大儒的他心里很不得劲儿。还有一个忌惮,他怕因为当初举荐康有为而被舆论视为康的后台,在帝、后之争中“吃瓜落”。翁同龢的被免职是慈禧对维新派的打击,光绪大约也是借坡下驴,正好在康翁之间做出了选择。

慈禧太后剿灭维新派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志士或被杀、或流亡、或退隐,不少人的政治热情衰退,悄悄收起维新派旗帜,甚至对过去激烈的言论表示忏悔。精英阶层如此,千百年来受封建皇权影响的底层老百姓就更是不言而喻了。戊戌六君子为富民强国引颈就诛,在慷慨赴死的路上,迎接他们的却是吃瓜群众的谩骂和不断扔来的臭鸡蛋、烂菜帮!场景和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被崇祯错杀时几无二致

历史就是一个迷宫,初心与结局往往南辕北辙。那些维新派人士如果真能掌权,以他们的狭隘、偏颇和门户之见,恐怕也会缺乏胸襟和担当,无力医治民族性格中的负面因子,无法解决中国独立自强的问题,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民智不开,冥顽不灵,中国仍然走不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迷局。